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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是正确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两位名臣，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相互赏识被后人广为传颂。他们的深厚友谊可以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这一词用来比喻朋友之间交情深厚、彼此信任的关系。管仲，即管氏，
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是正确的。
管仲和鲍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两位名臣，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相互赏识被后人广为传颂。他们的深厚友谊可以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这一词用来比喻朋友之间交情深厚、彼此信任的关系。
管仲，即管氏，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因为改革政策而使齐国大治，因此被齐桓公任命为宰相。然而，管仲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并不富裕，常常受人资助。鲍叔牙就是他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鲍叔牙，是鲍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非常赏识管仲的才华，尽管管仲生活贫困，但他一直资助他。在管仲病重时，鲍叔牙甚至亲自照料他。
管仲和鲍叔牙的友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鲍叔牙深知管仲的才华，对齐国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最终使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宰相。
管仲进行改革的主要措施：
1、内政改革：管仲在内政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实行叁国伍鄙制，将齐国分为三个部分，设立三个官员进行管理，同时将国中士农工商分成二十一个乡，使各行业人员世代相传，互相制约。管仲还建立了选拔人才制度，选贤任能，以扩大人才来源。
2、农业改革：管仲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质量和产量，向农民收取实物税。此外，他还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3、商业改革：管仲认为发展商业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因此提倡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并降低了商业税到五十税一。同时，他建立了货币制度，铸造货币，调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
4、军事改革：管仲推行军民合一的组织，平时生产，战时出征。他还扩充了军队编制，加强武器制造和管理，并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负责军事事务。
他认为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他认为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礼节荣辱可谈；他认为，如果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他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肯定人的欲望，甚至开办官妓以吸引各国商人，“聚天下之财”。从穷困潦倒的小商人到齐国宰相，管仲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如何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详情请收看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之管仲相齐。
管仲其人：从小商人到齐国宰相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管仲。管仲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在位时齐国的宰相。他是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他在世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45年，比老子、孔子他们要早一百五、六十年左右。
孔子很崇敬管仲。《论语·宪问》里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赞美管仲是仁人。诸葛亮也很崇敬管仲。《三国志》上面说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把自己比成管仲和乐毅，当时的人都不认同。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齐国占有现在的山东大部分地区（西南部除外）。西周初年由姜太公所建，其后300多年没有出色的业绩。到齐桓公的时候，在管仲等人的辅佐下，齐国进入了兴盛时期。那时候经济繁荣，国力雄厚。他就联合中原的诸侯，向北讨伐戎狄，向南遏楚人的向北发展，同时也遏制东夷和淮夷，这样就成为春秋时期的中原霸主。
《史记》上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九合诸侯”就是九次联合诸侯会盟，“匡”就是救助的意思，“一匡天下”，救助天下，指的是救当时的中原各国。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就会披头散发、衣襟从左边敞开了。孔子是赞扬齐桓公和管仲联合诸侯对抗夷狄，保守住了当时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孔子在《论语》中曾三论管仲
在《论语·八佾》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在《论语·宪问》里，赞美管仲“仁”。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继而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当过兵、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官，但都不成功，穷愁潦倒。但他有一个好朋友、铁哥们，叫鲍叔牙。鲍叔牙非常欣赏他，而且帮助他。管仲跟鲍叔牙一块做生意，每次都给自己多分钱。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婪，而是因为管仲太穷；管仲三次当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不是管仲不能干，而是时机不到；管仲打仗的时候曾经三次逃跑，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不勇敢，而是因为管仲家里面有老母亲。鲍叔牙追随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管仲追随公子纠，失败被囚以后，鲍叔牙把他救出来，说服齐桓公重用管仲为宰相。《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记载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的原话是：“君将治齐，即高萦胧逖雷阋病＞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己是这么说的：“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贾”就是做生意。“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我做了三次官，三次被撵走。“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鲍叔牙是管仲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贵人。一直帮着他，从穷困潦倒的小商人直到成为齐国的宰相。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鲍之交在历史上被视为美谈，这其实是中国的游士文化。游士们闯荡天下，出门在外靠朋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相互帮衬的文化。
