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概念复合而成,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传统”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认为过去的东西就是传统,这个理解不全错,但只对了一半。传统不仅仅只是指过去存在过的东西,它更是指活在现在的过去。所谓“传统”是由“传”和“统”两个字构成的, 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活的东西。横向曰“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空间的拓展,二是指权威性。传统,作为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按照大家比较认可的说法,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学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则认为 “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 传统是不能选择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传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已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 关于文化 文化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在不同文化圈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在同一文化圈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文化的原始含义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卦》的《彖传》中,其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一个是天文,一个是人文。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了解天文历法,了解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和天文相对的,是人文。有人说人文这个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这就错了,这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它的意思是说,学习人文之后,就能够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使人人懂得道德礼义,就可以教化天下,让好的思想、好的制度为天下人所接受,这就叫做人文,这也是文化在中国的最原始含义。在《周易》里,已经有了人文的概念,但“文”与“化”还没有连结成一个词。最早把“文化”连用的是西汉末年的刘向,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最早使用了“文化”这一概念,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当今学界所掌握的“文化”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处。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与它的原始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文化含义、定义有几百种之多,归结起来不外三种: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二是指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切历史遗迹、典章制度、文献典籍、信仰习俗、宗教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军事相并列的一种形态。正是在这种现代意义上,很多人指出文化是一个外来词,是舶来品,我们在理解和使用文化概念时,一般是指它的现代意义,而不是传统意义。 关于传统文化的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界定传统文化。 第一,如我们可以从实物的层面(譬如故宫、长城以及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等)、制度的层面(如各种官僚机构和制度等)以及思想文化的层面来理解和界定传统文化。 第二,我们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内在构成上来理解和界定传统文化: 1、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系统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 2、从空间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文化; 3、从发展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形态又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一种文化; 4、从地域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 5、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为辅并涵盖各种文化形态如法家、墨家、名家等多种思想体系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知识、习俗等而形成的一种文化; 6、从主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人伦重道德重入世重实用理性的人伦道德文化; 7、从社会性质的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建构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上的一种农耕文化,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型文化,可以说,各种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教育、宗教仪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献典籍、建筑、雕刻、书法、绘画艺术乃至衣食住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内容。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特点来理解和界定传统文化。 1、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天人合一之学; 2、从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人际和谐之学; 3、从人的身与心(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身心(形神)平衡之学; 4、从人的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内圣外王之学; 5、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知行合一之学; 6、从经典原著与思想体系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经典诠释之学。