导读：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祝贺莫言获奖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我是念文学出身，三十年前对文学创作曾有过关注，写过文章，出过书，有一点发言权。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就没有发言权了。当然认识一些作家，王蒙、王安忆、贾平凹等，有的保持了联系。和莫言认识的很晚，见过，但真正认识，是他调来艺术研究院以后。参加一些会，听他的发言。三年前在湖南召开两岸经济文化论坛，我们都参加了，他对我多所照拂。知道这是一位不威而重的超出凡品的人物。
莫言的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社会经络的痛阈，写出了人性的挣扎与坚韧。他的文学是有力量的。很多作家在生活面前、在现实面前采取的是妥协的态度。但莫言的创作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文学就有力量。包括他早期的创作，以及后来的《生死疲劳》和《蛙》，都是这样的作品。
因此莫言的获奖，毋宁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对诺贝尔奖有各种说法，有多少潜台词，多少潜规则，钱锺书先生甚至说诺贝尔这个人，一生做的两件事都不怎么样，一是发明炸药，二是设立诺贝尔奖。钱先生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大。后来知道，这个话萧伯纳也说过。
但是这一次，这次莫言的获奖，我认为是给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的，是给纯粹的中国文学的。
当然一切荣誉都是外在的，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刚才莫言的发言，似乎有这样的意思。祝贺莫言!为你高兴!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写作思路：可以通过莫言的生活经历，以及莫言的写作历程来进行描述，说一下莫言的特点，和莫言独一无二的风格等等。
正文：
莫言非常重视文学的本体意义，体验性是他乡村写作最重要的特点，这得益于他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他与这无拘无束又“藏污纳垢”的乡间社会朝夕相处，它的魅力与痛苦都深入到作家的骨髓，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
莫言能发现农村不仅有耕种的辛劳还有收获的喜悦；不仅有众所周知的麻木愚昧还有为人不知的真诚纯粹。对此，莫言也毫不讳言自己农民作家的身份，他认为这是故乡血地对自己的一种限制，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物百态就印入了作家的意识，培养了莫言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因此在创作中遇到合适的催生物就容易产生本能的反应，做出相应的情感取向。
莫言通过人建构起来的生活背后表现得也是错综复杂的人性，当这种普世的情感出现异变和扭曲的时候 ，莫言就义正词严地发出了他的批判之声。
在莫言的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作者对历史反人性的批判，莫言笔下的历史多是被解构的历史，是从历史的最直观承受者老百姓的角度来审视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脱去了正史的冠冕堂皇，而多了一些真实。无疑，在莫言眼中荒谬的历史事实是加之在老百姓头上的第一元凶。
莫言是一位从主题形式到语言表达都充满想象力的作家，并且他的想象力不拘于常态，不易于把握，充满了儿童式的跳跃与猎奇性。他的想象只是一件包裹深邃内容的多彩外衣。基于独特的地域文化熏陶和成长环境的影响，异彩纷呈天马行空，就像儿童的思绪不受控制，莫言飞扬的想象力也是不受控制束缚的。
1扎根大地的情怀,使莫言的作品秉承了自《诗经》以来中国文学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2莫言的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3莫言获诺奖 中国文学更要脚踏实地
4衷心祝贺莫言!祝福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住们，女士们，先生们，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节金熊奖。
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评委会。
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
莫言文学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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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
莫言
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
莫言
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莫言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3]
莫言是位伟大的文学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是许多同学崇拜的作家。下面我整理了给莫言的一封信，欢迎大家阅读。
给莫言的一封信篇一
敬爱的莫言老师：
您好!
