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以后的诗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①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②时见幽人独往来③,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④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⑤〔注〕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初寓居定慧院,五月迁临皋亭本词当作于这期间定慧院：一作“定惠院”,在黄冈东南 ②漏断：指夜深古代用壶滴漏计算时刻③幽人：兼有幽居之人与幽囚之人的意思此当为苏轼自指 ④省：觉察、理解 ⑤宋黄庭坚《跋东坡乐府》评本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词中表现作者寂寞孤高的心情或以为隐射刺时之作,如清张惠方言《词选》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按这是清常州词派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读词方法的先导其体会发挥,已超出原作本意了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①似花还似非花②,也无人惜从教坠③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④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⑤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⑥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⑦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⑧〔注〕①元丰三年(1080)在黄州作章粢,字质夫,作有《水龙吟》（燕忙莺懒花残）苏轼《与章质夫》云：“《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云,亦告以不示人也”宋朱弁《曲洧旧闻》：“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词,命其意用事,潇洒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反觉章词有绣织工夫”张炎《词源·杂论》：“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直是压倒古今” ②似花句：谓杨花既象花又不象花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 ③从教：任凭、不管 ④无情有思：看似无情,却有意思“思”与柳丝之“丝”同音双关此化用杜甫《白丝行》“落絮游丝亦有情”句意 ⑤萦损三句：写柳絮飘飞时引起的闺愁及思妇的娇困情态 ⑥梦随三句：翻用唐金昌绪《春怨》（黄莺）“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 ⑦萍碎：苏轼原注：“杨花落水淡浮萍,验之信然”又其《再次韵曾仲锦荔支》诗自注：“飞絮落水中,经宿即为浮萍”按此为古代传说、诗人想象,不是科学 ⑧清沈谦《填词杂说》评本词：“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咏物”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水调歌头⑴欧阳文忠公尝问余⑵：“琴诗何者为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⑶公曰：“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⑷ 余久不作, 特取退之词稍加＊括⑸,使就声律,以遗之云⑹昵昵儿女语⑺,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儿气⑼,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⑽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⑾,一落百寻轻⑿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⒀,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⒁〔注〕⑴本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苏轼在黄州《与朱唐叔》第二十书云：“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 ⑵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 ⑶退之：唐文学家韩愈的字他有《听颖师弹琴》诗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肯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师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⑷章质夫：即章粢 ⑸＊括：矫揉弯曲竹木,使之平直,或为成形的器具,引申为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词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此指把不入乐的诗改成合于声律的词 ⑹遗(wèi)：给与 ⑺昵昵：亲密貌⑻尔汝：以“尔”“汝”相称,表示关系亲昵 ⑼一鼓：《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填然：形容鼓声宏大 ⑽青冥：天空 ⑾跻攀：攀登 ⑿寻：八尺 ⒀烦子二句：烦劳你手指间弹奏出如风雨般的乐声,使我内心产生强烈冲突冰炭,枚冷和极热的东西,形容感情的反差剧烈⒁无泪句：是说听者眼泪已流尽,比韩愈诗的“湿衣泪滂滂”更进一层西江月①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②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③,把盏凄然北望〔注〕①一本有标题为“黄州中秋”《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说本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宋杨湜《古今词话》谓其末句“北望”为表现作者“怀君之心”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则谓词末两句为抒发“兄弟之情”,“疑是在钱塘（杭州）作” ②夜来二句：谓秋风落叶引起眉上愁,鬓上霜（白发） ③孤光：远照之月光《文选》沈约《咏源中雁》诗：“单泛逐孤光”注：“铣曰：孤犹远也”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⑴江汉西来⑵,高楼下⑶、蒲萄深碧⑷犹自带岷峨云浪⑸,锦江春色⑹君是南山遗爱守⑺,我为剑外思归客⑻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⑼,君休读狂处士⑽,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⑾不独笑书生争底事⑿,曹公黄祖俱飘忽⒀愿使君还赋谪仙诗⒁,追黄鹤⒂〔注〕⑴本词当作于元丰四年(1081),作者在黄州,朱寿昌,安康叔,时为鄂州（冶所今湖北武汉武昌）知州使君,汉时对州郡长官之称 ⑵江汉：长江和汉水 ⑶高楼：指武昌黄鹤楼 ⑷蒲萄：同葡萄,喻江水之澄清李白《襄阳歌》：“遥年历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⑸岷峨句：岷山和峨嵋山融化的雪水浪花 ⑹锦江：在四川成都南,一称濯锦江,相传其水濯锦,特别鲜丽,故称杜甫《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 ⑺南山：终南山,在陕西,朱寿昌曾任陕州通判,故称遗爱,指有惠爱之政引起人们怀念《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闻郑子产卒时“出涕曰：‘古之遗爱也’”⑻剑外：四川剑门山以南苏轼家乡四川眉山,故自称剑外来客 ⑼《江表传》：晋虞溥著,其中记述三国时江左吴国时事及人物言行,已佚,《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多引之 ⑽狂处士：指三中是祢衡他有才学而行为狂放,曾触犯曹操,曹操多顾忌他才名而未杀后为江夏太守黄祖所杀不出仕之士称处士 ⑾空洲两句：鹦鹉洲,在长江中,后与陆地相连,在今湖北汉阳黄祖长子黄射在洲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当即作《鹦鹉赋》,故以为洲名唐崔颢《黄鹤楼》诗：“芳草萋萋鹦鹉洲”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诗：“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为此词用语所本 ⑿不：据《全宋词》补⒀曹公句：权势人物如曹操与黄祖也都已一闪过去 ⒁谪仙：指李白⒂追黄鹤：赶上崔颢的《黄鹤楼》诗相传李白登黄鹤楼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见《唐才子传》）后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即有意追赶崔诗的水龙呤⑴闾丘大夫孝终公显⑵,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 觉而异之, 乃作此曲,盖《越调鼓笛慢》公显时已致仕⑶,在苏州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⑷,佳人半醉危柱哀弦⑸,艳歌余响,绕云萦水⑹念故人老大⑺,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⑻云梦南州⑼,武昌东岸⑽,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⑾,也参差是⑿〔注〕⑴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作 ⑵闾丘孝终：安公显,曾任黄州知州⑶致仕：退休,把官职退还政府 ⑷使君：汉时对州郡长官之称,此指闾丘⑸危柱句：指乐声高而有感染力危,高柱,乐器上弦柱,可以旋转,将弦绷紧或放松此指把弦柱拧紧,使发音高昂 ⑹艳歌两句：谓歌乐余声萦绕云水面而不散 ⑺故人：老朋友,指闾丘 ⑻五湖三句：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在来吴之后弃官携带西施从五源离去五湖,约指太湖区的湖泊⑼云梦南州：指黄州,在古云梦泽之南唐杜牧《忆齐安郡》诗：“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 ⑽武昌东岸,也指黄州,武昌,今湖北鄂城,在长江南岸,黄州在长江东、北岸 ⑾端：真,特地 ⑿参差：约略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满庭芳①蜗角虚名②,蝇头小利③,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④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⑤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⑥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⑦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注〕①本词当系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时作 ②蜗角：极言微小《庄子·则阳》谓在蜗之左角的触氏与右角的蛮氏,两簇常为争地而战③蝇头：本指小字,此取微小之义 ④些子：一点儿 ⑤百年里三句：语本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⑥能几许三句：意谓计算下来,一生中日子有一半是被忧愁风雨干扰 ⑦苔茵两句：以青苔为褥席铺展,把白云当帐幕高张定风波①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②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④,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⑤〔注〕①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作 ②沙河：苏轼《书清泉寺》：“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余将买田其间” ③芒鞋：草鞋 ④料峭：形容春天的微寒 ⑤潇洒：指风雨近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此足微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浣溪沙①·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②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③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④〔注〕①元丰五年(1082)三月在黄州作 ②游蕲水三句：蕲水,县名,在今湖北浠水苏轼《书清泉寺词》谓自己与庞安时（善医而聋）“同游清泉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水（晋书法家王羲之）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是日剧饮而归” ③子规：杜鹃鸟,传为古代蜀帝杜宇之魂所化,啼声悲凄,常令羁旅之人引起乡愁 ④黄鸡：唐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此句翻用其意爱国人士 事迹(短)对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诗风的一种评语，谓前者轻佻，后者俚俗。“元轻白俗”。元诗“轻”大概指有些作品“轻佻”、轻薄,如《会真诗三十韵》等艳情诗,这是中唐文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另外可能也与《莺莺传》 (又名《会真记》)的影响有关。“白俗”指白诗通俗平易。 同意这个《会真诗三十韵》: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栊。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帝宫。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警乘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李肇提出元稹诗章“*靡”，那么“*靡”的本义到底是什么呢？元稹诗章“*靡”又是指什么呢因为诗章既包括内容，又包括语言形式。说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歌的内容，还是指元稹诗歌的语言，亦或是兼而有之？由于元稹曾作过“艳诗”，并且影响很大，人们首先把“*靡”和“艳诗”的联系起来。如周勋初先生就认为：“说元诗‘*靡’，主要指内容而言的；……可见十体之中，五、七言今体艳诗和五、七言古体艳诗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以《国史补》中标举‘*靡’二字，用来概括元诗的特点。”[1]周勋初先生又引杜牧《李戡墓志铭》中李戡的话加以强调。按周先生之意，元稹诗章获得“*靡”声名乃因为其“艳诗”，“*靡”乃针对元稹诗的内容而言的。 要弄清元稹诗章“*靡”的具体内蕴，不得不提到杜牧、李珏，因为除了李肇的评价外，唐杜牧和李珏也都曾评价过元稹的诗章，并且，杜牧、李珏二家的评价一出，后人往往引用他们的话来贬低元稹的诗。杜牧、李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评价元稹的呢？他们的话真的能够用来说明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的内容吗？如若“*靡”不是指元诗的内容，那又是指什么呢？ 为此，有必要就李肇、杜牧、李珏与元稹的关系做一番考论，看看实际情况若何；再就“*靡”的具体义蕴作一番溯源性探析，再看看元稹同时代的人及后人对元诗的评价；由于人们易把元稹“艳诗”与“*靡”挂起钩来，因此，同样有必要对元稹“艳诗”的实情作一番考证；最后就元稹诗章的语言实际情况作一分析，以明确“*靡”的具体所指。 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李肇、杜牧、李珏对元稹诗歌评价实情考辨 首先考察李肇对元稹诗歌的评价。 李肇，史书记载不多。我们从现存资料可知其与元稹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在朝廷做官。考察李肇与元稹的关系，李与元相互关系还不错，或许还可以说李肇与元稹是相知的。何以见得？这可从元稹密友李景俭“醉酒骂宰相”一事的前因后果中探知。 长庆元年（821年）二月，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穆宗常向元稹“访以密谋”，深得宠幸，随时有升任宰相的可能。（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元稹与裴度有隙——由于长庆元年的进士考试被段文昌告以不公，元稹、李绅、李德裕赞成重试，经是年四月白居易、王起的重试，裴度的儿子裴撰被黜落；裴度是宪宗朝功臣、元老、宰相，十分恼怒，以此裴度怀恨在心。——十月，裴度劾元稹交结宦官，“挠乱国政”，元稹罢翰林学士，为工部侍郎。元稹密友李景俭为好友元稹的遭遇鸣不平。“其年（长庆元年）十二月，景俭退朝，与兵部郎中冯宿，……司员贺外郎李肇，……同谒史馆独孤朗，乃于史馆饮酒。景俭乘醉诣中书谒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颖名，面疏其失，辞颇悖慢，宰相逊言止之，旋奏贬漳州刺史。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2]（P4456）（《旧唐书·卷171·李景俭传》）“贬司勋员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坐与李景俭于史馆同饮，景俭乘醉见宰相谩骂故也。”[2]（P493）（《旧唐书·穆宗本纪》）当时白居易做中书舍人，上《左降独孤郎等状》为独孤朗、温造、李肇、王镒鸣冤。两个月后，即长庆二年二月，元稹出任宰相，立即召回李景俭，复为谏议大夫；李肇虽未被召回，勋位却得到升高，任中散大夫。（见白居易《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镒朗州刺史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独孤朗、温造、王镒等为元白好友，李肇与之饮酒并同被贬，可知李肇同情元稹并且与元稹友善；元稹作宰相，李肇马上得到升勋的好处，须要指出的是，“升勋”发生在被贬的两个月后，这也能说明元稹与李肇即使不是相知也是同道之人。 既然元稹与李肇乃同道之人，很难令人相信他会特意批评元稹的“艳诗”，并把元稹诗章“*靡”之“*靡”当成后人望文生出的含义“*秽靡烂”。 考诸史实，元稹在元和间已获得“元才子”的称号，但元稹获得“元才子”的声誉并非仅其“艳诗”，据元稹元和十四年写给当时宰相令狐楚的《上令狐相公诗启》可知，给元稹带来声誉的主要是其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五年间作出的长篇排律与写景抒情的小碎篇章。《旧唐书·元稹传》也说：“稹聪警绝人，……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意亦贬江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往来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元稹的长篇排律与写景抒情的小碎篇章，很多是抒发自己的高洁志趣、贬逐的忧伤及朋友之间的友情，是这些感人的诗篇让元稹获得崇高的盛誉。就连令狐楚在读了元稹进的诗歌后，就“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李肇岂能避开这些事实，独批评其“艳诗”。如果元稹的声誉来自其“艳诗”，并且其“艳诗”“*秽靡烂”的话，宰相令狐楚岂不会以“伤风化”为由治元稹的罪吗？如不治罪，宰相就失职了，令狐楚担当得起失职的责任？正因为元稹的声誉不来自“艳诗”，宰相令狐楚才会“深赏”之，才会有令元稹给他献诗的要求。 