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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亚罗什著，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和国，2022年1月，476页，108.00元。

阅读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哈劳施(Konrad H. Jarausch)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破碎的生活:官方的德国人如何经历20世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有时候有一种超越历史研究的真实感，因为它讲的是“普通人”的历史反思和现实选择。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魏玛一代”。他们经历了第三帝国、二战、大屠杀、战后重建、冷战的分裂和柏林墙倒塌后的统一与恢复。“当他们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他们以前的热情因看到独裁的真相而破灭。有人忏悔，有人以无知和被蒙蔽为借口，还有人声称德国人也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这本书试图回答: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希特勒的战争和纳粹暴行，他们是如何最终与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权断绝并重新拥抱人权的，从军事入侵者到欧洲的民主支柱。”就这样，一代“普通德国人”的选择、切割、蜕变，讲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所以，普通人记忆中的苦难与选择！

出现了许多重要著作，如尼古拉斯·斯塔加特的《德国战争:一个武装下的国家，1939-1945》，以普通德国人的视角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微观史料和集体心态分析的角度研究纳粹帝国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宋世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索尔·弗里兰德《外化的岁月: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2007年；鲁艳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两位研究者都非常重视从日记、书信、证人证言等原始史料中挖掘信息，从加害者及其亲友的角度分析大屠杀与知识、宽容、冷漠等“全民意志”之间的心理和伦理关系。但在我看来，康拉德·h·亚罗什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有着更为独特的视角和叙事风格。一方面，它的素材来源于众多的自传和回忆录，构成了“内涵大于个人而小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传记”。另一方面，它侧重于特定群体的生活经历与政治选择之间密切关系的分析视角，使其更具历史性。

作为这些个人故事的历史背景，我们并不陌生，但正如作者所说，“听这样的故事可以极大地拓宽我们对20世纪的理解，因为它将普通人重新放入了关于重要事件的众所周知的叙事中。这个角度的反转，不再聚焦于高层政治的过程，而是突出了人性的维度，呈现出一种长期苦难与意外幸福的奇特混合”。也就是贝蒂娜·费尔在书中所说的:“只有复述一个人的个人命运，才能真正理解人所遭遇的千万种不幸。”(同上)今天，人们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了。

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年龄组，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代，魏玛共和国的孩子。从一战结束到世纪末的历史洪流，对他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些自传从他们的视角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统治政权和政治变革联系起来:祖父母记忆中的威廉帝国，一战和战后的混乱反映在父母的斗争中，我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温和的童年，纳粹政治下狂热的少年，二战中战争和暴行的可怕经历，在战败和被占领的艰难时期成年。虽然作者说他并不认为“那一代人有一些不存在的统一性，使他们独特的是私人事务和公共事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引言，第3页)重要的是，“生命阶段和政权更迭之间的这种联系开启了一种新的阐释视角”。(10页)

为了避免视角单一和精英化倾向，作者选择的自传式英雄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希望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还原普通人的心声。另外，这些自传作者都是90年代退休的人。他们写自传的动机，有的是为了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忆，有的是为了说明过去的情况，为那些年的错误选择正名。自传已经成为个人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更何况是对80后媒体对德国人苦难越来越感兴趣的回应，有点通俗史学的味道。这些个人和家族的叙述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文字和图像，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材料。我们对这种类型的自传体写作并不陌生，甚至写作动机都大同小异。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晚年记忆有了类似的个人叙事写作和印刷的井喷。如果能收藏起来，当然是珍贵的民间历史资料。以这些自传作为基本史料，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和纳粹历史研究专家，当然是要警惕问题的。一方面要看到主观性、遗忘记忆、自我辩护、受舆论和议论影响等负面因素；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有反思、忏悔、根据数据修正记忆、呈现前后思想变化等有利因素。“它们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特征，通过后来的反思和评价的镜头来展现以前的事件和情绪。……通过文本呈现和反映的优势，它们弥补了事实准确性的不足”。(第8页)这些是信件或日记等其他材料所没有的。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研究视角是试图自下而上地重建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找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情况和变化。其实就是让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不局限于几个著名的”(Zeitzeugen)，而是通过七八十个故事的相互比较，寻找一种超越个体的模式”。(p. 9)所以，在几个自传故事的交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轨迹的独特性和被时代洪流冲刷改变的共同格局。“他们的交集显示了‘共同经历’，解释了他们的集体反应”。(10页)