首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可能您会觉得“老师”这一词已经被用烂了，连某些主持人都能称作“老师”。我觉得，老师这一词依旧还是那么神圣，除了教师之外，那些带给我们知识给我们产生过影响的人都可以被称作老师。
记得自己曾大言过，要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现在这一荣誉被您“偷”走了，虽然没等到自己拿感觉有些“不爽”，但身为中国人，我也实在打从心底为您高兴。初入大学时曾在一次讲座上提问，“中国文学的出路在哪”作为文学爱好者，眼看着中国文坛渐渐衰败心中很不是滋味，或许是经济发展使得人也愈加浮躁、愈加利益了罢。
当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开以后，几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学热，然而，同中国大多数“热”一样，最终还是有冷却的一天。在中国没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纵然中国也不乏优秀作家，但在国际上却难获苟同。很多人觉得您获奖总算替中国出了一口气，看国外那些人怎么嘲笑中国。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获取噱头的话，或许这也是中国难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说句实话，对于您，最初的认识应该停在《红高粱》上，而对《红高粱》的认识又是停留在**里，一来，个人不甚喜看小说，一来看小说也选择短篇，对于长篇可能实在没那么大耐性。之前看过唯一的长篇应该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了，不过这部小说也没看完，现在想想还是哪天再来品读一番。
写信给您这是我始终没预料到的，因为之前没有拜读您的作品，再者，作为一名普通二本大学生中国实在太多，您也不至于抽身看完抽空回复。说白了，这封信乃我们现文史老师的作业要求，话又说回来这位老师还是挺欣赏的，不从世浮沉极具个人意味，于是也产生了给您写信的原始冲动，说不定您不小心看到了，还不小心就回复了。好了，就不继续打趣了，就谈谈一些我对文学的看法吧。
后来我看了一下您的《红高粱》(很荣幸吧，偷笑)，看到“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始开炮——”时，我觉得我是喜欢这类文字的，诙谐中带有一丝坦荡。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鲁迅的文字，那里面也埋着几丝狡黠。看这部书的时候，他们说您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我又找了《百年孤独》来看，在我个人看来马尔克斯使用那么些奇怪的名字(祖父辈名字都差不多)令人不解，但诸如那些奇怪的病状却也十分吸引人的眼球。现在回到您这不作品中来，这其中也不乏血腥残暴场面，同样，您也是用极其冷静的手笔与
审美态度来描绘它们。向来讨厌抗日剧，一来电视作品泛滥、一来文学作品滥觞，而且差不多都局限在一个模式，宣扬如何如何厉害之类的东西。当然，看您这部作品，撇开其它不说，我们似乎可以感觉自己徜徉在某类魔幻小说里面(本来就属于魔幻小说)而把抗日剧情只是用来点缀罢了。
现文史把您归于寻根文学作家类，您的作品也大多有描写自己的故乡高密。在我看来，无论人或事，它总得有根留住，纵然某天我们离乡远去，但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根本。倦鸟思巢，落叶归根。在寻根的过程往往却使人思绪徜徉，可能我们的“根”不是那么美丽，甚至丑陋，而我们却没有理由不去热爱，这点您做的很好。您的“寻根”并非一味热爱，更带有一丝怜爱，您反对传统束缚，自然也为那些被传统束缚的人爱怜。在“奶奶”死时说的那段话，可谓是您自己的一种控诉。
其实我不是很会赞美也不是很会批评，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从作品中找寻一种能够对我胃的感觉，就好比，作家一旦将写的作品发表，那千万读者便成了它的主人，作家最后仅仅只是在一旁看哪位主人合格罢了。
在这里也跟您分享我对文学的看法，文学终究只是文学，她不应该为谁服务，她所能做的仅仅只是不沾受外界污浊之气，而这些又靠文人的自觉维护及政治的放手了。您在《蛙》等作品中所表现的事物让人看到了一种纯文学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希望。
可能您不会回信，你自称“莫言”，要是回信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当然，“莫言”也不至于无言，方便之言，莫不言，依旧期待您的回信。
爱您的读者。
此致
敬礼!
湖南科技学院
中午1101班
李涛
给莫言的一封信篇二敬爱的莫言爷爷：
您好!
去年的一天，爸爸告诉我，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您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您为我们中国添了巨大的荣誉!