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直线的系统,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系统,有些我们可以直观地说是好还是坏,如古代的人殉制度、炮烙制度、凌迟制度、以及一夫多妻多妾制、妇女裹小脚和男人留长辫等等,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极端残酷落后愚昧的内容,经过历史的选择,这类腐朽落后的内容被历史淘汰了;有些我们则不能笼统地说传统文化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而是必须具体分析,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不能笼统回答是或否。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今年刚刚被废除的农业税,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到2006年,整整2600年;经过2600年,它最后被证明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当代社会现实,最终被淘汰了;有的经过现代改造,被现代社会所借鉴所利用,如高考制度,高考制度就是隋唐以来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现代社会的翻版,这种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有了一个基本公平的竞争机会。当然,以上都还是器的层面,也就是物质的层面、制度的层面,最难判断的还是道的层面,也就是思想的层面,观念的层面。冯友兰就提出“抽象继承法”: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区分为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就具体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有关,因此应当抛弃,就抽象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无关,因此应当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总之,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切忌简单笼统地以是好还是坏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转自学习时报 子正书院国学教育 报名电话:13854969253(微信)徐州的传统文化有哪些免费,不盈利,新华网直播推荐的问止中医旗下的精一书院的免费中医教育并非易事。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更需要书院人的无私奉献和执着坚守。然而,精一书院人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坚信,只有将中医传承下去,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才能让中医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精一书院,我们看到了中医传承的希望之光。这里,有一群热爱中医、执着于中医传承的书院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身体力行,将中医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中医,让中医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上联下联!!!!!!什么意思 就两句吗?大概多少字?如果只两句写出徐州的文化特色还真是太大难度! 提到徐州首先想到的就是两个人 刘邦和彭祖 一个是汉朝皇帝,一个是厨师的祖师爷 所以徐州最出名的文化就是汉文化和饮食文化 一点一点写出来肯定要遗漏和不精确 我给你从网上复制一下相关两个文化的一些介绍,你了解下然后总结出来介绍给他们。 汉文化: “明清文化看北京,隋唐文化看西安,两汉文化看徐州”。这是中国目前流行的一种文化旅游者的共识。可见徐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徐州,因为她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于1987年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她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已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自唐尧封篯铿,在徐州建立了大彭国以来,篯铿就被称为彭祖,建都于彭城。这里就成为中国东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一直延续八百年之久。夏商时期,大彭国很强盛,曾成为五霸之一。至商武丁43年,大彭国被灭,但之后仍以彭祖相称。春秋战国时期,曾经为徐国国都、楚国国都和西楚的国都。因彭祖是烹调业和气功的祖师爷,所以彭城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曾被孔子推崇备至,也被道家奉为先驱的奠基人之一(道家思想是汉初形成的文化的核心思想),亦被西汉目录学鼻祖刘向称为硕仙。彭祖的饮食养生之道,对以后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彭城还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三朝封国的国都,长达500多年之久。在历史上,徐州籍人士就出了11位开国皇帝,但影响最大的就是汉朝,因为它是中国汉文化的发祥地,是汉高祖刘邦故里。 (1)古彭徐州是中国汉文化的创始人刘邦的故里 据《史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人”。当时沛为沛郡(秦之前为泗水郡),所辖彭城周围37个县。丰邑即丰县。又据明代《关王庙记》载:“丰邑,古徐州城,汉高祖诞生之乡也。”《高祖本纪》上曾有刘邦自言:“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可见,丰县就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其具体地址就是今丰西北12里(华里)金刘寨村,因为至今这里还有刘邦曾祖父刘清之墓,还有汉皇祖陵的遗址遗碑两件:一碑上写“西汉高祖,丰邑西北隅离城12里力村畴(今金刘寨)西王庙碑记。”另一古碑上写“汉之故里”字样。这既说明金刘寨就是刘邦的老家,又说明这里就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不然怎会写“汉之故里”呢?汉皇祖陵不仅有刘邦的先祖墓冢,而且经汉代修建,规模还相当宏大。以刘清墓为中心,东北角建有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庙,名曰“西王庙”(古碑尚存),西北角建有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秀的庙,名曰“东王庙”(尚存石狮、石碑头和碑座),正东边建有蜀汉昭烈帝刘备和关羽、张飞的三义庙(五十年代拆除),正西边建有刘玄(待考)的玄帝庙(1966年拆除),正前方为千米神道,两旁列有石人、石马、石丞相,气势壮观,曾引世代墨客骚人考察参观。 此外,由于刘邦生长在丰县,故在丰县留下许多活动遗址和传说故事。如喝凤凰嗉土刘邦方能降生的凤凰嗉遗址、刘媪歇息龙雾桥有孕生刘邦的桥址和桥碑、刘邦避难出逃的五门和七里铺的遗迹、遗址、刘邦跟马惟先生上学的地方“马公书院”遗址、还有卧牛岗、卢绾道、斩蛇沟、邀帝城、分榆社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刘邦在家乡的活动事迹颇多,亦证明丰邑就是刘邦的老家。由于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并广泛地吸收了百族文化的因子,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而又丰富多彩的汉文化。