商人治国：信誉是生命
中国历史上商人执政并不少见。动荡时代，那些有成就的君王似乎都有商人出身的丞相来辅佐。比如：商汤有伊尹，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有姜太公，齐桓公有管仲，越王勾践有范蠡，秦始皇有吕不韦。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从道德上重农抑商，但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商人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齐桓公找了管仲这么一个商人出身的人来治国，授以重任。管仲就将自己的商业价值观，带入了齐国的治理之中。管仲相齐故事不少，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齐桓公在位的第五年征伐鲁国。鲁国军败。鲁庄公请求献上一块地方给齐国，以求停战。齐桓公同意了，与鲁庄公约了一个地方见面，结盟，谈条约。鲁庄公正要同意盟约时，鲁国的一个将军，叫曹沫，突然冲上齐桓公和鲁庄公准备签订盟约的台子，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说：“把侵略鲁国的土地给返还回来。”齐桓公在胁迫之下，同意了曹沫的要求。这个曹沫也很有意思，齐桓公一答应，他就把匕首扔了，回到刚才臣子的位置。齐桓公一获得自由，就后悔了，不想把侵地还给鲁国，而且还准备杀曹沫。管仲就不同意了。管仲说，你被劫持时已经答应了曹沫的要求，现在你想违背承诺，要杀曹沫。这只是图一己之快。你这样就会“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你在天下诸侯面前就失信了，今后就会失去天下诸侯的援助。这样做是不行的，肯定不能这么干。既然被劫持的时候，你答应了他，你就得讲信誉，言出必行。齐桓公也蛮听话。于是，齐国就把过去三次打败鲁国所占领的鲁国土地，全部还给了鲁国。诸侯们听到这事后，都认为齐国很守信。后来齐桓公会盟诸侯，邀请各诸侯来开会，各诸侯都如约而来。这是齐桓公春秋霸业的开始。
大家知道，商人如果要把生意做大，信誉是生命。没有信誉，就没有合作者，就失去了组织资源的能力。所以，管仲特别重信誉，他把商人这种守信的原则用到了国家关系上，这是齐国强大的开始。
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鲍叔牙、曹沫、齐桓公、管仲这些人都很有个性。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真是痛快淋漓，重情义、有个性、有气节。为人处事都非常有尊严，有原则。如果这种个性保留至今，中国人在世界上就不得了。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尹文子(尹文)、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荀子(荀况)等。
管仲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之外，还因为《管子》这本书。这是中国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本书形成于战国时期，大约在齐威王和齐宣王当政的时期。那个时候，齐国办了一个稷下学宫，相当于一个高等学府或说高等研究院，招揽各国的游士到这个地方来讨论问题。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上说，这些游士是“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有几百、上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思想家，都聚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讨论理论问题。著名的思想家像孟子、荀子、慎到这些人，都在稷下学宫待过。学术界普遍认为，《管子》这本将近20来万字书，由稷下学宫时期的学子完成。它的思想渊源来自管子，但是文章的形成在战国时期，比管仲要晚三百来年，可以说是稷下学宫时期战国学者的一本论文集。
柏拉图学院
由柏拉图创办于公元前385年左右，以后历代相传，延续不替，至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闭为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柏拉图学园的两个根本点为开放性的研讨学风和以数学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柏拉图在学园门楣上铭刻了“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
东西方的人类历史上，总有有一些历史现象惊人地相似。在中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之前几十年，大概公元前385年，柏拉图在古希腊开办了柏拉图学院。稷下学宫大约是在公元前356年开始，二者相差不到30年。稷下学宫是中国第一个高等学府，柏拉图学院是古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院。不同的是，柏拉图学院是由学者开创的，探索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中国的稷下学宫是由齐国朝廷开办的，主要探讨服务于政治的学术理论。两者分别形成了后来不同的学院传统。
《管子》是本什么书？
《管子》这本书的思想属于什么流派？有人说是法家，有人说是道家，还有人说是儒家。按照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谈对道家的定义，《管子》应该属于道家的大范围。属于道家里面的道法家，道家跟法家的结合。历史上的黄老道家，大体属于这一个脉络。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是儒家？因为它确实用了儒家习惯用的“礼”、“德”等概念，虽然内涵很不一样。
这两本书，《管子》和《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人编著的，《吕氏春秋》和《管子》，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关系。它们都大体属于黄老道家。
下面我们着重讲《管子》这本书，讲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个点：第一点讲执政治国要顺人心、遂人愿；第二点讲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第三点讲自主即繁荣；第四点讲以法治国；最后讲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们逐一分析。
顺人心、遂人愿
先讲一下顺人心、遂人愿。治国的核心就是顺民心，治国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
《管子·牧民》里面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四件事。所以，执政治国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厌恶的东西，解决百姓最忧患的东西，就是使人不忧劳、不贫贱、不危坠、不灭绝。
管子接着说：“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你能够让百姓快乐，百姓就会为你去忧劳了；“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你能让百姓富贵，老百姓也愿意为了你去承受贫困；“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这是一种交换的思想。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和牺牲。管仲是商人，他把朝廷与民众的关系视为交换关系，认为治国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你能为百姓做什么，百姓就愿意为你奉献什么。什么叫领导力？领导力首先就是得满足人，通过服务获得领导力。
这种观点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赫斯凯特（James Heskett）的观点一样。Heskett有一个模型是从《道德经》衍生出来的，叫做Servant Leadership（服务型领导力）。他认为最深刻的领导力就是服务，通过服务来实现领导。
