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也就是二战结束。本文希望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位女性的个人故事。他们的故事曲折复杂，包括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然后加入美国黑人运动的犹太人。有热爱飞行、忠于纳粹政权的德国人；也有日本人在战后沦为妓女为美军士兵服务，却爱上并等了他一辈子…

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忆这场战争，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倾听战争中女性个体的故事？

为什么还要记住这场战争？因为战争的炮火似乎已经远去，它的灾难性后果还没有消逝。动荡的国际局势提醒我们，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出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传递着强有力的信息，将集体的积极记忆转化为精神慰藉，防止类似的动物行为和人道主义悲剧在未来再次发生。

为什么要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因为每个人对战争的态度都是多样而复杂的，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而每一个处在历史漩涡中的普通人都面临着纠结、挣扎、可能决定生死的个人选择。集体、荣誉、责任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例如，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出于信仰、恐惧或无知，有意无意地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治清洗、种族清洗和强制暴力宣传之后，仍有一场秘密的反纳粹抵抗运动在进行。作为犹太人，面对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抗争，有人选择为纳粹效力。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动机。

为什么要听战争中女性的个人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故事已经由男人讲述过了。让我们听听前线女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全新的启蒙。”英国杂志《新政治家》这样说。然而，日本剧作家杉山义也在看到“陪侍少女”(即妓女)精神抖擞地走在大街上后才意识到，“男人战败投降，女人的战斗不是这样的。当他们被打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战斗。”

那么女人的战斗是什么样的呢？

写作|小晏殊

01

集中营里的女孩和与世隔绝的女孩真正能倾听她们故事的女孩

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立陶宛，立陶宛妇女手持鲜花回礼，向她们致敬，为摆脱苏联统治而高兴。一年前，苏联军队进入立陶宛后，社会一片混乱，这里的犹太人如履薄冰，再也不能去犹太教堂。只有朱迪思·梅瑟的母亲不相信。她已经听到了流言蜚语:“他们正在焚烧波兰犹太人。”而身为虔诚犹太人的梅塞尔一家，也经常和犹太同胞一起过安息日。

《时代的女性见证:大屠杀的故事》，雅各布·罗斯著[挪威]，沈开禄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

果然，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不久，纳粹挨家挨户地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赶到一个叫科夫诺贫民窟的地方。当她被带走时，她的母亲正在收拾朱迪思的行李，但纳粹分子进来了，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了出去。她曾经有一头黑发，那是典型犹太人的标志。

和她妈妈不同，12岁的朱迪思有着浅色的长发和蓝色的眼睛。这种类似雅利安人的特征给她们母女在科夫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朱迪思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偷偷溜出隔离区去黑市交换食物，从而缓解了隔离区的饥荒——犹太人区食物匮乏，人们甚至饿到可以吞食草根——有一次，她甚至用一枚钻戒换了五块珍贵的面包，这只是杯水车薪。

在朱迪丝·梅瑟进入集中营之前。

但就是这个浅色的头发，在1944年朱迪思被带到斯图霍夫集中营的时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集中营门口的两个盖世太保笑着扯她的头发，其中一个惊讶地说:“好漂亮的光刘海。我想把这根头发带给我女儿。她一定喜欢，就为了做娃娃的头发。”当她回到母亲身边时，头发被拔掉的朱迪思浑身是血。

朱迪思右边前面的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连衣裙。盖世太保命令她脱掉裙子，但一个新生婴儿从裙子里掉了出来。盖世太保二话没说，抱起婴儿，扔在草坪上。婴儿被严重摔死了。孩子的母亲和朱迪思后来被分配到一个兵营。她总是紧紧地攥着拳头，不肯松手。在拳头里，是一只小小的婴儿鞋。纳粹很快发现了这只鞋，并想将其没收。但是她不肯放手。所以纳粹枪杀了她。

