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国际研究生校内外居住幸福感比较研究）

2022-11-08 12:45:03 运势 0 112

（疫情下国际研究生校内外居住幸福感比较研究）,第1张

[摘要]国际研究生的校外住宿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的常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生活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幸福感必然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比较了生活在大学内外的340名国际研究生的幸福感。结果表明，大学内外样本的生活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大学内样本低于大学外样本。工作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校内样本高于校外样本，但心理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加强学校部门间的合作，满足学生合理化诉求，推进属地化管理和校地联防联控，加强心理教育和及时干预，消除负面情绪。

[关键词]疫情防控；国际学生；幸福；比较研究

一、导言

随着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层次都在迅速增加。留学生规模的日益扩大和来源国文化背景的多样性，给接收留学生的高校的住宿和餐饮服务带来巨大挑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推进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成为许多高校的选择。[1]此外，留学生进入社区感受中国社会和风土人情的意愿也进一步强化了校外住宿需求。[2]基于这一前提，在制定相关制度规范留学生校外居住行为、开展校地联动改善校外居住体验的基础上，许多高校稳步放开校外居住，优先在年龄和思想较为成熟、对个人要求相对较高的研究生中实行空。

新型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高校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进一步与校外社区实施属地化管理，将留学生纳入当地联防联控体系，取得了良好效果。[3]但部分高校为了控制风险，调整了自习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食堂等重点场所的管理，采取了安排生活服务、教学活动在高峰时段等一系列措施。[4]这也造成了住校和校外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无论学生选择住在校内还是校外，他们都很难同时享受到校内便利的学习条件、校外的语言文化环境和独立的客厅空。

中国留学的生命线在于教育质量，主要体现在为留学生提供的教学和服务水平上。幸福感可以综合反映中国留学现状与国际研究生期望的契合度。[5]通过对其幸福感的综合分析，可以知道当前教育管理在理念和方法上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向和措施。本文从国际研究生幸福感的角度，对生活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的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横向比较，希望能够发现两者在幸福感的侧重点和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而促进和优化学校与地方的协同管理流程，动态调整疫情防控策略，优化中国留学教育治理能力和人才培养思路，为提升“中国留学”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国际研究生具有一定的特点，他们的幸福感更容易受到疫情防控正常管理的影响，因此成为本文的主要样本。一是国际研究生相对成熟，更有主见，有强烈的独立生活空和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成为留学生校外生活的主要群体；其次，国际研究生的学术发展涉及大量与导师、同学的学术交流，高校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对其影响更为明显；第三，国际研究生需要更多地参与科研活动，人员流动和实验室开放的限制对学业的影响更直接。最后，一些国际研究生已经组建家庭或者在自己的国家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界限比较清晰。

本次调查向居住在五所大学内外的国际研究生发放了200份问卷(共400份)，具体内容包括性别、大洲、宗教信仰、学科、学生类别、幸福感等。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40份(回收率为85%)，其中校内样本172份，校外样本168份。总体而言，样本覆盖面均匀合理，能够初步保证调查获得的数据科学可靠。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国际研究生幸福感的主观测量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测量维度和量表工具的选择，以及使用f检验分析两个样本数据之间的差异。本文借鉴郑小明等人使用的幸福感测量方法，对学生幸福感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并结合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三个维度对学生幸福感进行了评价，[6]用于反映国际研究生的整体幸福感。该量表由9个条目组成，在幸福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本文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况，对每一项的语言表达进行了调整。

三。研究结果

(I)克朗巴赫的阿尔法信度系数

本文收集了生活在校内和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幸福感三个维度(包括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数据，克朗巴赫的阿尔法信度系数高于0.60，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心理测量标准。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对总体幸福量表数据进行旋转因子分析。从校内外样本数据得出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在其公因子中的因子负荷均高于0.60的负荷标准，符合幸福量表的理想状态。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基于校内外样本数据对幸福感(包括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表明幸福感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四)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活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幸福感的体验差异，本文采用f检验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以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以幸福水平为观察变量，以校内外留学生和幸福维度为控制变量。采用f检验和描述性统计检验方法，分析了生活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幸福体验的内部差异。

方差的同质性检验。方差分析的前提是多个样本的方差必须是齐次的，因此通常采用Levene检验方法来判断方差是否齐次。本文对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三维数据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生活幸福感的方差齐性为0.834，工作幸福感的方差齐性为0.420，心理幸福感的方差齐性为0.113，均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本文认为各组的Levene统计量没有显著差异。

组间差异分析。心理幸福感维度的组间差异分析表明，其显著性指数大于0.05，表明住校和校外的国际研究生对心理幸福感的感知差异不大。相反，对生活幸福感维度和工作幸福感维度的差异分析表明，显著性指标均小于0.05，即组间差异显著。

描述性统计。采用描述性统计检验方法，进一步解释住校和校外国际研究生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的差异。在生活幸福感方面，住在校内和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平均数据分别为2.4603和3.4782，说明住在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的生活幸福感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在工作幸福感方面，住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平均数据分别为3.4782和2.5714，说明住在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工作幸福感整体水平相对较高。