经济是道德的基础
讲完顺人心、遂人愿，我们讲第二点：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管子·牧民》上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家很富裕，很远地方的人就会跑来；国家的土地开垦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来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的礼节、人的荣辱观跟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得“仓禀实”，仓库都很满了，人们才会有礼节；得“衣食足”，衣食很丰足，人们才会有荣辱感。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也没有礼节荣辱可谈。这是非常典型的、务实的商人的看法。
百姓自主带来繁荣
经济如此重要，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那么，怎么发展经济？这样就到了第三点：自主即繁荣。《管子·形势解》上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让老百姓安静，不去扰动百姓。“佚其民而不劳”，让老百姓快乐，不要过分劳烦百姓；“不扰则民自循”，你不去打扰百姓，百姓自己会找出路来；“不劳则民自试”，你不劳烦百姓，百姓自己会去尝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君王、朝廷不要去干扰百姓，老百姓自己会去尝试，自己会去试验，自己会走出来。
大家再看《管子·禁藏》上说：“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环境给制造出来，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你不推他，他也会去。你不吸引他，他也会来。朝廷不烦、不扰、不折腾，老百姓自己会变得富裕起来。这完全是《道德经》的观点。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怎么才能够让经济繁荣起来，让这个社会最终走向礼义廉耻、走向道德荣辱呢？就得尊重民众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有自由了，就会自我尝试、自我选择、自我努力，繁荣就在其中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自试”、“自循”，自己找路，自己创富。这是来自无为而治的繁荣，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不干预的繁荣，来自竞争的繁荣。
无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这样的。《管子》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调控在两个环节：第一，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住货币，这样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第二，他认为粮价必须稳定。他认为粮食是基本的消费品，必需品，粮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别的。粮食是必需品，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能波动太大，不能时有时无。所以，管子认为，对粮食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粮食丰收、粮价下跌时，朝廷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当粮食欠收、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朝廷要以低于市价的方式供应粮食。这样平抑粮价，防止粮价的过大波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管子对市场进行调控的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货币，第二个就是粮食。这些调控，都是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模式，以后几千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来展开的。
奢侈消费促经济繁荣
因为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管子·侈靡》篇记载了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问曰：“兴时化若何？”桓公问：如何随着形势变化让经济兴盛起来？管仲回答：“莫善于奢靡。”没有比发展奢侈消费更好的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非常少见。他认为，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管子这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是一个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产，前提是要有消费。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都追求简朴，商业和经济怎么运行得起来？商业发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长型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看到了经济发展要依赖消费的上升。所以，他认为“莫善于奢靡”，认为对消费的追求，对奢侈品的欲望，有助于经济发展。
两千多年以后，在1714年，荷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出了一本书叫《蜜蜂的寓言》。《蜜蜂的寓言》说：私人的恶是公众的福利。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蜜蜂社会大家都很奢侈，都追求欲望的满足，从道德上来说，是有点恶的，但是它很繁荣。新上台的蜜蜂国***，以简朴为美，反对奢侈消费，结果产业垮了。他们追求简朴道德的政策，却毁了经济繁荣，毁了整个国家。这本书影响很大，也引起很多争议。
他的基本观念跟管子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观点后来也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觉得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国家有效供给的不足，最后带来巨大的失业。
如果我们今后要写人类的经济学思想史，管子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他看到了需求跟生产之间的平衡，很有先见之明。
出于对奢侈追求的肯定，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在齐国，管仲和齐桓公为了聚天下之财，招商引资，吸引其他国家的商人和专业人才到齐国来发展，开办了官办妓院。吸引各国商人来齐国做生意，同时收取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就是指官妓场所。
古希腊的国家妓院
梭伦改革建国家妓院，增加国库收入。
人类有一些历史极其相似。就在管子去世后不久，古希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叫梭伦，他也在雅典开办了国家妓院。管仲办“官妓”，梭伦办“国家妓院”，看来他们对妓院的问题，对妓女的存在，对性的问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看法。
遵法而治
下面我们讲以法治国。《管子》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要“遵法而治”。他认为治理大国，不能靠君王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稳定的法律。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则。法律是一种发现和运用，而不是一种发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认为法律必须有客观自然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才真正稳定，也才有权威性。