与此同时，在荷兰，纳粹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也在进行中。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时，几乎没有干扰荷兰的正常生活。他们掌握了权力，但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系统的运作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反犹措施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升级:犹太人被驱逐出反[/k0/]收容所，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登记，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才能出行。自1941年2月以来，大规模逮捕真正开始，登记在册的犹太人无法逃脱。

《被隔离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与地下抵抗运动》，作者【荷兰】巴特·范·艾斯，程林译，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

女孩Herschelling de Jong-spiro 193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比朱迪思小三岁，家人经常叫她林恩。与梅塞尔家族不同，德容家族并不是典型的遵守规则的犹太人。是希特勒的出现让他们真正成为了犹太人。

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免受纳粹迫害，1942年8月，林恩的父母将她交给了秘密参加纳粹抵抗运动的赫洛玛夫妇。洛马夫人将把小林恩带到一个非犹太家庭寄养，她将有一个新的身份:她不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来自鹿特丹的普通女孩，她的父母在爆炸案中丧生。

在范埃斯的寄养家庭，林恩愉快地度过了她的9岁生日。她亲切地称范·艾斯夫妇为叔叔阿姨，日子过得很平静，她甚至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妥。直到半年后，1943年春天，警察找上门来，林恩被迫搬家。她被隔离的日子似乎正式开始了。

然后，她在一系列家庭中迅速转手，在一系列房间里短暂停留，有时一夜，有时几周。在鹿特丹的一户人家，出于安全考虑，白天禁止她外出，因此半年不见阳光。不管是在一月还是七月，房间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她不能上学，也没有朋友。因为缺少光照和锻炼，她的腿上出现了黑紫色的硬块，又硬又痒。

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符晓薇在梦中分裂成两个自我:好莲会飞，能跃过高楼，能飞到她曾经玩耍的地方。她依靠自己的超能力拯救动物和人类，事情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坏林恩在一种看不见的焦油中艰难前行，甚至在粘稠流动的液体中向后漂移，带着死去或垂死的动物走向墓地。

朱迪思也需要依靠幻想来度过集中营的日子。有一天，她和妈妈手牵手走进毒气室，却在最后一刻被妈妈推出来。在其他女犯人的掩护下，她逃回了营房，保住了性命。而她的母亲，却消失在毒气室里。毒气外面有两个大木块。纳粹把尸体放在木块上，浇上汽油，焚烧。营地总是充满尸体的臭味。

当被恶臭包围时，朱迪思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闻到了家里的花香，闻到了周五早上妈妈烤面包的香味，更重要的是，听到了妈妈唱着安眠歌的声音。

琳恩不知道也不敢想亲生父母的下落。她很久没有收到他们的来信了。此刻，她仍然有自己的困境要面对。这个寄养家庭冷漠严肃，只有一个叫埃弗特的叔叔敢大声说话，逗得大家笑得像个孩子。埃弗特叔叔最喜欢的林恩经常把她抱在膝盖上，深情地逗她。

琳恩送给生母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是一张画有卡通图案的小瓷砖。一个溺水的人游不到岸边，但一个救生圈向他飞来。下面的瓷砖上写着:“当危险达到顶峰时，帮助就在眼前。”

直到有一天，这份爱打破了界限，带来了危险。他把符晓薇带到床上，打开她的腿，把他的手指伸进裹着内衣的符晓薇的身体。林恩感到一阵疼痛，血流了出来。埃弗特叔叔告诉林恩，“你是自愿的”。之后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每一次，他都强调“你是自愿的”。

这场战争终于在1945年4月结束。相比战争结束，林恩更开心的是逃离了埃弗特叔叔。但同时，她也几乎在心里确认了父母已经去世。今年9月，洛马女士再次出现，带着林恩回到最初的范·埃斯家，把她交给他们照顾。尽管有这么多的家庭，林恩只是把这个地方作为她余生的避难所。