四。讨论

(一)生活幸福感的比较分析

两类国际研究生在生活幸福感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即住校的国际研究生高于住校的国际研究生。可以推断，住在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生活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生活、旅行等便利的生活环境，医疗保险、休闲选择等优质的社会服务，[7][8]令人满意的健康水平和人际关系，[9][10]这对于具有留学和成熟双重特征的国际研究生尤为重要。相反，住校的国际研究生受校园环境限制，居住场所独立性较差，标准化的居住条件和服务设施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同时，高校应对突发疫情的控制措施通常较为严格，会对住校国际研究生的生活便利性造成一定影响；而住在校外的国际研究生，日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度更大，严重疫情期间社区提供的安保服务，使他们丝毫不逊于住校的学生。甚至社会管理中涉及的语言文化环境也能帮助他们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综上所述，高校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改善学生的居住条件，努力提供更多的独立空房间。为国际研究生安排住宿时，要充分考虑宗教、文化、习惯等生活上的差异，尽量避免出现问题。同时，在满足国家和高校疫情防控常态化总体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留学生主管部门、后勤部门、保卫部门等职能部门的配合，全面掌握和满足住校留学生的合理生活诉求，完善外出审批制度，采取更加精准的管理措施。

此外，高校要继续推进校地合作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将居住在校外的留学生纳入当地联防联控体系，实现快速应对疫情。高校还可以在社区建立留学生网格员队伍，实现信息互通，有效防范住在校外的留学生无序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二)工作幸福感比较分析

住校国际研究生的工作幸福感高于校外国际研究生，体现在学生的科研条件、工作投入和外部支持三个方面。特别是在疫情防控阶段，住校的国际研究生在使用实验室、工作室等科研场所方面具有方便、省时的优势，而住校的国际研究生在一定时间内可能难以接触到校内的科研场所和设施，影响工作进度和满意度。同时，住校的国际研究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缺乏休闲娱乐活动，只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中，通过自我实现获得更高的工作幸福感。[11]同样，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导师的指导，与同学进行学术交流，从而在学术自信、工作热情、科研产出等方面都优于住在校外的国际研究生。

鉴于此，为减少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住校国际研究生学业进步的影响，高校还需要设计和完善符合学生学业发展需求的指导和帮扶方案，提高网络教学质量，提供虚拟实验室等远程研究条件。导师作为学生学业的直接责任人，也要加强对研究生研究进度的掌握和监督，主动走访校外学生并定期进行学术研讨，将他们纳入研究团队，鼓励团队成员相互交流和促进。

此外，高校还可以考虑将国际研究生校外居留申请资格与其学业成绩和科研成果挂钩，做好学业跟踪、提醒和定期考核。对于校外住宿影响学业进步的国际研究生，应及时干预甚至终止其校外住宿资格。

(三)心理健康的比较分析

与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的维度不同，住校和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的心理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心理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12]虽然生活在学校内外的国际研究生享受不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导致他们在被关心、被尊重和被支持等心理需求的满足方面存在差异，但由于他们对幸福感的不同感知，他们之间的心理幸福感总体差距并不显著。比如在疫情防控阶段，住校的国际研究生的活动仅限于校园内，可能会导致抑郁或焦虑等负面情绪。但高校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可以有效地将疫情挡在校园之外，从而带来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使生活在校园内的学生形成心理和情感优势。相反，住在校外的国际研究生，由于与导师和同学缺乏频繁的交流，很容易陷入孤独无助的研究困境。即便如此，生活在校外的学生有了相对独立的自由生活空空间，也享受到了更多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1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研条件不利带来的心理落差。

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高校应更加关注国际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建立同伴-辅导员-导师三级交谈机制，通过网络资源打破心理健康教育的空限制，扩大心理咨询的范围。此外，高校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及时消除留学生的恐慌等负面情绪。(作者吴文豪是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招生办副主任，高静是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何琦是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基金:江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专项“中非“八大行动”基于“席德效应”的非洲研究生资助与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2020 sjb 1056]；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RE-HG-Y-2021-14])是来华留学人员质量保障的一般项目“基于联防联控的公共卫生事件留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体系研究”。

引用:

[1]陆小川，刘小芹。高校留学生校外住宿实践研究——以重庆医科大学为例[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32(04):102-105。

[2]刘涛。从文化差异到文化认同:来华留学生管理创新策略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57-164。

[3]高·。求同存异，融会贯通，优化管理，准确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J]。中国高等教育，2020(22):23-25。

庞，郑桐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寄宿制学校感染风险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2，54(02):73-80。

[5]韩瑞霞，王琦。中国留学生身份研究的现状、理论与方法——基于中国知网的主题元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06):75-83。

[6]郑小明，朱伟春，等.组织中的员工幸福感:理论模型，量表开发与跨文化验证(第36卷，第621页，2015)[J].组织行为学杂志，2015。

[7]董源，郑晓东，方向明。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城市问题，2020(02):82-88。

[8]冯亚平。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S1):358-362。

[9]阚彬彬，林荣日。教育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9 (3): 28-35+41。

[10]孙良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城乡居民幸福感1——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6): 86-92。

[11]Matz-Costa C，Besen E，Boone James J .多种水平的生产活动参与对中年和晚年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J].老年学专家，2014，54(2):277-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