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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焱业成
1955年授衔时，许光达将军对贺龙元帅说:“我是将军，我以此为耻！如果段老师还在，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将军！”
主席听后喃喃道:“德昌，你要是能活到现在就好了……”彭总听了，一脸愁容，不再言语。贺龙心虚地说:“主席，我是想保护德昌的，可是我做不到……”主席轻轻挥挥手，“我不怪你，我不怪你……”那么，段德昌是谁，谁会让董事长深深感动，让彭总难过，让何总经理黯然神伤呢？熟悉我军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段德昌是共和国第一位烈士，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1933年被冤杀时，任红军第九师师长(军长贺龙)。
人们认为，如果段德昌不是冤死，55年授衔时，他应该是将军，也可能是元帅的重要人选。
和林彪一样，段德昌是黄埔四年级学生。作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他的战功当然不逊于很多将军。
如果不是被冤死，他会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出风头，与林彪、粟裕等人齐名。在“山顶”，他不仅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也是彭元帅一生的指路明灯和引路人。两个人曾经靠着脚睡觉，谈天说地。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彭选择了参加革命。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董事长的“记名弟子”。早在段德昌读高中的时候，他就是来他学校视察的湖南督学主席。专门找他谈话，大大鼓励了他，还送了他一本《新青年》。段德昌黄埔军校也是主席推荐的，主席也是黄埔军校招生办主任。
“中山舰事件”后，由于不喜欢蒋的所作所为，段德昌给蒋写了一封公开信，斥责蒋背叛革命，并扬言要推翻他。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开除了段德昌。这也是江作为黄埔校长唯一一次直接开除学生。
“我不想留在这里，但我想留在这里！”段德昌丢下这句话，转身走出黄埔军校，回到主席身边。主席没有责备他，而是把他介绍到李富春的一个农民车间。1927年，在周逸群的推荐下，段德昌认识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并被贺龙任命为第1师第4团党代表。谁也想不到，从此以后，段德昌和贺龙这两位军事家会并肩作战五年，在后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边区同生共死。南昌起义后，周逸群调任20军第三师师长，段德昌调任第三师任第五团教导员。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舍命掩护周逸群撤退，回到家乡继续革命，受组织委派，在洪湖地区引起波澜。战神的名字在湘西和湖北是崇高的。1931年3月，特派员夏来到湘鄂西边区。这个人是王明的忠实信徒。一到苏区，就撤销了以周逸群为特委书记的鄂西特委，成立了湘西支部，成为书记，掌握了湘西根据地的领导权。在夏时期，王明路线和冒险主义在湘鄂西根据地得到积极推行，他对段德昌所向披靡的游击战术不满。他要求部队打大仗、硬仗，敢于攻占大中城市。段德昌把夏顽固对抗蒋介石的做法，不顾红军实际情况，比喻为“乞丐与龙王争”，多次在各种场合与夏对抗，据理力争。
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现在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段德昌只好把不满憋在心里，在建堡垒到堡垒的工事时不时冷笑。这件事被夏知道后，段德昌立即受到了警告处分。
在夏的错误策略下，湘鄂西边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以惨败告终，三万多人的红军只剩下四千多人。1933年1月，经过3个月的艰苦战斗，失去洪湖根据地的红军回到了贺龙的故乡湖南省桑植县。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实力，主动上书贺龙，希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换取红军占领的桑植县和鹤峰地区。
贺龙、段德昌等人主张在红军目前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获得休息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主张在不损害红军利益的情况下，同意陈渠珍的建议。
夏指责这是“被动的”，“战斗不彻底”，主张“主动进攻路线”。当段德昌说这一仗不能打时，夏反驳说:“人家都说你是常胜将军，面对战争有动机就应该受到军法的惩罚。”
段德昌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解释道:“我不是要动摇军心。目前我军的战斗力实在不堪。现在陈渠珍不清楚我们的现状，所以会主动讲和。如果我们现在主动进攻，不仅打不赢，还会暴露我们的弱点。”夏根本就没听。他迫使段德昌率疲惫不堪、缺枪少弹的红九师向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敌周协清新三十四师进攻。
1月26日，段德昌奉命率领红九师400多名士兵出征。从舞阳关出发，到了桑植，过了赤溪，向桃子溪进发。
桃溪寨由陈渠珍将军周协清镇守，因其身材矮小，绰号“矮虎”。由于陈渠珍未能与红军达成协议，周谢青已经戒备森严。除了碉堡、工事、深沟守卫外，每隔3米加一挺机枪。士兵们每晚轮流巡逻，防止红军突袭。