所以刘邦被史学家称为“汉祖”或“汉之始祖”,因此,历代皇帝就称金刘寨为“汉之故里”。综上所述,徐州丰县是汉文化的发祥地。 (2)促成汉文化形成的主要人物多是徐州人 大一统汉王朝的建立,是汉文化产生、形成的先决条件和政治基础。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之国策的制定,又是汉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两件大事的成功,除了刘邦本人的主导作用之外,与谋臣战将、忠心耿耿献计献策冲锋陷阵的共同努力是绝然分不开的。然而,这些谋臣战将又多是彭城人或彭城附近的人。如汉初三杰之一的相国萧何和刘邦同里近邻;谋士张良虽属韩国人,但祖籍毫县,曾属古彭所辖。大将军韩信属徐州南淮阴人,亦古属彭城辖地。因刘邦发迹于丰沛,跟随者丰沛人当然很多。除亲属18人封王之外,外姓封侯者不下几十人。如丰人周勃为绛侯、雍齿为什邡侯、卢绾为×侯、沛人有曹参为平阳侯、樊哙为舞阳侯,夏侯婴为汝阳侯,周昌为汾阳侯,周成为高景侯,王陵为安国侯,任敖为广阿侯,周碟为崩城侯,鄂千秋为安平侯,邵欧为广侯,朱轸为都昌侯,严不识为武强侯,奚涓为鲁侯,周止为魏其侯,孙赤为堂阳侯,冷耳为下相侯,秘彭祖为载侯,单父圣为中牟侯,卫母择为乐平侯,杜得臣为棘阳侯。特别是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王陵五人皆至丞相位,对辅刘氏安天下,促使汉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不仅如此,刘邦还把彭城人迁到西方去,很快就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会,从而形成了“汉字”、“汉语”、“汉文化”。据《汉书·高帝记载》:刘邦对诸侯子留在关中者,复之12岁,又“徒齐、楚大姓、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性于关中,兴利田宅”。连同丰县人刘邦也在咸阳附近为太上皇建新丰,并“徒诸故人实之”。这样,不管是开创天下,还是巩固天下,对汉文化的形成,古彭徐州人都起到了发启和奠基作用。故可以说,故彭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 (3)古彭徐州丰富而灿烂的汉文化遗址和文化,亦可证明徐州就是中国汉文化的发祥地 ⒈楚王陵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 由于徐州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刘邦建汉后不久,便把其四弟刘交封为楚王,都彭城,直至东汉灭亡,一共有18位刘氏诸侯建都彭城,长达400多年之久,所以汉文化在这里就显得极为丰富和典型。现就发掘和出土的文物看,有西汉一代楚王刘交墓,有龟山楚襄王刘注墓,有卧牛山楚王刘纡墓,有东洞山的楚王刘延寿墓等,还有其他贵人的汉墓不可胜数。这些汉墓都是以山为陵,坡凿通道,开石室,凿竖井,建筑地下宫,形成了巨大的地下宫殿。 就从墓中发掘的文物看,也是典型的汉文化代表。 ①汉兵马俑 汉兵马俑位于徐州东郊狮子山麓,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葬陪葬墓。坑内有气势浩大的彩绘兵马俑群。这是中国考古界对秦汉兵马俑的第三次大发现,仅次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有步兵俑坑5个,骑兵俑坑1个,阵容千军万马,气势威严,从而看出汉代的军事文化和制陶工艺之高明。 ②汉画像石馆 此馆建在云龙山西侧,收集了徐州一带墓中出土的汉画像石刻500多块,被文化界公推为江苏文化的“三宝”。其石刻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如飨宴会饮,车骑出行,游射田猎,舞乐百戏等;有表现神话和祥瑞的,如羲和举日轮,长羲举月轮,金鸟为日,玉兔为月,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等画面,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还有些为装饰画图案,,如青龙、白虎、玄鸟、麒麟等,其绘画和雕刻艺术都是很高明的。充分反映了当时汉文化的艺术水平。 ③金银缕玉衣 制造十分精细,用金、银丝和磨制的玉块2600多枚编缀而成。它是汉代皇室特定的葬服,声誉国内外。曾去日本、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展出,受到高度的评价。至于兵器、玉器、陶器、汉印等,皆多不胜举,实属汉文化所特有。 ④大风歌碑 此碑在沛县文化馆内存藏,是刘邦平英布谋反后过沛县与乡亲父老饮酒共欢时所作的楚歌。虽只有三句,但气势磅礴,概括力极强,是一般人难以作出的一首词,故被史学家称为“古今绝唱” :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的猛士兮守四方!现有汉代碑刻和元代摹刻碑各一块,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⒉汉文化遗址处处皆是 除以丰县汉皇祖陵为中心各活动中心外,徐州还有:张良地桥授书处和子房山,项羽的戏马台、范增墓、刘邦的拔剑泉、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和拉犁山的地下宫殿等。 ①刘邦的拔剑泉 此泉在徐州西郊的汉王乡丁塘山下。相传公元前205年,楚汉相争,刘邦被项羽从彭城追赶至城西10多公里处的丁塘山下,突然大风从天而降,天昏地暗飞砂走石,楚兵大乱,刘邦得救。此时,人困马乏,饥渴难忍,刘邦举剑问天,击石相试。果然,岩石如破竹一般从中裂开。为解将士干渴之急,刘邦又握剑怒刺山石,那知刺中泉眼,剑拔水出,清泉涌流,人马欢饮,士气大振。至今,此泉已2000多年至久,清泉长流,四季不绝。汉王庙曾建于此,已成为人们旅游观赏之胜地。 ②北洞山地下宫殿 此地宫在北郊茅村乡洞山村,坐北向南,凿山而筑。有立宫室8个,侧宫室11个,耳室5个,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宫室各具特色,形制不尽相同。各室皆富丽堂皇,设计合理,结构严密精巧。有起居室、洗漱室、用膳室、会客厅、游艺室及仓库、伙房、水井、厕所等,仅次于河北满城的刘胜墓。此墓出土许多珍贵文物,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现已对外开放。其他地下宫殿均大同小异。 ③戏马台 位于城南1里许的南山上,是盖世英雄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定都彭城而观赏士兵赛马、检阅的高台子,名曰戏马台。2000多年来,戏马台上寺宇亭台楼阁建筑不断,也为历代文人墨客凭吊楚汉战争遗迹的场所,一览“霸业五载,雄风千秋”的霸王业绩。现已对外开放。 ④张良圯桥授书处和子房山 圯桥授书一事是张良为报国灭之仇,雇用刺客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遂后,隐姓埋名,逃至徐州东睢宁县下邳镇隐居时,一日在圯桥上得到黄石老人授给的奇书《太公兵法》,并说13年后,济水之北,谷城山下再见。此后,果然如说。张良死后,于谷城黄石同葬在徐州沛县东的微山之上,而圯桥仍在下邳。至于子房山,则是张良的洞箫吹奏楚调,四面楚歌之处。山上建有留侯祠,祠内塑有张良像。此山名曰子房山。 至于范增墓、华佗墓、泗水亭、戚姬苑以及秦始皇泗水求鼎处等,古代汉文化遗迹多不胜举。由此可见,只有汉文化发祥地,才有这极为丰富而多采的汉文化遗址遗物。 综上所述,古彭徐州是汉之始祖刘邦故里,是汉文化艺术极为集中和典型的地方,是汉文化的发祥地。 此稿是刘恒心先生为***赴台参加楚汉文化研讨会而写 成稿于2000年8月16日 饮食文化: 徐州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徐州古称彭城,缘于彭祖和他所建立的大彭氏国。 彭祖是我国烹饪界公认的始祖,相传在尧之时,彭祖因擅烹饪野鸡汤,得到帝尧的赞赏而受封,在徐州一带建立了大彭氏国。 徐州的菜点秉承有大彭风味,制作考究,风味独特,自成体系,几乎每一道菜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羊方藏鱼因将鱼置于割开的大块羊肉中文火同炖而得名。 