与纳粹帝国时期个人记忆中最常见的受害者叙事不同，这些“普通德国人”在自述中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受害的程度无法与“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纳粹迫害对象所遭受的痛苦一百万倍”相比；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自述中，“只是附带提及纳粹受害者的苦难”，很少有人真诚地谈论他们是否也有责任。需要注意的是，书名中的主题词“普通德语”的内在含义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正是本书在我看来值得关注的地方。所谓普通，就是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德国人”这个概念在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政治暴行的叙事中有着更复杂的含义。作者说“个人叙事强调德国人的苦难，会引起争议，让人觉得对受害者的痛苦麻木不仁”。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小说中指出，如果忽视德国人的悲伤回忆，就会被心怀怨恨的右翼所利用(10-11页)，这里的“德国人”显然是与“受害者”分开的。无论如何，选择纳粹政权的“普通德国人”其实是站在加害者一边的，受害者的角色只是后来历史的惩罚。作者指出:“这些故事是弥合破碎记忆的叙事努力。他们一方面标榜自己是受害者以逃脱罪责，另一方面又自我批判地承认犯罪责任，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自传很少描写作者自身的过错，而是充斥着被历史学家长期忽视的关于德国人苦难的惊人故事。关于前线的恐怖，蹲在反[/k0/]洞里，大规模强奸，逃跑，驱逐的报道足够可信，但他们往往不提的是，这些都是之前德国侵略造成的。顽固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会提出相对的解释，‘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被元首出卖了’。更内省的作家会试图考验自己的良心，承认自己至少部分参与了战争和压迫。几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作者甚至会正视自己的罪行，进而表现出赎罪的愿望。”(第12页)这就是书中“普通德国人”的含义。所谓“破碎的人生”，是指他们的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大多数德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破碎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被摧毁得无法修复”。具体来说，一战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造成了许多社会层面的生活断裂；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冲突撕裂了许多家庭，迫使他们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经济不稳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这使得太多的人相信种族主义独裁者的承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和死亡留下了悲痛和绝望；最后，他们逃离或被驱逐出东德，失去了家园，被迫在别处重新开始。(同上)

在那些“普通德国人”中，最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曾经是邻居、邻居，突然变成了纳粹冲锋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冲锋队”已经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阴影，就像那个魏玛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露丝·布尔文一样。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父亲穿着一件棕色的制服，这让他很惊讶。(第62页)作者可能在人们的自述中发现，无论是青年团的制服还是冲锋队的制服，都具有很强的视觉象征意义，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棕色制服如何成为偏袒、投靠他人、在生活中成为帮凶和权力的象征，当然也谈到了这种制服在家庭中造成的分裂。当贝诺·舍甫琴科最喜欢的一位阿姨送给他一件包括一件棕色衬衫在内的青年团队服时，他的母亲对此非常生气，并将队服藏在一个盒子里；同样，当汉斯·斯戈默看到他穿着制服的儿子时，他变得怒不可遏。年轻的汉斯·哈拉尔德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男孩可以穿这些衣服。(第77-78页)不知道第三帝国的服装史研究中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揭示制服是如何让年轻人成为狂热的青年团成员和冲锋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纳粹制服包裹人身体和面部的程度，会相应增加冲锋队的兽性？在学校，身为纳粹党成员的教师经常穿着冲锋队制服，试图向学生灌输种族主义思想(第69页)。不知道这种制服和灌输效应有什么样的联系？但无论如何，制服让年轻人无法选择立场，让穿制服的人更容易内化《希特勒青年团手册》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信仰，让年轻人在砸犹太商店、烧书或破坏犹太教堂时，不再因野蛮暴力而感到尴尬。当然，搭配制服还有更真实的诱惑。1938年，770万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需要数万名领导人来组织他们的活动，从而为积极分子提供了大量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80页)