过了九个冬天，寒风凛冽，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在师长段德昌的带领下，穿着草鞋，每人只带了三五颗丸子和几个生红薯，翻山越岭向陶子溪逼近。
用段德昌的望远镜观察，发现周边清的严密保护让他心中升起一股寒意，又是一场“乞丐对龙王”。他想起了贺龙“出去打，不行就撤”的临别令，对几个团长说，打几枪就好，回来只是作秀，切记不要恋战。几位团长不理解老师的行为。段德昌说不出他在受什么苦，也很难解释。有的团长还是违背了师长的意图，比如25团团长何，趁着黑夜，忍着饥寒，为了补充弹药，抢衣服和食物，用大刀向敌人碉堡冲锋。由于子弹不足，掩护中的士兵无法压制敌人的火力，在强大的火力下伤亡惨重。
段德昌看了看不及格的何，又见何冷汗直冒，心里很害怕，心想老师们肯定会骂他的。谁知段德昌不但没有发火骂人，反而安慰他说:“冰颜，我和你一样，也想得到粮食、衣服、弹药，但是你不能欺负蛮夷。走吧！”
当周协清打扫战场时，他发现进攻的红九师能够适应战斗，并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渠珍。陈渠珍以为大名鼎鼎的红九师、大名鼎鼎的段德昌就这么厉害，于是发兵打退驻扎在桑植城的红七师，占领了桑植县。红军被迫撤退到湖北鹤峰。夏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破坏活动”，继续“清理”和解散红军中的组织。
段德昌再也憋不住气了，指着夏的鼻子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一个人去鄂西闹事，就是为了闹革命。今天，你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你把红军打完了，把苏区搞垮了。红军几万人，你们只剩下几千人。现在你必须解散这个组织。你是英雄还是罪人？我觉得你是个败家子，是个内奸！
宋，师政委贺龙也站出来声讨夏·。当人们愤怒的时候，夏只能压制的怨恨。段德昌继续说:“要清除人员，必须先清除你，然后我们再选举新的书记。”会议结束的时候，夏望着段德昌的背影，狠狠地捻灭了手中的烟头，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3月2日，夏在段德昌出差期间，在金果坪开会。他在会上说，段德昌要带着队伍回洪湖，实现另树一山的目标，他要解决他的问题。会后第二天，红三军通知段德昌到舞阳关参加会议。3月7日，段德昌一到舞阳关，就被负责“肃清”的姜奇(此人是闯入我军的江军特务，曝光后被红军战士砍死)逮捕，关进了一间牢房。
从3月7日到4月30日，段德昌遭受了各种酷刑并被殴打致死，但他从未说出姜奇想要的“罪证”。贺龙来见段德昌，心虚地对他说:“我不是‘整肃小组’的成员，我不守信用。德昌，你还有别的要求吗？”段德昌知道贺龙无奈的处境，对他说:“大胡子，我知道你为难，我不怪你……”贺龙泪流满面。
1933年5月1日，夏召开总会，公布了段德昌的“三大罪状”:一是参加了13人的反夏团体；第二，故意输掉战斗；第三，试图脱离红军。
段德昌瞪了夏一眼，说道，“等你完了，我也来说几句。我就说三个字。首先，当我砍下我的头颅时，我必须说出真相。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历史将来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第二，红军濒临绝境。这里土地贫瘠，人又稀少，没有食物，必须回到洪湖。第三，红军没有弹药。用刀杀了我。宝贵的子弹，留下子弹打敌人。”夏皱了皱眉，示意开枪。随着一声枪响，湘鄂情边上一代赫赫有名的战将突然倒地。段德昌死时才29岁。这个血性的军事奇才，悬赏五万大洋的姜英雄，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红军战士范哲祥同志在1980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位常胜将军，我和他一起当过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他不是被夏杀死的，他很可能就是元帅了。许光达是他的老师(1930年段德昌是红六军团副军长，许光达是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他也是将军。段德昌被杀，召开公审会。当他被枪杀时，许多士兵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因为夏在场。后来贺龙哭了，我们才敢哭。我们突然哭了起来。"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安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种下了29棵代表他年龄的松树。1945年，组织正式恢复了段德昌的名誉。
1952年，主席向段德昌颁发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书。
段德昌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声音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湘鄂西苏区人民，尤其是老洪湖区人民，一直铭记着“火龙将军”的事迹。
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建了一座小庙，供奉他的牌位。小庙里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在他的牌位两侧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为人民而死，虽然他死了；爱洪湖，战洪湖，因为湖在苦难中，精神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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