莫言爷爷，您是我最崇拜的人，自那天起我就在心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您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杰出的作家，用手中的笔写出人们喜爱的篇章节。
我从小就很爱看书。我的书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如：童话故事、成语故事、 寓言故事……就说今天吧，我一回到家，立刻把作业做完，然后从书柜拿出一本书来看。正当我看得入神的时候，妈妈叫我吃饭，可是妈妈叫了我好几遍，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直到妈妈来把我的书拿走，我才肯去吃饭。
读小学一年级起，我就开始每天写日记，有时只是一两句话。妈妈常表扬我写得不错，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写日记的干劲更大了，现在，我的同学很多都害怕写作文，可是我却喜欢上了写作。我写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华考范文老师也常常拿我的作文在班上范读呢!那时候的我心里总是甜蜜蜜的。
记得一次，我写了一篇叫《温暖》的作文。老师批改后说写得不错，并提出修改的意见。我虚心地接受了老师的意见并认认真真地修改，一遍不满意又再修改第二遍，还请妈妈做读者，直到让妈妈满意为止。后来，老师把我的文章拿去投稿。过了一段日子，我的文章在《东莞少年报》上发表了。我高兴极了，连忙告诉了老师。老师听后，夸奖了我，叫我下次继续努力。
莫爷爷，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还很低，但我一定会为我的作家梦而努力的!我相信我国的小朋友都会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的!当我们的梦想一个个实现了，我们的中国梦就会实现，我们伟大的祖国将会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祝您
身体健康!
你未见过面的朋友：莫悦盈
6月18日
给莫言的一封信篇三莫言,
你好!
这封信写给你,算是一种由衷的表意吧!
午后放假,急匆的赶回,不惜顶着烈日,回家总是兴奋的,只是这种兴奋已渐渐淡化,溶于平淡,溶于一种随意
车在淅沥的雨中前行着,心也随着时大时小的雨滴忐忑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玻璃隔着两种空气,隔着雨滴,隔者两种心情,隔者两个世界繁密的雨脚洒落着,细密的雨珠滑落着,透过模糊的视野,看到仿佛更远,更清晰,更美妙
渐晴,冲出乌云,飞驰!
渡船上,感受着微凉的江风,雨后的阳光是如此刺眼,眯着眼远望着西方,波泠的江水上伫立着一座大桥,远方是扬洒的余辉,雾气渐散,桥的轮廓逐渐显露
晨曦洗去了一夜浮糜,带来了一丝静谧和庄重,扬洒着大地,沐浴着万物,孕育出新的希望唤醒了沉沦的灵魂,那些追随者在这转瞬即逝的圣洁中,净化着心灵,沐洗着罪恶,但却无法阻止那一颗邪恶的种子的萌发
我就是那颗即将萌发的种子!哈哈!(开个玩笑)
言归正传也不知道怎么说,该从何说起,先谈谈我对你的感受吧
恨永远是伴随着爱,恨意味着爱,我恨所以我爱,但永远只是一种缄默的爱,埋在心里的恨,渐渐淡化,忘却需要过程,或长或短,但很痛,痛得令人窒息,难以自拔
烟一只只的点,酒一瓶瓶的灌,醉只是暂时的解脱,轻咳着,塞上耳机,将音量调到极限,沉浸在音乐的麻醉中,时间仿佛被施了魔力,分针在艰难的爬行着,渐慢,似乎一直定格在9点钟的方向上
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征程,可是爱却无法重新开始,坚定的心也随之软化,北极融冰一旦离开了极圈,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惩戒的
我的心在融化,无声无息,如同偏离了航线的帆船,前方的目的地变的若隐若现,直至离开视野
人应该学会善变,但是信念应该坚定,应该有一颗隽永的心,以此来追寻着自己的目标,永不退缩,暂时的改变航线,绕过冰山,绕过浅滩,这一切只是为了最终到达信念的终点
爱情却无法如此,为了爱,彼此应该携手穿越冰山,驶过浅滩,接受时间的考验,彼此的命运系在一起,一旦割舍一方,痛苦的果实永远不会被一个人吞下
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先为他人考虑,学会去关心他人而不是等待别人的关心,爱护,庇佑!
总之,一言以蔽之,心程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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