朱迪思坚持到了1944年12月。面对战争的衰落，德国人宣布摧毁斯图斯霍夫集中营。在转移囚犯的混乱中，朱迪思设法逃脱，最后登上了一艘开往丹麦的船。丹麦红十字会的一位女士问她:“你知道这是哪里吗？”朱迪思回答:“是的，这里不是德国。”所以她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此时，16岁的她，体重只有22.34公斤。

主动“回到”范·埃斯家的符晓薇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安全感，反而时常感到被疏远。她还委婉地向养父母通报了自己被性侵的事情，但他们拒绝置评。五年过去了，他们再也没有过一次动情的讨论。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没有人提到它。

林恩和范·艾斯家的其他孩子在1984年拍了一张照片。左起第一张照片是林恩。

一次全家福拍照后，符晓薇偷偷写道，“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不需要我，而我非常需要他们。我意识到我可能比他们爱我更爱他们。”这种焦虑在她心中嗡嗡作响了30多年，终于在范·埃斯先生去世后爆发了:凡·埃斯先生的所有孩子和三个伴侣都列在了有他葬礼事宜的卡片上，除了林恩的名字。不久之后，符晓薇与范·埃斯科彻底断绝了关系。

1992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战争中躲藏的儿童会议，500多名50年前躲藏并幸存下来的儿童聚集在一起。艾德艾德。时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范锡恩也是被孤立的儿童之一。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应该告诉谁？谁能真正倾听我们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但我们——至少我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尽力摆脱了那个故事。”

听到这里，琳恩泪流满面，现场她周围的人几乎都流下了眼泪。

朱迪思·梅瑟来了。

朱迪思在丹麦获救后，意外收到哥哥也生还的喜讯，随后移居加拿大与哥哥同住。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家庭，重新开始学业，热心参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并幸运地遇到了两次马丁·路德·金。从集中营逃出来的时候，她深深意识到，如果黑人的人权可以被践踏，那么作为一个犹太人，她的权利随时都会消失——

“在希伯来语中，我们有一个说法:nekama。不是说‘报复’，而是站在原地说‘我还活着，有勇气反抗一切。’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活着。"

02

两位女飞行员的镜像生活

飞行，为了纳粹的荣誉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作为仅有的两位为纳粹政权工作过的女试飞员，汉娜·莱·齐和梅莉塔·冯·施陶芬贝格在很多方面几乎是彼此的复制品——她们都是爱国战士，都有着对荣耀、责任和奉献的坚定信念。但是，他们对什么是“祖国”的理解不同，加上他们“血统”上的一些差异(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这种差异足以决定生死)，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成为了彼此的对立面。

《风的女儿:二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生活》，克莱尔·马利著，蒋洁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

梅莉塔出生于1903年，汉娜出生于1912年，这是德国航空空时代的开始。接下来的一战给了飞行员新的军事侦察和作战任务。飞行员以自己的荣誉和空的英姿为荣。虽然战败后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解散空军队，销毁军用飞机，甚至停止了发动机驱动的民用飞机的制造，允许制造滑翔机。因此，在战后的几年里，滑翔成为德国年轻人的一项标志性运动。

汉娜出生在赫希伯格山谷，那里天然适合滑翔。巧合的是，梅莉塔也在这里上寄宿学校。这两个女人在同一个长满草的山坡上学会了飞行。到1922年，才华横溢的梅利塔前往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航空空项目，这使他的爱好成为一生的职业抱负。她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学习驾驶发动机驱动的飞机上，并很快拿到了各种类型的飞机驾照；而汉娜则在大学校园的旷课课上学会了驾驶滑翔机，用她精湛而危险的滑翔技巧征服了众人。

汉娜在莫塔诺F滑翔机中，拍摄于1934年左右。

几年后，由于她们出色的飞行技术和特殊的性别身份，关于汉娜和梅莉塔的报道在德国的报纸和杂志上随处可见。人们在空中称赞他们的飞行技术和“细腻”的工作状态，称赞他们的美丽。