既然元稹的传闻天下的并且让时人摹仿的诗篇是那些“状咏风态物色”的“小碎篇章”和抒写“流离放逐之意”的“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的长篇排律，李肇独拈出元稹的“艳诗”并加以指责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再则，如果说元诗“*靡”是指其“艳诗”并且“*靡”的含义是“*秽靡烂”的话，就不符合李肇对元和文坛的整体风格的评价即“尚怪”了；因为“*靡”的含义若取“*秽靡烂”的话，“*靡”二字是“尚怪”二字无法概括的，“尚怪”显然没有包含“*秽靡烂”的意思。 因此，李肇的元诗“*靡”说是否指元诗内容就值得一问，或者说，我们还不能轻易断定李肇的“*靡”说是指元稹诗歌的内容。我认为元诗“*靡”应当另有所指。 再看杜牧对元稹诗章的评价。 杜牧（803—852年）对元稹诗章的评价特低，认为其诗“纤艳不逞”、“*言媟语”。首先要指出的是，杜牧对元稹诗章的指责是杜牧倾泻他对元稹的私恨，是因党派斗争的缘故而作出的不真实的评价。凭何而知？先看杜牧在开成二年(837年)作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其中写道： “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3]（P88） 刘熙载《艺概·诗概》言：“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4]（P64）（笔者按：《唐书·白居易传》指《旧唐书·白居易传》）刘熙载认为杜牧的话是文人相轻的结果，这还不准确，实际上，是因白居易做诗《不致仕》讥讽杜牧祖父杜佑，杜牧耿耿于怀，借李戡之口，主要是发泄对白居易及白的友人元稹的不满及仇恨；这种发泄是巧妙的（通过李戡之口说出），因这时白居易还健在，不过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元稹已于六年前（831年）去世了。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完成于元和五年暮春之前，其五《不致仕》写道：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白居易《秦中吟》一出，影响很大，“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6]（白居易《与元九书》）不过，白居易也没冤枉杜佑，据《旧唐书·杜佑传》[7]（P3978）载： 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69岁） 元和元年(806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卦岐国公。（72岁）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诏杜佑每日入中书视事。（73岁） 元和七年(812年)，被疾，六月，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78岁） 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薨，寿七十八，废朝三日，册赠太傅。（78岁） 按礼制规定，大臣年满七十应该主动退休，杜佑年高而不退休（直到七十八岁高龄，去世前五个月才因病离职），贪恋禄位，不仅白居易不满，裴度也曾借给高郢写致仕制的机会讥讽他。据中唐李肇《唐国史补》“高郢致仕制”[8]（P40）载：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期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高郢元和五年九月致仕，杜佑此时年已过七十五，还在执政，因此被裴度讥讽。 白居易做诗讥讽杜牧祖父杜佑，杜牧岂能不知。因此，杜牧是借李戡之口来发泄对白居易的愤怒，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诗风相近，同在元和、长庆文坛享有盛誉，同遭指责；所以，周勋初先生把杜牧的话用来证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的内容是不公正的。有趣的是，李戡的话却说明了元白诗的流传广，影响深。 （上引李肇《唐国史补》“高郢致仕制”这则材料显示，李肇从裴度的制文中看出裴度在讥讽杜佑，并把这一发现以正史补的名义写入《唐国史补》，还可以说明李肇与元白都对“年高而贪恋禄位”的杜佑都很鄙视，也间接表明李肇与元白相善。李肇与杜牧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骂元白。） 杜牧对元白的指责还当与牛李党争有关。据《资治通鉴》卷244载：“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9]《新唐书·杜牧传》：“牧字牧之，善属文。……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10]牛僧孺为牛党的领袖，杜牧做其属官，自然也就卷进了牛李党争，在这种情况下，杜牧对属李党的元稹以及元稹的朋友白居易（白居易倾向与牛党）也就不会有好的评价了。 当然，元稹也确实作了象《春晓》、《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那样的艳诗，白居易也作了一些艳诗，如 《长恨歌》、《和梦游春一百韵》。元白好作爱情题材诗，好作艳诗，是受了当时市民文学的影响，不过，元白诗也只是刚露出了一点市民文学的苗头，那些被指责的庸俗的色情描写是少的；元白“艳诗”中的用语或许还可以说是含蓄的。元白充满“*言媟语”的艳诗毕竟是少数，更何况元稹作艳诗，本在风教。 杜牧指责元稹诗“*言媟语”，当然是针对元诗中的艳诗而言的，前面已说过元稹充满“*言媟语”的艳诗只是少数，杜牧不顾及“元和体”中那些优秀的诗歌，不顾及象《连昌宫词》那样的杰作，咬牙切齿地说，“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借李戡之口说出的一席话，能不让人觉得他是在发泄私恨吗？杜牧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同时也让人觉得他缺乏君子风度。按照杜牧的标准，他自己的诗作不是也有一些充满了“*言媟语”吗？也应当“用法以治之”。 当然，平心而论，杜牧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元稹的《会真诗》铺叙了性爱内容，可以说是“*言媟语”，我想说的是元白的诗可以指责的是少数，杜牧的话过分了。 李珏对元稹诗歌的评价又如何呢？ 李珏（784—853年），文宗开成年间宰相。李珏对元稹诗歌的评价如同杜牧对元稹诗歌的评价一样，很低。李珏认为元稹乃“轻薄之徒”，其诗好“摛章绘句”。与杜牧对元稹的讥讽情况相似，李珏对元稹人格的污蔑和诗歌的鄙视是牛、李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的表现。 据（宋）王谠《唐语林》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11]（P149）条载：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李珏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 有人认为“摛章绘句”、“聱牙崛奇”指韩愈的“奇诡”与孟郊的“矫激”，“讥讽时事”指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作的讽喻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元和体诗”引李珏的话,他在“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之后注“此指玉川子《月蚀诗》之类”[12]（P349）。卢仝《月蚀诗》虽有“聱牙崛奇，讥讽时事”的特点，但李珏特别提到“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考虑到元稹、白居易乃元和文坛的主盟，“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元和体”确肇始和形成于元白，因此李珏所说的“轻薄之徒”是指元白，“轻薄”乃是对元白的攻击。 李珏为什么要攻击元白呢？原来，李珏的话也含有党争的火药味。《新唐书·李珏传》：“李珏字待价，……珏以数谏不得留，出为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书记。还为殿中侍御史。宰相韦处厚曰：‘清庙之器，岂击搏才乎？’除礼部员外郎。僧孺还相，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及李宗闵以罪去，珏为申辨，贬江州刺史。……开成中，杨嗣复得君，引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固言皆善。三人居中秉权，乃与郑覃、陈夷行等更持议，好恶相影和，朋党盖炽也。……”[13]（P5360）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雅相善”。由此可知，李珏属于牛党，并且是牛党重要人物。据《旧唐书·李绅传》：“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 因此，元稹乃李党人。李珏属于牛党，自然也就对“元和体”的代表、李党人物元稹持否定态度。李珏反对文宗立“诗学士”，目的乃防止李党人物借机主政。可见，李珏的攻击夹杂着党争因素。 李珏指责元稹诗歌“摛章绘句”，倒也看清了元稹诗好雕琢语言的特点。在语言上的雕绘本也是元稹所长。 据以上考证可知，李肇的元稹诗章“*靡”说不大可能是指责元稹的“艳诗”；个人的恩怨，党争的激烈是造成杜牧对元稹作出不公正评价的缘故；李珏的指责夹杂着明显的党争的因素；因此，杜牧与李珏的话不应当用来作为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的“艳诗”的理由。 二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 ——“*靡”的含义溯源及元稹同时人与后人对其诗的评价 先看“*靡”的含义。 据《辞海》（1989年版）可知，“靡”有①倒下②奢侈③华丽等意思。与“靡”结合的常用词语，如“靡丽”，奢侈，华丽；“靡曼”，美丽；“靡靡”，行动迟缓，柔弱，富丽。 “靡”用来修饰文学作品，是“美”的含义。如陆机《文赋》云：“言徒靡而弗华。”五臣注：“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华也。”[14]（P51）“诗缘情而绮靡”，“绮靡”之“靡”也作美丽讲，诗歌因情而生，当然要求文词鲜艳美丽。《诗品》评宋征士陶潜(372—427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15]“清靡”是说陶潜诗“清新美好”。《诗品》评鲍煦：“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元之靡嫚。”