相传,彭祖的小儿子夕丁喜捕鱼,彭祖恐其溺水坚决不允。一日,夕丁捕鱼回家,正巧彭祖不在,夕丁让其母剖开正在炖着的羊肉,将鱼藏入其中。 彭祖回来吃羊肉,感觉异常鲜美,于是如法炮制,便产生了 羊方藏鱼 这道菜。 据传汉字中的 鲜 字即源于此。 帝尧时期,尧封颛顼的玄孙钱铿于大彭,建立了大彭国。 铿为彭祖。 他曾献雉羹于帝尧,受到了尧的褒奖。 屈原《楚辞;天问》中有 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之句。 汉代王逸注: 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帝尧美而飨食之也。 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称彭祖为 中国第一代职业厨师 。 彭祖被尊为厨行的祖师爷,所创的雉羹、羊方藏鱼、麋鱼鸡、云母羹等名菜名汤流传至今。 其主要贡献在于把人类饮食由熟食推向味食,由粗食推向精食,将饮食与养生相结合,创出了药膳、食疗等饮食的新天地,对发展民族饮食文化,增强民族体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曾烹子事主的易牙来到彭城,求教彭祖的烹饪之道,终成烹调大师。 商殷之际彭祖后裔纷纷迁往山东、河南、四川、浙江等地,将饮食文化推向全国各地。 汉代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将彭城烹饪技艺带到了西部地区。 汉时徐州在烹调技术上已有较大发展,炊具的使用也有了很大进步, 牝鸡抱蛋 、 沛公狗肉 、 鸳鸯鸡 等名菜相继产生,同时面点如烧饼、馓子等也相继出现。 <p> 魏晋之后,彭城人多次南迁,又将彭城烹饪之法传往南方各地。 唐宋时期,韩愈好饮食,曾亲自创制了不少名菜,如 愈炙鱼 ,在徐州广为流传。 随父来徐州的白居易,爱吃一种鸭子,因其字 乐天 故称 乐天鸭子 。 自称 老饕 的苏东坡,创意制作的四道菜被誉为 东坡四珍 流传至今。 由于这些文人墨客的推波助澜,使徐州的饮食日渐丰富,发展得很快。 元朝时期,有僧人开办的素食馆。 释家风味的 天花宴 、 素八珍 等名菜应市,多种风味小吃也布满市面。 清代和民国时期,徐州的饮食更加丰富多彩,冻豆腐、酥鱼、蹄卷、芙蓉肉、糟猪耳、搅瓜等普遍食于民间。 经学大师康有为品尝到细嫩的彭城鱼丸时,高兴地赋诗赞誉彭城鱼丸闻遐迩,声誉久持越南北。 近代徐州烹饪业发展更为迅速,传统技艺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徐州的饮食文化与全国各地扩大了交流,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兼收并畜各地烹饪之长,相继推出了川菜、粤菜、镇扬菜等风味名菜;陕西、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的风味食品也遍布街头,加上外来的肯德基、麦当劳,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饮食需求。 今日的徐州城,处处美食风。 人们不仅可以大快朵颐,而且可以领略徐州的饮食风尚词语造句:用书院造句(约30个)一,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二,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三,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按韵脚来分,如上联韵脚为仄声,则下联韵脚应为平声,谓之“仄起平收”,反之如若上联韵脚为平声,那么下联韵脚就要为仄声,谓之“平起仄收”。两者均为其本要求。 四,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对联又称楹联,起源于桃符,是一种对偶文学,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严格区分大小词类相对,可见称“对联起源律诗”是根本的错误。传统对联的对仗要比所谓的诗对联工整。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对联,被排斥在外。 散文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的对联。对联之格律 对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我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见《应用写作》1987年第1期《漫话对联》) 对联的正规名称叫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语言文学艺术形式,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对联格律,概括起来,是六大要素,又叫“六相”,分叙如下: 一是字数要相等。上联字数等于下联字数。长联中上下联各分句字数分别相等。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上下联故意字数不等,如民国时某人讽袁世凯一联: “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上联‘袁世凯’三个字和下联‘中国人民’四个字是"对不起"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 对联中允许出现叠字或重字,叠字与重字是对联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只是在重叠时要注意上下联相一致。如明代顾宪成题无锡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对联中应尽量避免“同位重字”和“异位重字”。所谓同位重字,就是以同一个字在上下联同一个位置相对。:所谓异位重字,就是同一个字出现在上下联不同的位置。不过,有些虚词的同位重字是允许的,如杭州西湖葛岭联: 桃花流水之曲; 绿荫芳草之间。 上下联“之”字同位重复,但因为是虚字,是可以的。不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异位互重”格式是允许的(称为“换位格”),如林森挽孙中山先生联::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 二是词性相当。在现代汉语中,有两大词类,即实词和虚词。前者包括:名词(含方位词)、动词、形容词(含颜色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六类。词性相当指上下联同一位置的词或词组应具有相同或相近词性。首先是"实对实,虚对虚"规则,这是一个最为基本,含义也最宽泛的规则。某些情况下只需遵循这一点即可。其次词类对应规则,即上述12类词各自对应。大多数情况下应遵循此规则。再次是义类对应规则,义类对应,指将汉字中所表达的同一类型的事物放在一起对仗。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一修辞方法。特别是将名词部分分为许多小类,如天文(日月风雨等)、 时令(年节朝夕等)、 地理(山风江河等)、官室(楼台门户等) 、草木(草木桃李等) 、飞禽(鸡鸟凤鹤等)等等。最后是邻类对应规则,即门类相临近的字词可以互相通对。如天文对时令、 天文对地理 、地理对宫室等等。 三是结构相称。所谓结构相称,指上下联语句的语法结构(或者说其词组和句式之结构)应当尽可能相同,也即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等等。如李白题题湖南岳阳楼联: 水天一色; 风月无边。 此联上下联皆为主谓结构。其中,“水天”对“风月”皆为并列结构,“一色”对“无边”皆为偏正结构。 但在词性相当的情况下,有些较为近似或较为特殊的句式结构,其要求可以适当放宽。 四是节奏相应。就是上下联停顿的地方必需一致。:如: 莫放 春秋 佳日过;最难 风雨 故人来。 这是一副七字短联,上下联节奏完全相同,都是“二——二——三”。比较长的对联,节奏也必须相应。 五是平仄相谐。什么是平仄?普通话的平仄归类,简言之,阴平、阳平为平,上声、去声为仄。古四声中,平声为平,上、去、入声为仄。平仄相谐包括两个方面: (一)上下联平仄相反。