到了1930年代，他们的光环终于引起了新成立的纳粹政权的注意。她们都被授予了女队长的军衔(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队长的军衔授予女性)，并肩肩负着特定的爱国政治任务，比如在臭名昭著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表演飞行表演。纳粹无疑希望通过使用他们来赢得国内外舆论，就像他们在柏林奥运会上使用女运动员赢得国际赞誉一样。

汉娜接受媒体采访、拍摄杂志封面、出席官方活动、与各国政要共进晚餐，逐渐成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她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并不介意被利用，甚至乐此不疲，只要利润对她有利。

汉娜的二级铁十字照片。这张照片中汉娜的骄傲和喜悦与拍摄同一张照片的梅莉塔的表情相去甚远。

梅利塔的二级铁十字照片，摄于1943年。铁十字的带子被小心地系在一个小的装饰蝴蝶结上。

对于梅莉塔来说，纳粹政权下的“公共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她的祖父摩西是犹太人，尽管她的父亲已经皈依新教，但家人从未讨论过他们的犹太血统。1935年生效的《纽伦堡法案》已经界定了纳粹政权的反犹性质，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和一系列基本政治权利。梅莉塔一想到自己的名气会导致家人成为舆论监督的焦点，甚至暴露自己的犹太血统，就忍不住害怕。

幸运的是，在德国国航空研究所工作的梅莉塔向纳粹政权证明了她“不可或缺”的价值。1939年二战爆发后，梅利塔和汉娜都决定为德国工作。汉娜已经飞行了许多滑翔机原型，并批准了德国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包括机翼护盾。这种设计使得飞机可以在放置空气球的钢缆之间通过。正因如此，她在1941年成为第一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女性。

凭借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研发和试飞等开创性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梅莉塔获得了一份对她来说更为重大的礼物——帝国家谱局颁发的家谱证书，该证书确认了她的“德国血统”和“与雅利安人平等”的官方地位。“这种特殊的身份救了她的命。”梅莉塔的侄女康斯坦茨后来声称。然后梅莉塔立即为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申请了同样的证书。

骑自行车经过梅利塔机场的容克-87斯图卡，摄于1934年的加托。

从1935年到1941年，大约有1万名德国犹太人申请“与雅利安人平等”的官方地位，但只有不到300人成功获得这一地位。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明随时可以被吊销。梅莉塔意识到她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她自己家庭的安全。为了逃避外界的干扰，也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梅莉塔加倍努力地埋头工作。只有在天上飞空她才能逃离这一切。

虽然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场地飞行，并且是柏林飞行俱乐部的常客，但梅莉塔和汉娜总是互相回避，互相忽视，甚至互相贬低。汉娜认为现在的祖国真的充满了活力，她为祖国应得的荣誉而战。她对此非常自豪。梅利塔更谨慎。传统保守的德国才是她真正的故乡。德国不仅是为了生存而反抗盟军的进攻，也是为了反抗专制和极权的纳粹政权。

因此，当1943年德国在战争中表现出明显的衰落时，这两位女性采取了截然不同但同样激进的方式，为宣誓效忠的两个不同的德国人辩护。

试图帮助德国赢得战争的汉娜提出了“自杀行动”(后改名为“自我牺牲行动”)——她希望飞行员将导弹引向弹着点，而不是拉起飞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最大化导弹命中率。在她看来，包括她自己在内的飞行员“会自愿为一些任务做出牺牲”，“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通过提出这一计划，汉娜无疑成了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的积极帮凶。

“汉娜无条件、无保留地崇拜希特勒，”希特勒的女秘书之一特劳德·琼后来写道。"她疯了，疯狂地准备为元首和他的理想而死。"