[16]“靡嫚”也指辞采美丽。《诗品》评江祀诗“明靡可怀”，“明靡”乃明媚美好意。 据《辞海》（1989年版）可知，“*”有①浸*②长久③沉溺④邪恶等意思。与“*”结合的常用词语有：“*巧”，过于奇巧而无异之物；“*祀”，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祠”，滥建的祠庙；“*辞”，夸大失实之词等。 “*”用来修饰文学作品，多做“过分”讲。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艳，倾炫心魄，……斯鲍照之遗烈也。”[17]“雕藻*艳”是说辞藻过分美丽，并未含太多贬义；虽说是“鲍照之遗烈”，但鲍照（414—466年）的诗用的词是优美的，“为诗欲词格清美，当看鲍照、谢灵运。”[18]（P66） “*”与“靡”连用来修饰文学作品，当指辞采过分绮丽。其实，用“*靡”来形容某人的诗章，不是始于李肇，钟嵘就用过。钟嵘《诗品》评齐惠休上人： “惠休*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9] 钟嵘《诗品》卷下在评价齐的另七位诗人时提及惠休： “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殆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 （梁）沈约(441—513年)《宋书·徐湛之传》曰：“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20](P1847) 钟嵘所评的“齐惠休上人”也就是沈约提及的“沙门释惠休”，惠休本姓汤，字茂远，宋孝武帝（454—465年在位）命始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钟嵘对惠休的评价是“*靡”，沈约的评价是“辞采绮艳”；又惠休可和鲍照匹敌，而鲍照为诗“词格清美”，可见“*靡”应等同于“辞采绮艳”。 因齐粱才大规模兴起宫体诗，沈约被称为宫体诗的“始作俑”者，惠休诗歌在大明、泰始（457—472年）年间获得“美文”声誉时，沈约才二十多岁。由此可见，惠休诗“*靡”并非因“宫体艳诗”而得。 所以，“*靡”是可单用来修饰辞采的，意即“辞采美丽”。 “*靡”最初是用来形容诗歌的语言美的，为什么我们一见到李肇评元诗所用的“*靡”，就立刻把它等同杜牧所说的“*言媟语”呢？李肇评元诗所用的“*靡”二字不应等同杜牧所说的“*言媟语”；元诗“*靡”是指元稹诗章辞藻绮丽。 说元诗“*靡”是指元稹诗章辞藻绮丽，这还可以从元稹同时代的人及后人的评价中得知。 下面看看元稹同时人与后人对元诗的评价。 元稹诗章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元稹被推为“元和主盟”，《旧唐书·白居易传》：“若品调律度，扬搉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有人赞美元诗“有风骨”重风教的，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连昌词》似胜《长恨歌》，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 但人们赞美的焦点却在元稹诗歌语言的优美上。如： 刘禹锡称赞元稹诗： 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 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 ——《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 白居易赞曰： “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 ——《〈放言五首〉序》 “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 “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 “收将白云丽，夺尽碧云妍。” “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 ——《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 ——《酬微之》 韦縠赞曰：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 [21] ——《才调集序》 李恒赞曰： “(元稹)游戏资身，明经筮仕，累应科选，盖振芳华。茂识宏才，登名曹董之列；佳辞丽句驰声谢鲍之间。……”[22] ——《元稹同州刺使制》（《全唐文》卷六十四） （宋）曾巩也曾赞元稹诗，据潘淳《潘子真诗话》载： “南丰先生、曾子固言阿旁宫赋。……又言《津阳门诗》、《长恨歌》、《连昌词》俱载开元、天宝间事。微之词，不独富艳，至‘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委任责成，治之所兴也。‘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险诐私谒，无所不至，安得不乱。稹之叙事，远过二子。”[23]（P303） ——《潘子真诗话·杜牧赋元稹诗》 （宋）洪迈赞曰： “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元稹《连昌宫词》）。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 [24]（P675） ——《容斋五笔·卷四·作诗旨意》 刘禹锡赞元稹诗章有如“锦绣堆”，“文章似锦气如虹”；白居易对元稹诗章倍加推崇，“句句妍辞缀色丝”；韦縠说“词丽而春色斗美”，元诗美丽的词句艳如五彩斑斓的春天；李恒赞元稹词美可比谢灵运、鲍照；南丰先生、曾巩（子固）说元稹诗“富艳”；宋洪迈说元诗有“丽句”。由此可见，元诗辞藻的优美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 又如晚唐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一文中所赞： “余常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喻，谓之闲适。即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25] 此段话也含着这样的重要信息：元稹诗章语言“靡”、“丽”。皮日休指出当时人只知道学习元白语言的“靡”“丽”却失去了其“立教”之旨，所作诗只是虚得“元白体”之名，并且损害了“元白”之名；元白诗章不仅在于立教——政治与思想道德教化，而且“词”雍容宛转。皮日休说的“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明确地说的是元稹诗歌的语言具有“靡丽”的特点，皮日休和元稹生活的时代接近，其说当值得可信。 唐李商隐的一段话也可证元稹诗歌语言“绮靡”的特点。李商隐（813—858年）在《献侍郎钜鹿公启》中曾说：“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因元稹曾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杜甫推崇备至，“推李杜”者自然指元稹等人，“怨刺居多”指元稹的新体与旧体乐府；“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沈佺期、宋之问完善了律诗，元稹擅长律诗，并开创了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可为“效沈宋”者，“绮靡为甚”是说元稹的律诗语言特别美丽。 总之，元稹的诗显示出了他高超的语言艺术，元诗词句优美，得到时人及后人由衷的赞赏。“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名不虚得。 三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论元稹的“艳诗”与教化 元和十年（816年），元稹三十七岁，他在四川通州给白居易写了一封信,名《序诗寄乐天书》，书有言： “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 元稹艳诗现存的主要有《有所教》、《离思五首》、《白衣裳二首》、《杂忆五首》、《恨妆成》、《闺晚》、《会真诗》、《梦游春七十韵》、《古决绝词》、《刘阮妻二首》等。韦縠《才调集》共选诗一千首，选元稹诗五十七首，其中就包括前面列举的二十二首，韦縠乃晚唐人，元稹艳诗的精华当保存在《才调集》中。后人可以由《才调集》推知元稹艳诗的主要情况。 元稹艳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女子的外貌、神态、气质，意在干教化；二是大胆写男女性爱，数量少，似乎仅有《会真诗》，但却格调高雅，艳丽而不邪。 试看元稹的第一类艳诗：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有所教》 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 ——《离思五首》之二 红罗着压逐时新，杏子花纱嫩曲尘。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 ——《离思五首》之三 雨湿轻尘隔院香，玉人初着白衣裳。半含惆怅闲看绣，一朵梨花压象床。 ——《白衣裳二首》之一 藕丝衫子柳花裙，空着沉香慢火熏。闲倚屏风笑周昉，枉抛心力画朝云。 ——《白衣裳二首》之二 山榴似火叶相兼，亚拂砖阶半拂檐。忆得双文独披掩，满头花草依新帘。 ——《杂忆五首》诗之四 春水消尽碧波湖，漾影残霞似有无。忆得双文独披掩，钿头云映退红酥。 ——《杂忆五首》诗之五 芙蓉脂肉绿云鬟，掩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 ——《刘阮妻二首》之二 以上是近体诗。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 满头行小梳，当面我心中的美好家园、最让我感动的***员、历史人物征文500~800作文怎么写？1)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 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 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仪式，表彰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是一位华裔，此人就是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显然，对陈瑞钿来说，此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 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它收藏有美国各种飞机300余架。