一般不要求字字相反,但应注意:上下联尾字(联脚)平仄应相反,并且上联为仄,下联为平; 词组末字或者节奏点上的字应平仄相反;长联中上下联每个分句的尾字(句脚)应平仄相反。 (二)上下联各自句内平仄交替。当代联家余德泉等总结了一套“马蹄韵"规则。简单说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这样一直下去,犹如马蹄的节奏,如: 书山有路勤为径。 ○○●●○○● 学海无涯苦作舟。 ●●○○●●○ (○为平,●为仄。"学"字按《平水韵部》为入声) 对联平仄问题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变通。如对联中出现叠字、复字、回文、谐趣、音韵等等,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因联意需要时也可以例外。 六是内容相关。什么是对联?就是既“对”又“联”。上面说到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当、结构相同、节奏相应和平仄相谐都是“对”,还差一个“联”。“联”就是要内容相关。一副对联的上下联之间,内容应当相关,如果上下联各写一个不相关的事物,两者不能照映、贯通、呼应,则不能算一副合格的对联,甚至不能算作对联。 但对联的任何规则都有例外,“内容相关”也是如此。对联中有两类极特殊的对联。一是"无情对",上下联逐字逐词对仗工整,但内容毫不相关(或有似是而非的联系),上下联联意对比能造成意想不到趣味性。如: 树已半寻休纵斧; 果然一点不相干。 上下联中,"树""果"皆草木类;"已""然"皆虚字;"半""一"皆数字;"寻""点"皆转义为动词;"休""不"皆虚字;"纵""相"皆虚字;"斧""干"则为古代兵器。全联以口语对诗句,更显出乎意料之趣味。 二是分咏格诗钟。上下联分别咏出不相干的两个事物;逐字逐词对仗工整;通过联意从某一点上把两件事物关连起来。分咏格诗钟有些类似无情对,还类似谜语,但不同点也很多,有兴趣的联友可作进一步研习。 楹联强调内容相关,但又禁忌同义相对,称为“合掌”。所谓忌同义相对,指上下联相对的语句,其意思应尽量避免雷同,如“旭日”对“朝阳”、“史册”对“汗青”、“神州千古秀”对“赤县万年春”、“生意兴隆通四海”对“财源茂盛达三江”等,就属合掌。当然,个别非中心词语的合掌,或者合掌部分在联中比重很小,无伤大雅。对联之习俗 春联习俗春联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关介绍和评定文字如下: 楹联习俗源于我国古代汉语的对偶现象,西晋时期(290年左右),出现合律讲究的对句,可视为其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传衍过程中,楹联与骈赋、律诗等传统文体形式互相影响、借鉴,历北宋、明、清三次重要发展时期,形式日益多样,文化积淀逐渐丰厚。楹联有偶语、俪辞、联语等通称,以“对联”称之,则肇始于明代。 楹联以“副”为量词,一般以两行文句为一副,并列竖排展示,自上而下读,先右后左,右边为上联,左边为下联。楹联属格律文学,有种种讲究,但无字数和句数的限制,少则一字,多至千言。上下对举、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平仄相对、辞法相应、节律对拍、形对义联是其文体特性,其中尤以声律的平仄与词性的对仗为关捩。楹联言简意赅,雅俗共赏,人称“诗中之诗”。 楹联以文字为内容、以书法为载体,制品种类繁多,包括纸裱、镜框、木刻、石刻、竹刻等。在楹联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述,各类楹联典籍数以万计。 楹联应用广泛,除名胜宫殿、亭台楼阁、厅堂书屋悬挂外,还广泛应用于节庆、题赠、祝贺、哀挽、陵墓等场合。依据功用之不同,它可分为春联、寿联、风景名胜联、自题联及各种技巧联等。 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对联习俗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春联习俗。春联古称春贴,是一年一度新春佳节时书写张贴的一种时令对联。春联习俗起源于五代,至宋代已成形,明代已很普遍。在湖南,贴春联是春节文化中的一种重要习俗。春联具有祝颂性、时效性和针对性特点,并突出一个“春”字。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婚联习俗。婚联是为庆贺结婚之喜而撰写对联,通常张贴于婚娶之家的大门、洞房门、厅堂或妆奁堂上。其内容多是对结婚双方的热情赞美和良好祝福,带有浓烈的吉祥、喜庆色彩。 寿联习俗。寿联是为过寿的人祝寿专用的对联,其内容一般是评赞过寿者的功业才能、道德文章、祝福过寿者多福高寿,美满幸福,具有热烈而庄敬的感情色彩。 挽联习俗。挽联,有的地方叫丧联,系由挽词演变而来,是一种人们用于对先人、死者表示缅怀、寄托哀思的对联。往往贴在门口、骨灰盒两侧、追悼会会场两侧、花圈上,一般用白纸配黑字,具有肃穆、庄严和沉痛的感情色彩。透过联语,唤起人们对死者的追念和尊敬之情。对联之起源 哲学探源: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 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物生在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个包两个。”(《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于义为对。对待之文,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然;日用、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尊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叶燮:《原诗》外篇)这种根源于阴阳二元论世界观偏爱成双结对的民族心理,是对偶句式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前人的许多论述,也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文心雕龙•丽辞》: 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语言寻根: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 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英文:(莎士比亚名言,按楹联形式排列) 中文: 构佳思; 写妙句。 英文“上、下联”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也相同,但音节不相等。读起来,因其无声调,上下联都是一个声音面貌,没有平仄相间带来的抑扬顿挫。至于书写上,“下联”比“上联”少了两个字母的位置,故全不对称。读者或许会想,能不能找出和写出一个英文对偶句,在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同的基础上音节也相等,书写空间(字母数相等)也相等呢?不能说绝对不能,但因英文的音节、文字、语素不是三位一体的,实际操作起来只能是顾此失彼,即使莎翁这个对偶句,在英语中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中文的“构佳思;写妙句”情况就不同了。你看,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对,音节相等,平仄基本相谐,书写起来则完全整齐对称。因此,英文“think good thoughts; write good word”不是楹联,而中文“构佳思;写妙句。”则可称为楹联。 对仗之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偶阶段,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 在我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殇。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 《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 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至魏晋达到顶峰。