青年和学历往往是自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曾宣称“谁拥有年轻人，谁就拥有未来”，因此他非常重视向年轻人灌输纳粹思想，培养下一代纳粹领导人。(第65页)在赫尔曼·德布斯的经历中，“国家元首、民族和祖国的概念每天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以此来确认“希特勒及其支持者的一贯正确的形象”。面对如此偏颇的教育，大部分学生都忍不住吸收一些思想偏见。(70页)老师中，还敢有异议的，被监控、审查、降职甚至辞退。那些敢于“巧妙地履行教学职责”的人，为了“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中立但有趣的视角”，也不得不披上伪装。但是，“由于大部分教师遵循纳粹意识形态，对于学生以后的生活，‘学校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非人道行为的标准。”(第72页)应该说“学校教育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不人道行为的标准”才是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在这样的纳粹教育下，年轻人从精致的利己主义发展到良知和人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纳粹教育还成功地利用激动人心的仪式、诱人的郊游、社团表演等活动，让青年学生保持高昂的情绪和审美感受。此外，纳粹教育的高压并没有完全剥夺德国青年追求闲暇、完成学业、参加工作或经历初恋的可能，这也使得对纳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至少表面上愿意服从纳粹的独裁统治和意识形态口号。(85页)所以，回过头来看，大部分作者都会认为自己是被误导的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最小化自己的纳粹程度和对第三帝国的贡献。(94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这些自传中的主人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的政治选择。他们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实际上是由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决定的，他们破碎的人生实际上是被不可避免的政治选择切割和碾压的。从魏玛时期到二战结束，是支持还是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的选择。沉默，顺从，不主动选择，其实也是选择。从结果来看，是选择支持。作者说，支持希特勒的狂热纳粹分子的故事是最难找到的，因为他们不想提自己是帮凶；另外，大部分回忆录都是不关心政治的人写的。让他们骄傲的是，他们通过巧妙的生存智谋，躲过了第三帝国残酷的政治统治。还有一些其他作家是纳粹统治的批评者。他们描述自己拒绝服从的小动作，证明自己并没有失去尊严。(见引言，第4页)但事实上，无论你真的怎么想，总体治理行为中的服从也是一种政治选择。然后就是战后的政治选择。作者说纳粹的战败颠覆了忠诚关系，重新洗牌了人生机遇。一个关键的分歧和选择在于，在冷战冲突中，选择哪一方——选择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重建还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验。选择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受害者和批评者，他们被迫逃离。各种各样的生活故事为历史叙事增添了一条不同的战后轨迹。(同上，第5页)

谈到20世纪德国人的政治选择，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人会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许多关于魏玛时代和纳粹帝国的历史研究都围绕这一主题。在这些研究中，从一战后政治、经济的宏观视角，到政党竞争、暴力政治的发展，都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普通德国人行为选择的研究直到上世纪末才引起普遍关注。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写于1939年初，2000年才首次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许多欧美国家的普通读者心目中，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在今天的中国再次发生。”哈夫纳的《个人回忆》紧紧围绕对纳粹暴政即将到来和现实政治日益恶化的预感和认识，生动真实地刻画了普通德国人面对纳粹政治步步紧逼、全面控制社会生活、残酷摧毁宪政文明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深刻揭示了正是全体普通德国人的心理活动和政治选择，才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可能。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除了屈辱感之外，对时局发展的感觉和判断更直接影响行为的选择。哈夫纳生长在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有着灵敏的精神嗅觉。他不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认为纳粹宣称的目标和意图背后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而是本能地意识到纳粹是他所珍视的一切的敌人。但他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个绝对的错误:他没有看到他们能成为多么可怕的敌人，他对纳粹的邪恶程度了解不够。后来，他意识到“那种态度当时帮了纳粹大忙，今天依然如此”。(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著《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123页)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当晚，1933年1月30日，哈夫纳和他的父亲经过讨论达成共识，新政府有机会制造许多罪恶，但不太可能长期执政。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意识到“一开始，我们都太肯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最坏的情况”。(同上，第127页)除了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之外，其他公民的轻视和确信，无助和无力，确实是德意志民族最大的历史错误。