其下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专门收集和展出美国空战英雄的事迹。但入选该馆的空战英雄，必须具有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战绩，经该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评选之后，才能被授予空战英雄（ACE）的头衔。顾问委员会则由现役和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军事专家、航空专家组成，其中还有一名已退休的英国空军元帅，共120人。 在今年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四抗日空战大捷”的日子里，美国舆论界就陈瑞钿荣获空战英雄一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对其英雄事迹和坎坷人生进行了介绍。例如象美国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星岛日报》、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等。1998年8月14日版《国际日报》撰文称他是“中国战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一位空战英雄”；《世界日报》在刊登他在广东空军的戎装照时，称他是“中美共同的空战英雄”、“永远令人景仰”。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华侨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战功卓著1932年，年仅19岁的陈瑞钿怀着满腔热血，返回祖国。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四”空战。两天后，他驾驶美制“霍克”双翼战斗机，击落了日本的“三菱”轰炸机，首开了自己击落敌机的纪录。在1937年至1939年间，他共击落敌机六架，并协助僚机击落敌机三架。在空战中，他骁勇奋战，敢打敢冲，其座机曾三度被敌机击落，但都跳伞成功幸运生还。其中有一次，当他的座机被击中后，他奋不顾身驾机直冲敌机，将其撞毁。他自己则是在座机失去一个机翼的情况下成功跳伞生还的。另一次是在1939年秋任空军副大队长的陈瑞钿，曾两度率机掩护苏联援华空军轰炸昆仑关一带的敌占区。在12月27日邕宁附近上空的战斗中，中方参战的3架飞机与日本10多架战斗机遭遇，经过长达1小时的激烈空战，中方共击落了3架敌机。在战斗中，陈瑞钿的座机油箱不幸被敌机击中起火，自己全身也着了火。他带火跳伞，为借助高速气流吹灭身上的火焰，他跳伞后并未及时开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直到快着陆时才开伞，虽然跳伞成功，但面部和全身上下仍被大面积烧伤。他的英雄事迹当时被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战鹰”（Chima's Warhawk），同时还被编成美国英语课外读物《中国战鹰》出版。美国于1946年发行的《真正英雄的真实漫画故事》（RealHeroes，True Stories in Comics）系列丛书，在当年3－4月出版的第13期，以《真正英雄的动人故事》（Thrilling Stories abourReal People）为题，介绍了他的抗日战绩和不平凡的经历。为纪念他1937年以相对落后的双翼霍克战斗机击落日本先进的三菱九六式单翼轰炸机的战果，美国著名画家罗伊·格林内尔（Roy Grinnell）还专门作画表现了当时激烈的空战场面。据说，好莱坞一**公司还有意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去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博物馆将他评选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早的空战英雄，也在情理之中。在表彰仪式上，他被称为“美国第一位二次大战的空战英雄”。 经历坎坷陈瑞钿，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江村，父亲是华裔母亲是秘鲁人。1913年，陈瑞钿出生于美国俄勒岗州的波特兰市，早年就有志于飞行事业，所以在高中时期，就靠打工挣钱来学习飞行。在日本入侵中国时他就取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1932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波特兰市华人决定派遣志愿军回国参加抗日空战，当时陈瑞钿已从当地华人创办的美洲航空学校毕业，他便志愿与来自俄勒岗州、华盛顿州、加利弗尼亚州的13位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了志愿军，其中还有一位女青年。 陈瑞钿一行乘船首先抵达上海，但竟未被国民党中央军收留，当年11月，他便辗转到广州陈济棠麾下，参加了广东空军，不久便分配在广东空军第六飞行队，军衔少尉。1935年，他被派往德国学习战斗机飞行和战术回国后晋升为中尉。1936年7月，因陈济棠投归南京政府，广东空军随之被中央收编，陈瑞钿则被分配在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任战斗机飞行教官。同年10月任驻广东空军第3大队17中队中队长。 1938年夏升任少校中队长。 1939年又升任第3大队副大队长。 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到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战斗他在华东、华南、中南地区执行过多次截击、护航等任务，参加过著名的杭州笕桥大捷、武汉大空战和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陈瑞钿在昆仑关战斗中，因座机油箱起火被严重烧伤以后，因交通不便，整整用了三天才被送往柳州医院，当时面部伤口已感染发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不能得到很好治疗，以后又辗转香港、衡阳，最后经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帮助，才于1940年返回美国就医。在美国，他的面部虽然经过五年的整容治疗但并不成功。他不顾面部已扭曲变形，于1945年初又返回祖国，在驼峰航线执行空运任务，继续为抗日贡献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则转任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1949年夏天，他回到波特兰市并于1952年在当地一家邮局从事信件整理、分发工作，直至1983年退休。1997年9月3日不幸病逝，享年84岁。 陈瑞钿前后有三位夫人。第一位是爱国华侨伍月梅，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外交官员伍迁芳之女。她是在广东读书时与陈瑞钿认识的。在一次日本飞机夜袭柳州时，为救丈夫，她扑伏在丈夫身上不幸被弹片击中遇难陈瑞钿与伍月梅育有2男。开始第二位是他在美国纽约的五年治疗过程中认识的一位护士**，美国人弗朗西斯·梅尔道克（FrancisMurdock）。1945年，由于陈瑞钿出院后又返回祖国抗日，所以他们从此分手。两人育有一女。 第三位夫人叫杨瑞芝，是上海人。她是在中国航空公司作地勤服务工作时与他认识的，于1948年结婚。他们育有一个男孩，现为美国国务院驻新加坡的一名外交官。 陈瑞钿现共有子女4人、孙子10人，曾孙1人。 名列榜首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坎坷经历极大地震动了另一位美国空战英雄，他就是肯恩·杰恩斯特（KenJernstbt）。 肯恩·杰恩斯特是美国空军志愿援华飞虎队飞行员，他在退伍以后曾担任俄勒岗州参议员30多年。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日作战中，他取得了摧毁12架敌机的辉煌战绩（空中击落日机5架，击毁地面日机7架）。因此，他早就获得了美国空战英雄（ACE）的头衔。 在陈瑞钿1940年乘机返美就医时，他也搭乘同一架飞机，两人因此相识。他自己虽然已功成名就，但当他了解了陈瑞钿作战英勇无畏、战功卓著和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他认为，陈瑞钿无疑是美国二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为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陈瑞钿在空战英雄榜上无名打抱不平，并竭力向空军博物馆顾问委员会推举陈瑞钿入选空战英雄榜。 但是，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后，而陈瑞钿在1940年已返回美国就医，而且，当时陈瑞钿参加的不是美国空军，而是广东空军，所以迟迟不能认定。 其实，长期以来，国民党空军的态度也很令人失望：首先，把怀着以航空报效祖国到上海投军的陈瑞钿拒之门外就不应该；其次，对有如此战功的陈瑞钿不宣传、不表彰，原因是陈不是嫡系中央军而是广东空军。前台湾空军总司令赖名汤上将在谈及此事时，就曾说：陈瑞钿是陈济棠的广东派系军队，非属中央军，虽打下多架日机，但不算数。真是荒谬！ 经肯恩·杰恩斯特坚持不懈地奔走、游说，顾问委员会终于以陈瑞钿是打击同样的敌人，美国空军飞虎队早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前就已在中国战场与日作战，陈瑞钿本人也是美国公民为理由，接受了杰恩斯特的推荐在评选过程中，杰恩斯特也极力坚持陈瑞钿才是第一位击落日本飞机的美国英雄。因此，陈瑞钿的名字才在1997年刻在了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的英雄榜上，正式被评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第一位空战英雄。此次与他同时被评选列入《美国空军战斗英雄名人录》的还有另外七位美国空军英雄。 陈瑞钿是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的，原打算亲自到场参加表彰仪式，不幸的是，就在举行仪式的前一个月零一天与世长辞了，而由他17岁的孙子代他出席了这次盛会。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华人和新闻媒体更是关注。