其中对偶句亦较多运用。汉乐府中对偶句更趋工整,俨如后代律诗中的联句。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 在上述各种文体中,对偶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数多从三字到七字之间;三是对仗很宽松,字数、词性、句式大体能相对,但缺乏平仄的对仗。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 第二阶段是骈偶阶段。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即骈偶)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阶段是律偶阶段。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但魏晋之际,只以宫、商之类分韵,还没有四声之名。南北朝时,由于受佛经“转读”的启发和影响,创立了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声调,应用于中国诗文,遂成平、上、去、入四声。其间,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并根据诗歌要求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特点,经过创作实践的摸索,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于是,诗文的韵律日益严格。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为律偶。 在沈约、谢眺的“永明体”诗中已有比较工整的律偶。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谢眺《新亭诸别范零陵云》) 如;“艾叶弥南浦,荷花绕北楼。”(沈约《休沐寄怀》)等。从齐梁“四声”、“八病”说盛行之后,再把四声二元化,分为平(平声)、仄(上、去、入声)两大类,既有了平仄的概念,又逐步总结出每句诗的平仄应有变化,每句诗与每句诗之间的平仄也应有变化的“调平仄术”和联结律诗的“粘法”;同时,又发现每句诗用五、七字比用四、六字更富有音乐美,节奏也更加有变化;在一首诗中,骈偶句与散体句并用,又能显示出语言的错综美。就这样,从齐梁时略带格律的“新体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律诗达到了严格精密的阶段,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综上所述,汉文学的对偶句式历经了至少两三千年,经由排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对称原则由意义推广到声音方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到盛唐已发展至尽善尽美。唐代诗人的对仗技巧已炉火炖青。如果把楹联比喻成孕育在诗文母体中的胎儿,那么此时的胎儿已是完全发育成熟,即将呱呱坠地了。对联之特征 季世昌、朱净之先生在《中国楹联学》中曾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鲜明的民族性,强烈的时代性,严密的格律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实用性。鲜明的民族是指楹联极为鲜明地体现着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貌。强烈的时代性是指楹联象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严密的格律性是指楹联有自己的独特格律。高度的概括性是指楹联具有比其它文学形式具有更强、更大的艺术概括力,它往往能以极其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实用性是指楹联普遍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可谓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种场合,无所不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见。 傅小松的《中国楹联特征论略》则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五个对立统一: 独特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人们普遍认为楹联是中国最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其独特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结构和语言上。楹联可称之为“二元结构”文体。一副标准的对联,总是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所组成,前一部分称为“上联”,又叫“出句”、“对头”、“对公”;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两部分成双成对。只有上联或只有下联,只能算是半副对联。当然,许多对联,特别是书写悬挂的对联,除了上联、下联外,还有横批。横批在这种是对联中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画龙点睛或与对联互相切合的文字,一般是四个字,也有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或七个字的。从语言上看,楹联的语言既不是韵文语言,又不是散文语言,而是一种追求对仗和富有音乐性的特殊语言。楹联这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方式,完全取决于汉语言及其文字的特殊性质。这种“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使得楹联创作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上迥异于其它文学形式。同样的客观对象和内容,楹样总是设法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观察和描述事物,并且努力把语言“整形”规范到二元的对称结构之中去。 楹联具有上述的独特性,但是,楹联仍是一种文学形式,具有文学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它也是一种用语言塑造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它具有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特点,也具有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楹联可叙事、可状物、可抒情、可议论。如悼念死者,可写祭文,可写挽诗,也可写挽联,这说明楹联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形式独特而已。 寄生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所谓寄生性,指楹联本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小而言之,它就是一对骈偶句,因此,它能寄生于各种文体之中。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那一样中又没有工整的对偶句呢?但反过来,楹联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兼备其他文体的特征,吸收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尤其是长联和超长联,简直能集中国文体技法之大成。