《管子·任法》篇说法律应该“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法律要像天地那样的坚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样守信，让人可预期。“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这样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会顺从、服从。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是顺应百姓的习惯，顺应百姓的人心。你稳定住这样的法律，以天地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遵从。
《管子》对法律的看法蛮有意思。他既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他认为法律就是客观的天道法则在人间的表现。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轻易地改变它。
敬天行道：天道之本，生殖而已
讲完以法治国，我们来看他的敬天行道。管仲认同奢侈消费，认同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甚至还开办国家妓院，收取税收，这是不是很俗气？当然管仲他自己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基于对天道的认识。
管仲自己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他还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着天道去运行，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则，就算是立起来了，最后也不安全。
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顺应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质是什么呢？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天道的本质就是生，就是繁育生命。他以繁育生命作为审核一切的标准。对奢侈消费，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就比较宽容。
他说：“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天把一切都覆盖在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跑到天之外，它的德，它赋予的能量和光明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大地承载一切，不抛弃一切，“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大地很稳定，很安全，万物都得以生殖。对他来说，天道之本，就是生殖而已。要以生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
商人治国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他们在思想上认为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努力、去奋斗，这样一种求利的冲动是非常正当的。这种求利的冲动，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所以，他们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这种观点被司马迁所继承。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你看，司马迁也认同“礼”的基础是“衣食足”、“仓禀实”。
《货殖列传》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也就是说，普天之下，人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往奔波。“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每个人都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就是说“利”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止。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难道这不符合道的准则，难道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凭据？
我们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对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时，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欲望的实现。
重商主义，以商兴霸
好，我把刚才讲过的要点重复一下。管仲治国的主要思想：要点就是顺人心，遂人愿。他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自主即带来繁荣。以法治国。敬天行道。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内政的治理。商人治国容易走重商主义道路。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尊重生产者的积极性，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外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在外交上，他同样也是重商主义的做法：重利益，算经济账。还曾针对周边诸侯国搞经济战。管仲“九合诸侯”，不仅是军事上的联合。诸侯会盟谈判，谈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盟约，更多的内容是统一市场，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协调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诸侯国就会自己去谈判，自己去协调。管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不断的商业谈判，来化解可能的战争冲突。重商主义会使国家走向经济繁荣，同时对道德伦理的要求相对宽松。这样的方向，大家觉得好吗？
《管子》是一本论文集，里面有道家、法家、儒家的思想。我这次讲的仅仅是它的主线索，并不是全面介绍。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分析《管子》。本节课到此结束。我们下节课再见。
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冲突来剖析其思想真谛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作为稍晚于管仲的同时代的孔子曾对管仲进行了一番深刻而较为集中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着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对立冲突，但恰恰在这矛盾性认识中，隐伏着孔子思想的真谛。
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①但管仲具有不羞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②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③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
孔子对管仲的否定性评价，主要表现在“俭”与“礼”两方面。
从“俭”方面来分析