在书中，作者使用了许多历史照片作为插图，并对历史图像的价值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对自传中包含的许多照片进行跨媒体检查，可以强化和放大这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视角”。“家庭照片形成了一个视觉档案，其中包含了重要生活事件的图像，如出生、坚定、婚姻、退休和死亡。在这些私人照片中，政治逐渐只由希特勒青年团(HJ)中的青少年或成年人，或纳粹制服或国防军士兵的肖像揭示。战争期间，到处都是胜利军队的照片；战败和毁灭的照片要少得多，因为摄影师都在忙着逃跑。战后，西德的形象侧重于汽车、房子和假期等成功的标志，而东德的形象也描绘了党的活动。这些图片记录为书面文本增加了另一个相当无意识的自我描述维度。”(第9页)可见作者对私照中的题材变化是敏感的，用“不由自主的自我描述”来描述私照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是相当准确的。1933年4月1日，纳粹政府宣布，所有犹太商店在这一天必须关门。下图是书中的一张照片，标题是“帝国冲锋队抵制一家犹太商店”。作者在书中写道:“照片显示，身穿制服的冲锋队男子问道，‘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家犹太商店吗？’”(第194页)

“帝国冲锋队抵制一家犹太商店”

需要补充的是，照片中冲锋队旁边的男子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德国人不买犹太货”，右下角犹太人的漫画头像被夸张地刻画出他的鼻子；照片中这些反犹青年男女的表情都是微笑的，这或许也从一个小的方面反映了纳粹反犹初期的氛围。在注释中，作者提到德国历史学家格哈德·保罗主编的《视觉历史:Ein Studienbuch，哥廷根2006》一书，是以图像与历史互证的案例和方法论研究为核心的理论集合。据资料显示，该书重点介绍了欧洲和德国的历史。涉及普法战争、大屠杀照片记录、德国联邦国防军广告、电影中东德历史叙事等话题。历史图像作为重要的史料和独立的研究对象受到高度重视，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历史研究的视觉历史性、可视化等重要问题。

最后，从这些“普通德国人”身上，我想到了那些主宰自己命运的不“普通”的德国人。最近的德国电影《万虎会议》(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2022年1月上映)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讲述了1942年1月20日，一群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柏林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召开会议，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处理”1100万犹太人的实施计划得到了合理、高效和成功的执行。讨论涉及的专业领域包括法律、外交、军事、经济、行政、交通、工业、医学、化学、物理、心理学等。使用的概念是历史、责任、民族、国家元首、定居、治疗、集中、隔离、运输和安排。其实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并不冲突。有些人只是站在法律法定主义或心理忧虑的立场上时不时提出反对意见，目的是如何让泯灭人性的屠杀工程更合理、更高效、更划算。为此，各部门之间的矛盾，责任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成本与投入之间的矛盾等。都在桌面上充分展开，参与者各抒己见，最后可以互相协调，统一安排。但是，不能认为他们脑子里只有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问题只是有限的价值理性和实质正义，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被民族主义和历史意识所压制。当他们私下谈论家庭和亲子感情的时候，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残酷和荒谬。

当然，“普通德国人”的命运与犹太人完全不同，但让他们生活支离破碎、异常艰难的官僚机器，一些关系到他们命运的重要会议和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魏玛的孩子们在生命的最后，以‘绝不允许再次独裁、战争、屠杀’的三重禁令结束了他们的回忆录”。(第376页)可以补充的是，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再召开“万虎会议”。

编辑: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