梅莉塔转而谈到如何帮助德国结束战争。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冯·施陶芬贝格(Alexander von stauffenberg)出身于德国一个古老而保守的贵族家庭。她的丈夫和兄弟都没有加入纳粹党。到1944年春天，大哥克劳斯甚至是德国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成员。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克劳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和反犹主义，但他的底线是国家不能赞成暴力，而纳粹政府打破了他的底线，背叛了全国人民。因此，他和其他抵抗组织成员共同策划了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而梅莉塔将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驾驶飞机将克劳斯带到目的地。梅莉塔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但是暗杀没有成功。三名军官和一名秘书因伤势过重死亡。希特勒受了重伤，但又活了过来。

失败后，梅利塔并未曝光，继续为德国空陆军进行研发试飞。克劳斯被处决，他的家人和父母，包括梅利塔的丈夫，被送进了集中营。梅莉塔利用工作之便，时不时开飞机给他们带去食物和日用品。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梅利塔在驾驶飞机寻找关押其家人的监狱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汉娜一直活到1979年。战后，从未正式加入纳粹党的汉娜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她一直佩戴着纳粹政权授予的铁十字勋章。她参加了许多国际飞行比赛，写了许多版本的回忆录，但内容从未审查她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也没有谴责他们的犯罪政策。1945年4月，苏军攻占柏林后，汉娜和当时是空将军的格莱姆一起去总理府营救希特勒。目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希特勒还给了汉娜一粒含有氰化物的胶囊以备不时之需。当汉娜在1979年死于“心脏病”时，仍然有人猜测她履行了多年前的承诺，服用了胶囊。

[S2/]03

《陪侍少女》收拾战争残局，承担战争后果的女人[/s2/]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一个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一个叫“玛丽”的老太太比一个当红的流行偶像还要出名。说到“横滨玛丽”，当时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可以聊一聊。摄影师森秀夫甚至走得很远，跟踪玛丽的行踪，以她为主角拍摄了一部摄影集《歌剧魅影:横滨的玛丽》。

"玛丽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Hideo描述道。在他的镜头下，年纪稍大的玛丽背着手，弓着背。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额头到脖子到手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白粉。她的发饰、连衣裙和高跟鞋都是白色的，但她的两个眼窝被大面积的深色覆盖。这个打扮的玛丽，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经常被路人当成一个大娃娃，稍有动静就会突然吓到人。

在横滨，玛丽，由森秀夫。

坐在长椅上的玛丽，由森秀夫拍摄。

玛丽与其说是横滨的一道风景，不如说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记忆。此后，玛丽从事卖淫活动近半个世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天后的8月18日，为了维护日本社会的治安，保护美军登陆后良家妇女的安全，政府下令设立慰安所，成立“RAA(康乐游乐协会)”，甚至大张旗鼓地在银座街头张贴公开招妓的启示录:“告诉新日本女性:作为国家战后措施之一，招募新日本女性参加慰安所和参军的伟大事业。做女文员，18到25岁。吃穿住全包。”所谓“丫鬟”是“妓女”的专有名词。

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相，作者:中村高宽，译者:王忠义，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对于国家的这种迫切需要，一方面，一些女性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向占领军提供性服务，未婚少女很可能会遭到性侵。”；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和亲人的寡妇，为了在贫困中抚养孩子，只能选择出卖肉体。

然而，即使有一些女性的自愿牺牲，慰安所的生意仍然供不应求。一些慰安所门口甚至排起了600人的长龙。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的客人和士兵多达15人，最多时达到60人。一些妇女被折磨致死，另一些则羞愧自杀。美国大兵经常为女人打架，无法执法的日本警察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次年3月，日本政府发布“禁止驻军部队进入卖淫窝点的决定”。成立仅半年，慰安所就面临倒闭的命运。慰安所关闭时有5.5万名慰安妇，最热时有7万多人。他们曾经被称为“性防波堤”和“特别站立队”，但现在他们被遗弃在街头，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变成街头妓女。