新闻界除广为宣传报道外，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还准备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拍摄成专集，并有意将当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空战英雄们拍摄成系列专题片。为此，他们特地委托美国硅谷专家叶晨晖博士帮助寻找、收集有关陈瑞钿生前的资料，特别是面部毁容前的照片，以及其它英雄的资料。 叶晨晖先生对空战历史颇有研究，去年他曾经通过华文媒体（见本刊1997年6月号《巴伯的在华奇遇》一文），并经过湖南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终于在今年初找到了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救过美国空战英雄巴伯的两个恩人。巴伯在那次遇险获救之前，曾驾机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见本刊1997年6月号《谁击落山本该水落石出了》一文）。 徵集陈瑞钿生前资料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以后，不少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叶晨晖先生很快就找到了现居住在波特兰市的陈瑞钿少校的遗孀杨瑞芝女士，并有幸见到了她珍藏的陈瑞钿初入广东空军时的英俊戎装照，以及《中国战鹰》一书。香港行政长官退休后待遇范仲淹-人物生平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生于徐州。父亲范墉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为其第三子。范仲淹出生次年，父亲病逝，谢氏贫困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朱姓人家，自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刻苦努力读书，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范仲淹珍惜书院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之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 、《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终于见到真宗皇帝。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便暂以疏懒饮宴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范仲淹在任期间，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后来，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范仲淹自幼多病，晚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范仲淹此时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此时他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师德感人小故事前任行政长官离任后3年内会受到离职后就业规管。第1年，前任行政长官不能从事任何工作或参与商业活动。第2及第3年，在展开任何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前，必须事先徵询一个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如前任行政长官在这3年期间是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委任，或从事学术或慈善机构的工作，则一概可以获得豁免。前任行政长官会获提供前行政长官办公室。协助进行推广和礼节性的工作。行政支援。汽车连司机的运载服务。前任行政长官也可以享有礼遇安排和医疗及牙科福利。视乎香港警务处的评估，前任行政长官亦会获提供特别保安服务。2005年6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决定原则上接纳「行政长官报酬及离职后安排独立委员会」于2005年6月9日提交的报告。委员会由黄保欣担任主席，委员包括郑海泉、廖柏伟和梁国辉。一次性付有一百多万，看你那位的官职去到哪里了，如果肩上有花的话，几百万都不出奇。香港在职时需要每个月扣除强制性公职金（每个月最多不超过2000元港币），雇主也要出相同比例的钱给雇员。这笔钱每个月就会给强职金管理公司（如银行、证券公司等）去投资。直到你退休后可以选择一次性或多次性提取使用。算算一个人如果20岁开始工作到60岁退休，他大概可以存到190万左右。但40年后的的190万元可能兑现在的钱来讲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么从60岁到一个人离开的那一年能否依靠这钱过日子呢？有人算过到时候大概可以够养老10-15年。一般都会一次性付。扩展资料：香港警察退休金多少香港退休金有多少钱？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将由目前的3355元/月，提高到每月3573元。调整从1月开始补发，8月底前发放到广大企业退休人员手中。法律依据：《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销安排）（修订）条例草案》第六条，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对冲”安排，这意味着香港退休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鉴史问廉第六集律令之矩解说词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　　为了苦孩子，甘为骆驼　　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 律令之矩 内容简介 　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贪污腐败，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见证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都出现过科学规范的廉政立法，制定过行之有效的廉政法令，出现过许多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完善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从秦汉到明清，法律对贪污腐败的惩处越来越严厉;而越来越严密系统的法律，也成为惩治贪腐的有力武器。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珍贵财富。 　《律令之矩》以历史朝代为序，从惩治贪污贿赂等相关的法律制度入手，形象、生动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挖掘其中的经验教训。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北宋以来，人们在每一座官署衙门都会看到这座叫“戒石坊”的牌坊，上面刻着北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个字就是《戒石铭》，北宋灭后蜀以后，宋太宗赵光义鉴于后蜀政治腐朽、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下令将这16个字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以警醒各级官吏。 　千百年来，矗立在衙门的戒石坊，提醒着每天从这里出入的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是天理和国法都难以容忍的行为。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贪污腐败，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见证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 第六集 律令之矩 　解说词：在安阳殷墟出土的这些戴着木制手铐的陶俑直观地告诉人们，在3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束缚犯罪者手脚的械具。历史学家们认为，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监狱和司法制度。从此之后，不论是作奸犯科，还是贪赃枉法都会面临法律的惩处。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贪官是谁呢 　公元前531年，一桩突发事件震惊了晋国国都新绛。晋国掌管刑狱和审判的最高官员、代理司寇羊舌鲋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杀死，杀死羊舌鲋的是晋国的贵族刑侯。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有身份的贵族做出了这样激烈的举动呢事件缘于一件久拖未决的土地纠纷案。案子的主角是晋国两个很有地位的人物，一个叫刑侯，一个叫雍子。羊舌鲋受命接手此案时，雍子抢先获得了消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羊舌鲋。于是羊舌鲋不问是非曲直，强行把刑侯的田产划给了雍子。刑侯一怒之下，拔剑杀死了羊舌鲋和雍子。 　羊舌鲋被杀，一时成为晋国最大的新闻。晋国的权臣韩宣子把羊舌鲋的哥哥叔向叫来，问他怎么处理。叔向引用夏朝法官皋陶制定的法典道：“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昏、墨、贼，杀。”韩宣子接受了叔向的意见，杀了刑侯，同时认为羊舌鲋因为贪婪被杀，死有余辜。于是，羊舌鲋已经冰凉僵硬的尸体被拉到闹市枭首示众。 　羊舌鲋身为代理司马、代理司寇，不能以身护法，反而以贪坏法，卖法纵贪，被定罪为“墨”，“贪墨”一词也来源于此。羊舌鲋就这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据法典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贪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成伟：“这个案例就树立一个典型，如果从贪污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凡是贪赃枉法者，严重的应该判处死刑。