诸如诗之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之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等等,皆兼收并蓄,熔铸创新。 这就是中国楹联,一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东坡书院的特点书院拼音: shu yuan 书院解释: 旧时地方上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从唐代开始,历代都有。清末废科举后,大都改为学校。 书院造句: 1、在参与创建“自然之友”的时候,他在中国文化书院工作,那是一家出版社。 2、在书院里,学生们可以听到类似于在网上流传已久的哈佛大学“公正”课那样的课程; 3、你对陈氏书院的印象如何? 4、比起单身女性,单身男性更容易觉得自己和家人书院,因此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孤独。 5、张美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语文教育荣誉学士学位,并获朗文出版社及祟基书院颁发奖学金。 6、书院的祭祀系统则不仅加强了各族的认同感,并且进一步整合了乡族的力量。 7、但由于东林党等其他相关概念的干扰,人们对东林书院本身的认识与研究未免有所缺欠。 8、新亚书院是探寻传统人文主义教育宗旨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一次有益尝试; 9、潮州书院建筑的内部格局还体现出潮人文化以礼作为等级观念的象徵意义以及平衡和谐之美的审美观。 10、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研究单位,在中国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1、车子此刻沿着书院街急驶而下。 12、设计上以中国古代书院文化为主要的设计构思,然后根据空间不同加以运用东西方文化特色。 13、正是由于漳南书院的存在,才使中国教育的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从而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并不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照搬。 14、第四部分,颜元书院教学改革思想的基本特点。 15、长沙意味着岳麓书院严谨的传统文化,意味着“魅力四射”酒吧热辣的舞台秀。 16、基督书院所赞成之学术自由的真缔是基于基督教人文教育学府之场。 17、因此对颜元书院教学改革思想进行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18、这座书院在南宋的时候可是盛极一时。 19、第三部分,颜元书院教学改革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20、书院在围绕学田经营的利益博弈中,扮演了在场却缺席的社会角色; 21、第五部分,颜元书院教学改革思想的评价。 22、苏州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南宋开始创建,经过元、明两朝的发展,至清代进入鼎盛阶段。 23、书院会所,主要空间为 红酒吧、雪茄吧、客厅、健身房、 房、桌球房、KTV、影视厅、茶室、和室、书画书房等。 24、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 25、岳麓书院的外语教育开始于戊戌变法时期,是湖南新政事业的一部分。 26、大学各图书馆,书院院院务室及学院院务室均存放有关条例的副本和由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印发的资料册,以供查阅。 江西九江德安有哪些历史传统文化东坡书院的特点如下:1、文化传承:东坡书院是为了纪念苏轼而建立的,它承载着苏轼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并通过教育培养后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重视文学艺术:东坡书院以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为主要教育内容,注重对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素养的培养。3、自由开放的学风:东坡书院倡导自由开放的学风,强调学术独立思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学员们可以自由交流、互相启迪,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4、崇尚实践:东坡书院注重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实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社会责任感:东坡书院强调学生们要具有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道德观念,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优秀人才。6、人文关怀:东坡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品质,提倡尊师重道、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个性和品格。这些特点使得东坡书院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注重人文关怀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学府,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也要知道东坡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学府之一,与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有着密切的关联。东坡书院对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文学影响:东坡书院以文学为重要内容,培养了大量的文学人才。苏轼作为东坡书院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深受后世推崇和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教育传统:东坡书院以其开放自由的学风,培养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种教育传统影响了后世的教育理念,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3、文化传承:东坡书院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它注重对经典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后世的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德安县,江西省九江市下辖县。历史源远悠久,唐虞三代时称为敷浅原。春秋时界于吴、楚之间,俗有“楚尾吴头”之称。 德安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206—165年时期,首置历陵县,为江西最早设县地之一,新莽(公元9—13年)改称蒲亭,莽灭后复称历陵县,唐太宗贞元八年,以历陵县占地立蒲塘驿,隶属楚城县,后改为蒲塘场,五代(吴)乾贞元年即顺义七年设德安县(取德新绥安之意),隶属江州,德安为千年古邑,是秦汉首设十八县之一,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历陵县治地(今高塘乡),现遗存有土地垣,面积约15万平方米,存有西汉土坑,东汉砖室、三国东吴、两晋、南朝等汉至六朝古墓群,成为历史古城见证。