她们被称为“连姑娘”，专门接收占领军士兵的连姑娘被称为“洋连”，其中专门接收白人的也被称为“白连”，专门接收黑人的被称为“黑连”，与唯一对象交往的被称为“唯一连”。不同分类之间也有高低之分，“黑伴”是最受歧视的。

而玛丽则是“外国伴侣”，只找军官，而且她还是一段时间的“特别伴侣”。那时玛丽被称为“伯爵夫人”。她高贵的外表和精致的穿着使她在美国军官中很受欢迎，总是有长队来找她的客人。

年轻的玛丽，由森秀夫拍摄。

久而久之，玛丽和一名军官发生了真正的关系，成了他的“特别伴侣”。但是当美国占领结束后，美国士兵也陆续离开日本。玛丽只好和军官分手，目送他登船离开。据说玛丽在横滨待了40多年，却放不下对这位军官的感情。而对方送了她一枚祖母绿戒指，她一直戴在手上，非常珍惜。有一次戒指不小心丢了，她难过得向相熟的美容店老板哭诉。幸运的是，戒指被找回来了。

也有妓女卖掉自己的财产，买一张船票，跟着自己的军官。然而到了美国之后，曾经梦寐以求的浪漫爱情很难有美满结局。要么他们得知曾经对自己海誓山盟的士兵在美国有老婆，只能痛苦地分手；或者说，发现那些曾经吹嘘自己拥有万亩良田和众多豪宅的士兵，其实在一片荒野中只有一间小屋，只能咬紧牙关，相陪着在另一个国度过着艰苦的生活。

选择留下的“伴娘”日子不好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士兵和外国水手等以前的顾客从横滨消失后，玛丽不得不撤退去接待日本客人。虽然市场越来越难做，但玛丽并不做所有人的生意——据说要在玛丽眼里，她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戴眼镜的人聪明，大腹便便的人有钱，皮肤黝黑的人健康。如果这三个条件都不能满足，玛丽根本不会打招呼。在当时的横滨，一个男人和玛丽说话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祸不单行。1980年8月，玛丽经常光顾的吸引顾客的流行酒吧，Isesuke Kimchi Genan's family，宣布停业。三个月后，一场奇怪的大火把这个地方烧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玛丽的家住在吉南家附近。这场大火使玛丽非常焦虑。她想，“如果在她不在的时候发生火灾，烧掉她所有的财物，那就糟了。”从那以后，她开始提着行李沿街走。但是有一天，玛丽的重要行李被偷了。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玛丽还是会善良，有困难的客人不会收钱，甚至不会贴钱。以至于有人笑称她为“圣母玛利亚”。

我年轻的时候是外地人，但是外地人比较少。于是我开始招揽日本客户，最后我开始了这个。她甚至给那些穷人和没钱的人钱。

就这样，玛丽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横滨街头，背着行李，精心打扮，成了著名的都市传奇，也成了横滨一道特殊的街景。除了摄影师森秀夫为她拍摄写真集，她还引起了剧作家杉山义纪的注意，并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舞台剧《横滨罗莎》。

关内礼堂《横滨蔷薇》首映宣传单。

得知玛丽的故事后，杉山义法回忆起年轻时见过的陪读女生。"他们肩上披着披肩，穿着短裙，走在街上……勇敢地战斗着。"看着眼前的景象，杉山有了想法:“战败之后，男人无论如何都失去了思想，因为他们失去了旗帜。当他们被打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战斗。男人战败投降，女人的战斗不是。回到家，我总是要做饭，照顾孩子，照顾婆婆。家务忙的没完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人真的很了不起。”

直到1995年12月，玛丽才离开横滨，住进了家乡的养老院。做了一辈子伴娘的玛丽，已经尽力保持神秘了。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年龄和家乡。在养老院，她的神秘消失了。她没有每天在身上涂厚厚的白粉，只是在见客人时化上适当的淡妆，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一样。玛丽于2005年1月去世，这时人们终于知道了她的年龄:她生于1921年，享年83岁。

作者|肖；

编辑|行走；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