《论语》载：“或曰：‘管仲俭乎？’曰：‘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所谓三归，按照清人郭嵩焘的解释，即为市租。“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④市租本应收归公有，但管仲却收归己有，供自己享用。按照孔子的理解，这当然是“不俭”。联系管仲的“尚侈”思想来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客观的一面。管仲最初辅佐齐桓公时，曾提出三个条件：一为“贱不能临贵”，桓公任他为上卿；二为“贫不能使富”，桓公赏赐给他齐国市租；三为“疏不能治近”，桓公立他为仲父。可见，管仲对奢侈、富贵的向往程度。管仲不仅自己“尚侈”，还提倡众人也要仿效。“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焚之。”⑤他要求人们要吃那些味道最美的食物，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固然骇人听闻，但是，管仲的“尚侈”思想，又是他治国策略的一部分。管仲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⑥当时“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⑦因为管仲的尚侈涉及到百姓的生活习惯，有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富足百姓等合理的因素。但孔子仍不以为然，即所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孔子认为管仲的“尚侈”做法不合时宜，不符合“俭”的原则。
关于“礼”的评价
孔子的治国之道，即“以国为礼。”⑧对于“以国为礼”的主张，孔子有许多解释。“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⑩孔子对于“政逮于大夫”非常反感，对春秋时期卿大夫们的僭越非礼之事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八佾作为纵横各八列的舞蹈礼仪队，本为周天子举行祭祀大典时的专用仪仗。作为卿大夫的季孙氏家祭时照周礼只可用四佾，但季桓子却把八佾调到家庙中演出。孔子认为这是季桓子的一条大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⑾三桓家族宴罢送宾或祭祖完毕时，都唱《雍》诗，孔子也非常气愤。“‘相维辟公，元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⑿在孔子看来，《雍》诗上的这两句话只是周天子专用的赞礼诗，三家大夫哪里配得上动用这样的礼乐？！只有天子鲁君才有资格祭泰山，你季康子居然也去祭泰山。孔子要冉求出面阻止这一非礼行为，无效，只好“呜呼”说是泰山之神不会接受这种违礼之祭的。⒀齐国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策源地。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政治谋略与实践行为，本身就体现着对旧秩序的破坏因素，具有对旧“礼”秩序的反叛意味。这对于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自然不是一种合理行为，当有人问“管仲合礼乎？”孔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管仲非礼行为的愤恨情绪：“邦君树塞门，管氏也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⒁按照周礼，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当门立照壁，才能在堂上设有献酬后回放酒杯的台子，而管仲却做到了这些。管促的这种僭越行为，是彻底的非“礼”。如果管仲算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礼在周代，具有根本法的性质。周礼是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各阶层秩序的根本行为准则，它的基本点是贵贱上下有序化。春秋时“礼崩乐坏”，周“礼”的地位开始动摇，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扩充自身权力，不惜侵犯“礼”的规定，尤其是做为“春秋五霸”首位的齐桓公更是首当其冲，而在这其中，管仲起了相当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孔子倡导礼的主导作用，并赞颂周礼的尽善尽美，表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⒂并为此对违礼的事宜四面出击进行讨伐。这足以反映出孔子小视管子的真实心态，即维护旧秩序的怀旧心态。
传统上一般认为，孔子的“仁”主要涉及其伦理思想，是伦理思想的追求目标之结晶。当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时，似乎表现的是一种道德性质，“仁”在孔子那里也确实是处理亲与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但是，作为社会政治关系，其所处理的对象与伦理有着相通的一面。孔子的“仁”，本身有着社会政治的性质，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中的人际关系。这从孔子对管仲的肯定性评价中可以看出。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⒃公子纠是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齐国陷入动乱状态。鲍叔牙与管仲自幼关系亲善，且鲍子一直善待管仲，鲍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齐动乱前，鲍叔就预见将发生动乱，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齐人杀死公孙无知，鲁国伐齐，接纳公子纠。小白自莒先入齐国，自立为君即桓公。于是齐伐鲁，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出于一身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愤而自杀，管仲经鲍叔牙推荐，桓公用为相。对于管仲的这种背叛行为，按子路的理解，可能没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不动用兵车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对管仲的行为也难理解，由此又进行了发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殉死，又相之。”在子贡看来，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但不能殉主子之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相，这种背主求荣的行为怎么算作“仁”呢。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底蕴。其一，“仁”体现在利在天下。管仲辅佐齐桓公，使他称霸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人们直至今天还在享受着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人们大概已沦于夷狄。管仲的行为，功在社会，利在民众，这正整合了孔子所鼓吹的“仁即爱人”的思想观念。其二，在评价标准方面，政治人物与普通人有着严格的界限区分。评价管仲，自然不能象对待普通民众那样拘泥于小德小节，弱化要求他自缢于沟渎之处而如召忽。管仲虽缺小德，但他以外在事功消除了民众在乱世中的痛苦，甚至献身，这较那些把成德成圣封闭在个体生命心性之域的人要大得多。这正是孔子对管仲作出肯定性评价的根基所在。
孔子对管仲的矛盾性评价中，究竟隐伏着什么样的思想脉络及其实质呢？