五代吴乾贞元年(公元927年)蒲塘场为德安县,宋、元属江洲路,明清属九江府,明国元年(1912)冬,全省废旧制,立十三府,德安县属九江府,民国三年(1914),全省化为四道,德安属浔阳道。民国15年(1926)废四道,各县直属省政府。民国二十一年(1932)德安属第四行政专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将第五行政专区之九江,德安划为第九行政专区。1949年解放后,德安属九江专区,1983年德安属九江市,全县有9乡、4镇,林场、园艺场各1个,102个村委会,6个社区居委会、全县总面积863平方米。总人口17万,居住有汉、回、畲、壮、苗、土家等16个民族。 德安历史悠久,景色优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俯拾皆是,文化源远流长,名人众多,遗址和文物古迹甚多。从史料、考古资料证明,德安境内发现了多处史前文化遗址,有发达的青铜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尤以蚌壳山、乌龟山、焦家滩原始文化遗址为典型,出土遗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居多,具有面积大,文化堆积丰厚,聚落密集,文化面积独特四大特点。 文献记载,夏禹治水不仅到过九江也来过德安地界,也就是德安地名“敷浅原”,说明禹与德安先民和平共处治水有密切关系。 石灰山遗址:处于聂桥镇蒋家垅东南15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江西省首次发掘的夏时期文化遗址。 陈家墩:江南罕见的尚代域垣祭落群,由18座土垣构成,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遗址位于中心地,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并发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长方形浅斗状祭祀台,是全国已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最为完整的宗教场所,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500余件。 义门陈:义门陈文化发源于车桥镇(公元832年),义门陈始祖陈旺因官置产于江州太平乡常乐里,经历十代,3900余口,聚族而居,同炊共饮,击鼓传餐,百犬同槽,孝义传世、耕读传承,家无私财,族产共有,共同劳作,平均分配,和谐相处的奇迹,成为封建社会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和谐团结的大家庭,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典范。 陶渊明故里:位于吴山乡蔡河村林居社区,为自然和谐的田园风光,新发现陶氏、陶门古墓群十余处,白鹤山天柱峰、婆婆地、石灰冲、牛眠地等墓葬共1246座,并有陶潜墓,孟母墓,还有古道、古桥、渊明词等遗址。 德安八景:主要分布在蒲亭镇、丰林镇、宝塔乡、河东乡等区域,最早起源于尧舜时期,明代邑伸周振编修《德安县志》定为德安八景,由“蒲塘落雁”、“湴塘晓钟”、“阳居仙迹”、“义峰耸翠”、“钓台渔唱”、“南庄耕叟”、“金带河流”、“乌石清泉”等八个景点传说故事组成。 《五乔洞》位于德安之南小昆仑山元阳观左下处,传记为东汉方士王乔修炼之所。 《元阳观》位于小昆仑山之巅,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道士吴寿南建,毁后于明、宋间道士姚鹏等重建。 德安历史文化繁荣科第登仕接踵而来名人辈出,文物典籍丰厚,文化繁荣,登科中举,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北宋状元1人,进士:宋朝52人,元朝1人,明朝7人(其中1人为探花)、清朝7人。并有敦睦文化、民俗文化、书院文化、名人文化、汝贴文化等,义门陈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大义呈祥、和谐文明是典型的敦睦文化。 民俗文化为德安布帐傩(德安潘公戏):起源于唐末宋初(公元768年),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德安西河大戏(西河弹腔):源于清朝道光末年,是别具风韵的地方传统戏剧,并载入《中国戏曲辞典》,为我国四大古老剧种之一。流传于林泉、丰林、高唐一带的德安山歌等。 书院文化:中国书院始于唐代,德安是江西创办书院最早地之一,计有公元821年创办的磨溪新田村的李渤书院,公元890年创办的东佳书院,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办书院,早于“白鹿洞书院”50多年,还有明、清相继创办的“义门”、“河东”、“敷阳”、“小山”、“ 桂香”、“符梦”等6个知名度较高的书院。 “万家岭大捷遗址”,革命遗址:石鼓殿等红色文化,名人文化。 胡旦:今德安爱民乡泉桂村,北宋公元997年丁丑状元,是德安县唯一状元。 夏竦:(公元985—1051)字子乔,白水人,北宋名臣、文学家。 王韶:(公元1030—1081)字子纯,北宋名将,山湾人,宋嘉佑二年登进士,追封大师申国公。 王寀:北宋书法家,字辅道,王韶之幼子,翰林学士,宋崇宁二年登进士。 陈崇:义门陈氏第三任家长,于大顺元年正式建成东佳书院。 周振:(1392—1457年)字道兴,木环人,官居监察御史,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明正统拔尖捐资创修《德安县志》。 熊十力:(1885—1968)字子真,祖籍湖北黄冈,清末全家迁居德安,号漆园老人,新儒学杰出代表,国内外知名学者。 袁隆平:德安县河东乡,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荣获首届科学技术最高奖 通过对德安县所辖各乡镇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基本摸清了地面文物的情况。计有商代文化遗址10处;唐代文化遗址7处;宋、辽金文化遗存24处;元代遗址1处;明清遗址158处;民国遗存22处;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等50处。现有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灰山遗址、罗汉桥、万家岭战役遗址3个,县文物保护单位有“石鼓殿”、“革命烈士纪念塔”、“商代乌龟山遗址”、“西周蛇墩遗址”、“芦溪廊桥”、明代“一字园”、“侍卫府”、唐代“文华塔”、宋代“刘日章墓”、北宋“王韶妻墓”及“石翁仲”、明代“周振墓”等14个。德安县馆藏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之多,品味之高在江西省为四大文物县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县有馆藏文物、标本万余件,其中国宝级1件,国家一级文物39件,二级文物62件,三级文物159件,尤其是商代玉琮、木垂球、宋代纪年青白瓷、南宋丝绸服饰、北宋壁画墓、星宿图和南宋绢地彩绘星宿图、南宋古尸、元代八棱玉壶春瓶、元代大型石刻造像、明代丝绵、麻服饰等观展文物。并有不少珍品收录于《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普查、收集、整理,共收集整理出民间文学19件,传统音乐16件,民间舞蹈5件,传统戏剧8个,传统体育2个,民间美术3件,传统手工技艺3件,民俗1个,珍贵书稿、剧本、乐器、影像资料等实物100余件。国家级非遗名录有“德安潘公戏”1项;省级保护名录有“义门陈文化”、“德安西河弹腔”、“德安八景民间传说”等4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德安纸扎”、“德安南河戏”、“德安陶渊明故里民间传说”、“德安农事歌”等8项;县级非遗保护名录 “文华塔传说”“望夫山传说”“勤俭歌”、“打夯歌”“婚唱曲子”、“劳作号子”“竹编”等共14项,并对各级非遗项目确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省、市、县三级传承人2人,市、县传承人5人,县级传承人10人,建立了“潘公戏”和“义门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