就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以后就这么办。” 　解说词：羊舌鲋的遭遇告诉人们，最晚在春秋时期，官员贪污犯罪就会受到国家法度的制裁。不过，两千多年前的法律条文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后世的人们已经很难触摸到远古的历史细节了。 　湖北省荆州市，一座有着2600多年的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3年冬天，荆州地区博物馆在荆州市城南的张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汉初年的古墓，出土了一大批极为罕见的汉代竹简。很快，这个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同期声·讲解员)：“这个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小型墓葬，这个墓葬出土了大量竹简，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其中的法律，它有篇题，称为《二年律令》，根据考证这个二年是西汉高后吕雉执政的第二年颁布的律令。……” 　解说词：经过学者们的整理，西汉时期的法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部名为《二年律令》的法典中，有这样的表述：“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也就是说，如果官员收受贿赂，要按照盗窃罪从重处理。这部律令规定，窃取国家的财产价值十金就要被判处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成伟：“十金就是一万六千个铜钱，或者叫一万六千文钱，这就是一个标准，凡是贪赃枉法达到一万六千个铜钱的时候，一律处以死刑。以后历代都参照这个标准来执行，那么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就是处理贪污犯罪要依法进行，要按照法定的数额来进行，而不是贪了就判处死刑，不是这样的。” 　解说词：据《汉书·薛宣传》记载，汉成帝时期著名的廉吏薛宣在担任郡守的时候，有人举报池阳县狱掾王立接受囚犯家属的贿赂。薛宣立即下令严查。最终查明，原来是王立的妻子接受了囚犯家属一万六千钱，不过王立本人并不知情。但事发之后，王立感到既惭愧又害怕，遂自杀以明心迹。汉代惩治官员受贿法律的威慑力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268年，西晋王朝颁布了一部重要的法律《晋律》。这部法律把官吏贪赃枉法与不孝、谋杀等罪行并列，并明确规定这些罪行不能赦免，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第一次。将贪污列为不赦之罪，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晋律》还规定，官员贵族犯罪可以用爵位和官位来抵罪。这种做法被后世的法律定为“官当”。“官当”被后来许多朝代的法典沿用了下来，这无疑是一种制度化的腐败。 　在法律面前，官员贵族和老百姓是不平等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官员贪赃枉法可以减免或者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公元6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震动了唐朝都城长安。宰相李义府为死去多年的祖父迁坟，王公以下各级官员都赶来参加葬礼，从灞桥到三原70多里的道路上，前来送葬的队伍络绎不绝。而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葬礼背后，是李义府的大肆敛财。据史书记载，一场葬礼下来，李义府共到收钱财20万贯。在李义府为官期间，不仅他本人贪得无厌地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整个家族都利用李义府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招摇撞骗。一时间，李义府家门庭若市，简直成了拍卖官爵的交易场所。 　南京大学教授钱大群：“皇帝有一次就找他劝诫，根本还不能说是批评，而是劝戒他。说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妻子，都不守法律，在外面干了好多违法乱纪的事情，你这个事情要收敛收敛。想不到李义府因为有武则天皇后给他撑腰，当时他脸红脖子粗的，就对皇帝说什么，谁跟你讲的这些事情皇帝说我已经出面讲了以后，你还要问谁给我讲干什么这个时候，李义府竟不买皇帝的账，站起来，大摇大摆地也不行告别皇帝的礼，就出宫而去。” 　解说词：最终，在越来越多的弹劾面前，皇帝下令彻底调查李义府。公元664年，因为贪腐而落网的李义府和他的儿子、女婿，一起被流放了到边远地区。几百年后，李义府的故事被史官记入史书，李义府就这样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贪官。 　在唐朝法律《唐律疏议》中，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非常严厉，官吏一旦贪污受贿就会被取消一切特权。法律规定正七品官如果贪赃枉法，违法收入达到月收入一半的就要被处以极刑。这部法律还规定，官吏贪赃枉法，一律禁止通过官当等制度减免处罚，对官员贪污腐败惩处的力度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唐律疏议》还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唐律疏议》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为“六赃”，在“六赃”中，除了“强盗”和“窃盗”，其他“四赃”都属于官员贪腐犯罪的范畴。分别是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和坐赃。 　湖南大学教授贾玉英：“这个法规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基本上全盘接受了唐朝的‘六赃’罪的规定。另外明朝也有‘六赃’，当然明朝的‘六赃’和唐代的‘六赃’划分的形式不一样，分类不一样了，但是‘六赃’的名称依然存在，所以中国古代惩治贪污受贿这个法规在唐代比较完备。” 　解说词：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初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这种盛世气象和法治局面的开创与形成，与统治者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不无关系。 　每逢重要节假日，在河南内乡县衙总会上演这样一幕大戏。这出根据历史真实复原的演出，高潮部分是为一块名为“三院禁约碑”的石碑揭碑，并由县令向人们公开宣读碑文的具体内容。 　(同期声·演员)：“驰驿一切往来冠盖，坐司小忭，俱有定则。京堂科道，官轿一乘，膳银二钱五分。部属中行，官轿一乘，膳银二钱。本省两院出巡，上馔一桌，定银三钱。遵将条议款项刊刻石碑，永为遵守。……” 　解说词：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内乡知县易三才拟定了三条禁约和一条接待过境官员的具体规定。第一条禁约是，禁止滥用应付，也就是禁止随便供应。第二条禁约是，禁止前站勒索，也就是禁止打前站的对驿站进行勒索，如有违犯，允许驿站直接禀报县官究查治罪。第三条禁约是，禁止矿税差使牌外横索，即矿监、税监差使的人不得享受不应该有的待遇。还有就是，饩廪通义成规，对驿站招待各级官员的用餐和出行标准，作出详尽的限额规定。禁约在整饬吃喝奢靡之风，提倡小官敢于告发大官的正义行为方面，规定的具体而又严厉。 　内乡县衙博物馆退休人员刘鹏九：“三院禁约碑是1985年在我们内乡菊坛公园出土发现的。据考证，这是目前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全国仅此一份。” 　解说词：离“三院禁约碑”不远的这组建筑，就是内乡县衙监狱，人们在这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古代监狱和刑法的严厉。除此之外，这里还展示了明太祖朱元璋为惩罚贪官而设置的种种刑罚，用来警示教育县衙里的各级官吏。 　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故事，也被记入了史册。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广东番禺县有一姓罗的富户人家，娶了明开国大将永嘉侯朱亮祖的女儿，罗家的兄弟们倚仗着朱亮祖的权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番禺知县道同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处理，把人犯抓了起来。让道同没有想到的是，朱亮祖竟然派兵丁抢走了罪犯。道同非常愤怒，在给明太祖朱元璋的奏章中详细报告了朱亮祖的诸多劣迹。不料，朱亮祖却抢先一步向朱元璋弹劾道同对长官狂傲无理。当朱亮祖的奏章抢先送到朱元璋手中之后，他随即派遣使臣去广东传旨处死道同。使臣出发后，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京师，朱元璋立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他又派遣使臣日夜兼程前往广东赦免道同。但是，当第二位使者到达番禺时，道同已经被处死了。 　朱元璋非常悔恨自己错杀了忠直的知县，对朱亮祖的诬告更是恼怒异常，立即下诏命令朱亮祖父子回朝。朱亮祖来到南京之后，朱元璋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处死，并亲自动手结束了朱亮祖父子的生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成伟：“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接过了元朝的烂摊子，他采取了重典治国的路线，他在位三十年，洪武三十年，制定了两个比较有名的法律，一个是《大明律》，一个是《明大诰》。大诰是什么呢大诰就是朱元璋在处理案例，他的怎么个处理方法，他有哪些训令，另外呢它对于某些问题的所发布的一些指示等等，用三年的时间把它汇集在一起。” 　