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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头书记
一个
最近，一部名为《万虎会议》的电影突然走红。这部电影由德国导演马蒂·格肖内克执导。格肖内克多年来一直在拍摄电视剧和电影，并在德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相关奖项。《万虎会议》也是一部为电视台拍摄的电影，于2022年1月24日在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 (ZDF)黄金时段首播，同时播出了一部相关题材的纪录片。
德国电视台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播出《万虎会议》绝非偶然，因为今年1月20日是臭名昭著的万虎会议80周年。在这次会议上，十几名纳粹高官决定了如何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参与者包括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多个部门的国务秘书，以及因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而为世人所熟知的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
万虎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会后，只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30份万虎会议记录。这部电影是根据纳粹德国垮台时美国调查人员在德国外交部缴获的一份会议记录改编的，也是唯一留存下来的一份会议记录。
肖内克以不同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展示了整个会面过程。几乎所有的场景都是在室内，整部电影由简洁的正反镜头组成，以展现两个或多个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会议主持人和策划人坐在中央位置，地方军政首脑和纳粹中央机关代表按级别或职级分列两侧。这一方面表明了各自在军队或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让利益相关者或相似的人组成空集体，形成有序的空结构。后面我们会发现，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参与者站到了一起。
会议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思想统一，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劝说下，各部门准备接受秘密警察对犹太人事务的统一领导，放弃本部门的部分切身利益；随后“最终解决方案”公布，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将计划中的方案公之于众；最后是与会者的提问、修改和补充。几个部门之间发生了争论和对抗，但整个会议以圆满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对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模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也可以深入观察纳粹德国有多少共同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机构和部门有待“解决”。事实上，正是这次会议决定了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和其中600万人的生死。它在历史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但这一切都是以如此隐秘的方式一气呵成的。
2
影片在很多问题上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和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者的文明程度和野蛮程度之高，令人费解。影片中，大家都拒绝提及“屠杀”之类的字眼，不是因为回避，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明，用“解决”代替；超过半数的人被称为“医生”，但没有人质疑最根本的问题——是否应该消灭犹太人。会上甚至有人从所谓的“人道主义”角度质疑枪杀犹太人可能会对德国士兵的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公开讨论对所有混血犹太人进行“强制绝育”。其他官僚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这种方法不仅可行，而且解决了几乎所有的“法律问题”，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在大会开始之前，与会者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绝对认同的，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更好更高效地去做。而且极端变态的工具理性贯穿始终，给影片带来了十足的荒诞感。
影片中的终极工具理性来自于讨论如何处理混血犹太人的那一段。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斯图克特博士(Dr. William Stuckert)因为拒绝艾希曼“解决”所有混血犹太人的提议，几乎与所有人都发生了冲突。从戏剧角度来看，这一段也是全片最精彩的部分，堪称“与人辩论”。
斯图克特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强硬态度，不仅是因为他参与了当时犹太人法律的制定，混淆了关系到他个人尊严和法律效率的各种不同种族的混血犹太人，更重要的是，斯图克特试图说明混血犹太人问题的复杂性，认为只有所谓的“程序正义”才能避免“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引发的骚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图克特不近人情的敬业精神，甚至让观众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这个场景很难不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导演希德尼·鲁迈特执导的电影《十二怒汉》。《万虎会议》的编剧们大概借用了《十二怒汉》的结构和人物——同样的论点，同样的学者辩论，同样的“八号陪审员”——只不过他们为不同的问题而战，一个拯救了没有杀人的嫌疑犯，一个研究如何更好地灭绝犹太人。
在斯图克特着急的时候，斯图克特被主持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叫到里间房间进行单独谈话。作为观众，我们即将迎来第二次“精神洗礼”:两人从观点对立到相互理解，关系从冰点回暖。最后，他们开始互相问候他们的家庭。官僚外衣褪去，“人民”的温暖显露无遗。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很难不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毕竟最深的“友情”和温暖都是在激烈的争论中迸发出来的。
这恰恰是影片最吊诡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万虎会议的剧本会原封不动地交给纳粹德国最好的导演雷妮·瑞芬舒丹。她不会把万虎会议变成另一个“意志的胜利”、“民族的节日”或“美的牺牲”。一件艺术作品要表达怎样的价值，表达什么样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创作者对光线、构图、表现等细节的把握。
在情节的这一点上，我们有可能理解问题的关键:像斯图克特这样的知识官僚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强调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优先，也不在于他们完全忽视价值理性和实体正义；问题在于他们把理性和正义极其狭隘地局限在一个单一的民族里，对人类文明和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一无所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电影对这种狭隘的理性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以维尔纳·赫尔佐格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卡斯帕·豪泽之谜》为代表。历史也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明，纳粹思想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血脉是有联系的，但任何思想封闭、过分强调民族性的国家和个人都可能有纳粹思想。在这方面，我们只需要看看2019年柏林电影节特别放映的六小时大片《列夫·兰道:堕落》。
三
除了斯图克特这个典型人物，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虽然影片没有给艾希曼太多的篇幅，甚至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刻板官僚，但影片至少告诉我们，艾希曼绝不是纳粹体系中的一颗普通螺丝钉，而是一个亲手制定了屠杀犹太人计划的刽子手。没有他，纳粹机器不可能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内屠杀600万人。二战后，艾希曼曾试图逃离德国，但被美军抓获，后逃脱并流亡阿根廷。直到1960年，他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强行绑架到以色列。最后，在1961年，他被指控犯有包括反人类罪在内的15项罪行。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席了对他的审判，得出的观点是“平庸是恶”，即意识形态机器下没有思想和责任的犯罪。
当时由于手头信息极其有限，阿伦特误判了艾希曼自身的情况。真实的艾希曼可能远比电影中呈现的和阿伦特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例如，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内特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中说，艾希曼从未无意识地执行过屠杀命令，因为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对传统中产阶级价值观和一般道德观念有足够的了解，大多数人会谴责他的行为”。更有甚者，艾希曼对康德、尼采、叔本华甚至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都有一套独特的看法，甚至打算以康德为基础在法庭上做总结性陈述“直到他的律师劝他放弃这个想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参与者没有任何真正“平庸”的人，这足以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和文明敲响警钟。不管你有没有见识，邪念都可能跟着你。虽然阿伦特误解了艾希曼，但这并不妨碍她做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她失去了善恶判断，服从权威，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最邪恶的事情。如何守住底线，恐怕还是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