首先，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外王”的角度着眼的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之后，宋明理学和后来的新儒学都在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这一理解指向使儒学长期郁巷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洗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这种对儒学的理解，相对于孔子，有了极大的变异。按照孔子的看法，管仲并不算“内圣”，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管仲在旧主一死而事新主，且新主又为旧主之弟弟，此为不忠不德。若照后世解释的心性儒学的标准，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不能还身修德以致主于外道。”⒅它为不赦之小人。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主要根据与标准。虽然孔子对管仲的非礼、不俭等给予了批判，但却在仁的方面对管仲给以极高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诸侯间的矛盾，使人民免罹战争之苦；同时，又集中了中原国家的力量，抵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使人民免做“被发、左衽”的野蛮人和亡国奴，这无疑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此可谓“仁之美者在于天下仁也。”⒆康有为针对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曾有过解释：“圣人论事，重功不重德，有能救世全民者则光之。”⒇实际上，孔子的这一观念，在对其他政治人物的评价中也有流露。在《春秋》中，孔子评论了齐桓公。齐桓公*诸姑姊妹七人而齐大灾，孔子仍许齐桓公为贤而为之讳。以个人道德而言，齐桓公无贤可称，但以政治事功而言，则其功足可称颂。在这里，孔子的思想意趣不仅不是“内圣开出外王”，反而是“外王替代内圣”了。
其次，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体现着“仁”主于“礼”的思想观念
以往，人们总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如蔡尚思先生认为，“仁是孔子最赞美的道德，因为仁是达到礼的手段，礼才是仁要达到的目的。”（21）孔子在当时社会动乱的时代，强调礼的作用，强调对“周礼”的恢复，并且对于非礼的人、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来看，礼相对仁，则处于较为下层的地位。管仲也有“礼”的僭越行为，这当然也不为孔子所满意。但是，从“仁”出发，孔子则又高度赞扬了管仲。从中可以窥见孔子的“复礼”，有“从周”的意义，但是根本的是对恢复社会秩序的追求。孔子认为通过理顺社会秩序，使社会民众受益，这才是“天下之仁”。而礼则最终是要服务于仁的，这样的仁，也就转化为“外王”的真谛，转化为事功的基础。“仁”隐伏着孔子的社会建构要求与政治理想。从“礼”和“仁”的信念角度出发。孔子对管仲的整体评价，基本上持的是肯定的基调。
再次，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还体现出“政社”，即以政治能力之有无来加以定名的思想
这一思想隐伏着“仁”的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对于一个常人处理个人与个人间的交往，其仁多以道德意义来体现。这极易使一个人从心性与实践方式融洽在一起。但作为政治家，其不好德固然遗憾，但若能把个人所好推己及人，逆骗百姓，则仁功可考。孔子将个人道德与政治事功分开，以政治事功为评价政治家的根本标准，极具合理性。尤其是，春秋时期是乱世时期，在此时，通过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够使人们生活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内，这本身即是“仁”。由此，乱世时期的政治人物，其政治事功的意义要远大于个体成就。就个体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而言，有德之人可以行恶政，而无德之人可以行善政。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呆板，迂腐的书呆子。而是能够根据社会的现实及不同层次主体的特点，提出不同评价标准的一个有权变思想和辩证意识的思想家。
1 关于管仲的诗句
关于管仲的诗句 1关于管仲之交,与伯乐有关的诗句
管仲之交
即是“管鲍之交”出自于《史记管仲列传》。
管仲和鲍叔两人都是春秋初期的贤臣良将。管仲，名夷吾，字仲。他幼年时，常和鲍叔一起游山玩水，交情深厚，相知有素。后来管仲和鲍叔分别给齐国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当老师。当时齐国的国君齐襄王非常残暴，经常不理朝政，荒*无度，最后被大臣们杀死了。齐襄王死后，为了争夺王位，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鲍叔和管仲也各随其主。公子小白夺得了君位，人们称之为齐桓公。公子纠出逃在外，被鲁国人杀死，他的老师管仲也成了囚犯。鲍叔得知管仲被囚，就对桓公说，管仲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忠实于自己的主人，这并没有什么罪过，如果桓公能够重用他，一定能够成就霸业。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的建议，拜管仲为相国，位居鲍叔之上。管仲辅佐齐桓公，最后终于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有一次，管仲和大臣们交谈，对大臣们说，当初他穷困时和鲍叔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都是他分的多，而鲍叔并不认为他贪财；他做生意亏本时，鲍叔并不认为他愚蠢，而是说他时运不佳；他三次出仕，三次被逐，鲍叔并不认为他没有才能，而是认为他生不逢时；他三次作战失利，鲍叔并不认为他怯懦，而是知道他家中有老母要照顾，他在受刑期间，受了许多屈辱，鲍叔并不认为他鲜廉寡耻，而是了解他不拘小节而耻于才智无法显露。最后管仲感叹到：“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
后来，人们用“管鲍之交”来表示知心朋友，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唐代杜甫的《贫交行》里就有这个典故：“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只道今人弃如土。”
高山流水觅知音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抚鼓琴
题诗后
[唐]贾岛
二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
归卧故山秋。
席间咏琴客
[唐]崔珏
七条弦上五音寒，
此艺知音自古难。
唯有河南房次律，
始终怜得董庭兰。
旅中怀孙路
[唐]贯休
暮尘微雨收，蝉急楚乡秋。
一片月出海，几家人上楼。
砌香残果落，汀草宿烟浮。
唯有知音者，相思歌白头。
知音者诚希
[唐]韩愈
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
行行天未晓，携酒踏明月。
长安书怀呈知己
[唐]项斯
江湖归不易，京邑计长贫。
独夜有知己，论心无故人。
一灯愁里梦，九陌病中春。
为问清平日，无门致出身。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高山流水觅知音。
2管仲的名言
管仲名言名句 1、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2、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 3、圣人畏微，而愚者畏明。
4、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5、务为不久，盖虚不长。
6、钓名之士，无贤士焉。 7、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8、兵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 9、忧郁生疾，疾困乃死。
10、志毋虚邪，行必正直。 11、信不足，安有信。
12、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具命也。
13、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
14、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人焉。 15、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健而不使，殆。
16、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17、凡将举事，令必先出。
18、俭则伤事，侈则伤货。 19、草茅弗去，择害禾谷；盗赋弗诛，则仿良民。