解说词：《大诰》的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中80%以上的条目都是用来约束和治理官员的。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大诰》的法律地位远在《大明律》之上。 　《大诰》还赋予百姓监督官员的权利，一旦百姓们发现地方吏员有扰民害民和贪污等犯罪行为，可以手持《大诰》将他们直接押送京城交由皇帝本人审理，任何人不得阻拦。《大诰》还允许老百姓从官署小门冲进去抓走为非作歹的胥吏，直接送到京城法办，沿途官员不许拦截。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可谓绝无仅有。 　《大诰三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常熟县民农民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一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顾英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忍无可忍的陈寿六带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县衙，将顾英五花大绑捆了起来，直接扭送京城。在临行之前，陈寿六让乡亲们找来了《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陈寿六把顾英押到京城后，朱元璋直接将顾英打进大牢。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陈寿六等人，而且还赏赐陈寿六钞30锭，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又专门发布谕令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类似于陈寿六这样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者，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的重典治贪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据清代官修的《明史》记载，朱元璋大力惩治贪腐，让明朝初期吏治清廉的良好风气持续了100多年。明初六十年的廉吏有100多人，占整个明朝时期廉吏的六分之五。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对明初吏治的评价是：“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之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明史循吏传》当中有一段话，这段话说到，一时世风丕变，无不洁己爱民。说一时之间，官场的风气变了，大家无不洁己爱民，出了很多清官。所以明朝它为什么可以延续270多年这样一个江山，和明朝初年建立这种制度，和祖宗留下的这个家法，是有直接关系的。” 　解说词：朱元璋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建文皇帝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今后官员和老百姓犯罪的，法官一律要按照《大明律》来审判。《大诰》就这样被废止了。 　公元1425年，明宣宗朱高炽发布诏书宣布，今后禁止老百姓擅自将官员押往京城告御状，违者一律治罪。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高压线就这样逐渐松弛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官员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人亡政息的故事又一次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上演，整个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多在开国之初的几十年里政治清明、官员廉洁。但这种局面往往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而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于是，腐败就成为一个王朝的不治之症。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今天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王府。这座位于北京闹市区的庞大建筑群占地近千亩，原来是和珅的私宅。1776年，得到皇帝赏识的和珅刚刚担任军机大臣，就开始修建这座豪宅。1799年，和珅被皇帝下令革职抄家，抄得家产总值约合白银11亿两。和珅从政29年，却攫取了相当于整个清政府15年收入的财富，这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呢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宏杰：“和珅几乎掌握了全帝国所有的中高低官员的命运，他就收入了大量买官的钱，同时和珅他长期掌管着户部、内务府，包括很多税官，那么这些经济部门往往都有巨大的灰色收入，这是他发财的第二个渠道。那么第三个渠道是他经营了好几十种行业。所谓的自营收入，就是用钱来生钱，这也是他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说这几项加到一起，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富。” 　解说词：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去世。3天之后，大权在握的嘉庆皇帝立即将和珅革职软禁。这一年正月十五日，嘉庆皇帝公布和珅21条罪状。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们意识到，和珅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这一天是元宵节，明白自己来日无多的和珅面对皎洁的月光，写下了两首绝命诗。其中一首是《狱中对月》：“夜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3天之后，嘉庆皇帝派人给和珅送来赐死的诏书和一条白绫。或许是一种巧合，与和珅这个清朝第一贪官的死亡相伴随的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谢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腐败，它并不是说到王朝的后期，王朝要灭亡了才出现腐败，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出现过腐败，或者说严重的腐败。像和绅就是一个案例，封建的法律不仅管不了君主，也管不住君主身边的人，历史上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像和坤这样的贪污，他是有深刻的这样一种制度背景。” 　解说词：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的这一片区域，曾经是明清两代顺天贡院所在地。几百年间在这里举行过上百次科举考试，无数读书人和官员的命运也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被改变。 　1858年10月22日，这一天三年一度的乡试落下帷幕，在顺天贡院发榜。不久，鉴于这次科考的顺利完成，咸丰皇帝下旨将主考官柏葰升为正一品大学士。然而，就在柏葰高兴地接受同僚们祝贺的时候，议论和不满却在京城迅速蔓延开来。原来，士子们在看榜的时候，发现一个名叫“平龄”的京剧票友出现在其中。按照当时的规定，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能参加科考的。御史言官孟传金向咸丰皇帝上奏章说，此次顺天科考存在舞弊现象，应该深入调查，追究责任。很快，咸丰皇帝下令彻底调查，晚清第一大案被揭开了盖子。 　随着对平龄考卷的调查，牵出了50多本有问题的试卷，柏葰直接卷入舞弊的证据也渐渐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葰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葰同意调换罗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鸿绎向柏葰、浦安行贿。 　承审该案的亲王大臣，依据《钦定科场条例》写出奏折，“比照交通嘱托买关节例，拟斩立决”。咸丰认为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同意将他“斩立决”。于是，收了16两银子的主考官柏葰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是中国科举史上因舞弊而被处死的职位最高的官员。在这之后，科场舞弊明显减少，科场风气焕然一新。 　在明清两朝发生过很多次科举舞弊案，但都在皇帝的过问下迅速告破。几次科场舞弊案都有高官的人头落地，这比处理普通的腐败案件要严酷许多。那么，皇帝用这些贪官的头颅和鲜血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其实科举是沟通了，按阶层论的话社会上下阶层，所以寒门可以出贵子的，他甚至是保证了两千多年儒家社会持续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为什么呢当一个社会的时候上下隔绝的时候，最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一种方式，而上下能够沟通的话，就可以通过改良和改革的方式，而上下沟通的当时的唯一方式就是科举，如果在这里头有腐败案，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最终危机。” 　解说词：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完善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从秦汉到明清，法律对贪污腐败的惩处越来越严厉。而越来越严密系统的法律，也成为惩治贪腐的有力武器。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研究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