20、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 21、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22、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23、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24、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
25、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不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 26、志毋虚邪，行必正直。
27、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28、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
29、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30、微邪，大邪之所生也。
31、誉不直出，而患不独生。 32、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33、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34、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干爵禄。
35、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36、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37、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 38、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
39、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 40、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
41、善用兵着无沟垒而有耳目。 42、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
43、道德当身，不以物惑。 44、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45、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46、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
47、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戈兵。 48、邪气袭内，正色乃衰。
49、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50、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
51、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 52、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
53、量力而知攻。 54、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55、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56、独王之国，劳而多祸。
57、圣人若天然，无私覆，若地然，无私载也。 58、福不择家，祸不索人。
59、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60、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
61、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62、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63、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岱侈俭则百用节矣。 64、今日不为，明日亡货。
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65、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66、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67、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
68、知子莫若父。 69、利莫大于治。
害莫大于乱。 70、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71、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72、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
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73、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
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 74、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75、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76、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77、善人者，人亦善之。
3谁知道有关管仲和鲍叔牙的名言
管仲曾言：“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牙遂以能知人为世人所称道。故后世言人之相知，誉称“管鲍”。相传鲍叔牙死后葬于今历城鲍山下。
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人称之为管鲍之交，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 张九龄 《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寮》：“上惭 伯乐 顾，中负 叔牙 知。” 唐 李嘉佑 《奉和杜相公长兴新宅即事呈元相公》诗：“雅望归 安石 ，深知在 叔牙 。”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语“鲍子遗风”、“管鲍之交”，便是源于他们二人的友谊故事。
4关于管仲的成语
艴然不悦非常生气。
艴fú然，也作怫然，生气时表现一付脸色难看的样子。典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江左夷吾《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
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管夷吾，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相齐桓公成霸业。后来诗文中多以“江左夷吾”称许有辅国救民之才的人。
一匡九合春秋时管仲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建立霸业。后亦以“一匡九合”指立国大事。
5对管仲的评价100字左右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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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仲一词在古代诗词中有何说法
（管夷吾）《史记•管 晏列传》载管仲，春秋时齐国人，字 夷吾。
先追随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国王宝座。后来在好友 鲍叔牙帮助下受到齐桓公（公子小 白）重用，推行通货，广积钱粮，使齐国国力大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说，没有管仲，吾其被（同“披”）发左衽 也。后人评价管仲“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慎权 衡。”后人因用以借指辅助君主成就大业的良相。
唐•高适《真定即事奉 赠韦使君二十八韵》君称廉叔度，朝议管夷吾。”元曾瑞（正宫•端 正好（自序）•倘秀才“举伊尹有汤王倚托，微管仲无桓公不可，相公子纠偏如何不九合。”
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在位，任管仲为相。一天，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了一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对话。
齐桓公问道：何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条“有道君主”的标准。其一，崇敬山川、宗庙、社稷，依礼祭祀。（“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其二，对有功旧臣要抚恤救济，使其富有。（“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其三，团结武臣，使其为国效力。（“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其四，重用贞廉、正义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其五，刑政明察，四时无失误，人民不忧，五谷丰登。（“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其六，国内外和谐相处，四邻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战争。（“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其七，接受邻国来聘的币帛，以怀其德，接受以制令来告者，以为法式。（“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
齐桓公再问道：何为“无道君主”？管仲也回答了七条“无道君主”的表现。其一，大建宫室，高筑台榭。（“大其宫室，高其台榭。”）其二，不用良臣，依靠谗贼。（“不用良臣，依靠谗贼。”）其三，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有如黑夜行事。（“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四，不遵循天道，不借鉴四方，不治理家庭，胡作非为。（“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其五，进用俳优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其六，诛杀良臣，玩弄妇女，游玩打猎没有节制，粗暴对待长辈，四出游玩，调戏玩乐。（“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其七，行政不佳，刑法残酷，残害民众，还自以为是有功。（“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
管仲与齐桓公的这番“君臣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统治方法的讨论。
管仲，史称管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儒、道、阴阳、名、兵、农的观点，其中一些篇章被学术界认定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书既显露了春秋时学术多元，又表现了管仲学派的综合意蕴，其论道讲德，不离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管子·四称》篇章中的“君臣对”，论述了君主应该具备哪些优秀人格、应该摒弃哪些恶劣人格。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国家的兴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还具有极强的孝臣育民的导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众的行为倾向。
在这场“君臣对”中，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规范和执政理念。其一，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治国安邦必须尊崇礼，提倡礼，在其人格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应是“为民除害兴利”的正义化身。作为统治者，君主要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为民兴利除害。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备为民兴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恶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应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则”的稳定和统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中。君主稳定和统一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位于淄博市齐陵北山西村的管仲纪念馆齐桓公画像
春秋时代的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必须有立君道的自觉意识，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趋其利而不讲义。管仲在“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过失，来以资为鉴。
管仲在“君臣对”中，非常强调君主人格具有的孝臣育民导向功能。所谓“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担负起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众有可遵守的轨道和规范，社会就会有序。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决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韩非等思想家那样认为国君具有无上的威权，对臣民蓄养以供驱使，而臣民对君则必须惟命是从。臣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视、听、言、动皆以君之旨意为转移。君以法、术、势制驭天下，天下以君为头脑和中枢，如此方可天下定于一尊，四海归于一统。同时，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以孔子、孟子、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倡导德政，“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
意思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沦陷于异族人的统治。
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的引文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现一般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释义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出处：出自战国时期管仲的《管子·牧民》。
扩展资料：
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春秋时期，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
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
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
在当时那个王室势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
后世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这样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从正反两方面向君王充分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