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一件国宝，日本人想占为己有，却因一神秘事件，让其吓破胆
导读：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不仅有很多影响世界的发明，如古代的四大发明，而且还有不少世界罕见的宝贝。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看上了我国的一件国宝，让松井石根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却因为一神秘事件的发生，让其吓破了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今苏州的寒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不仅有很多影响世界的发明，如古代的四大发明，而且还有不少世界罕见的宝贝。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看上了我国的一件国宝，让松井石根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却因为一神秘事件的发生，让其吓破了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今苏州的寒山寺，可谓是名满世界，但在唐朝之前，寒山寺并没有任何名气，自从著名诗人张继的一篇《枫桥夜泊》问世后，才让寒山寺名声大振，从此闻名于天下。之后，所刻有《枫桥夜泊》诗篇的这块石碑，就成了镇寺之宝，历代皇帝都非常看重它。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天皇对这块石碑垂涎三尺，就给当时的日本将领松井石根下了道命令，让他把这块石碑运到日本。鉴于寒山寺的名气很大，如果是硬抢的话，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日本天皇的面子就挂不住。阴险的松井石根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以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的名义，玩一招狸猫换太子，把真的石碑弄到手。

当时的寒山寺的主持得知日本人的计划后，非常的愤怒，却也不能与他们硬碰硬，这无疑是以卵击石。经过彻夜不眠地思考，主持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找到了苏州刻碑的高手钱荣初，让他以假乱真，刻一块假的石碑带去展览。

钱荣初得知事情的缘由后，也是气的不行，痛骂日本的行为，立马答应了主持的请求，并不收一分钱。令人痛恨的是，当时寒山寺里出了一名汉奸，他的名字叫梁弘志。他一心为日本人做事，并把钱荣初刻加碑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松井石根就带着宪兵队过来兴师问罪。

可就在日本人准备强夺石碑时，一件神秘且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钱荣初先是离奇死亡，并在碑上用鲜血写上了七个字：“刻碑及亵碑者死”。因当初唐玄宗十分喜欢这块刻有《枫桥夜泊》诗篇的石碑，就曾下过这样的诅咒：“这块碑只有朕能拥有，擅自刻碑以及想占为己有者，必遭天谴。”松井石根是位中国通，也知道这个诅咒，他认为钱荣初就是因诅咒而暴毙，几乎吓尿了。

松井石根考虑了很长时间，如果他把石碑强行占有，然后送给天皇，万一天皇中了诅咒而挂掉，自己就成了罪人，甚至整个家族都会玩完了。于是，他就放弃了占有这块碑的念头，带着士兵撤退了。有人说，钱荣初先生并不是中了诅咒而离奇死亡，而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夺走这块国宝，借着流传的诅咒，自己选择了自杀，此精神感动国人。

如果觉得我写的不好，请多多批评指教，一定多加改正！若觉得写的还可以，欢迎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历史新知”，记得转发和点赞哦！

                                       

3000年前的贵族，死在了泥土里，3000年后的贵族，却活在了 历史 中。

华夏 历史 两个时代的连接，是一件国之重宝：

它藏身于乱世，又现身于乱世，带着290个字的 历史 信息，从时空深处缓缓走来。

3000年前，一个叫“克”的西周贵族男子，在香烟袅绕的祭台之前，为它赋予了生命，用它祭奠失去生命的祖先。

克用严密工整的金文铭刻下誓文：

也就是说：“我的祖父端正善良，心胸谦让，淡泊宁静，清醒智慧……”

辞藻浓酽华丽，深深刻在青铜鼎身，仿佛只有创造了青铜上的永垂不朽，才能纪念祖先的光辉。

宛如时光的速度，西周王朝灰飞烟灭。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位妇人站在杂乱破旧的宅院里，对着这件国宝，心里只回想着：怎么把这件宝贝看好呢？

两句誓约，让这件国之重宝跨越时光，3000年的传奇熠熠生辉：

它就是在央视首季《国家宝藏》里走红的西周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名录。

大克鼎的珍贵之处在于，除了文物本身的非凡价值，它背后坎坷的前世今生，完美再现了华夏正礼的流传，盛满令人戳心感动的故事。

究竟有何特别呢？

让阿伦带你回到这首诗的现场，只见尘土飞扬之间，西周先祖正带领部族精锐筑田建家：

时间流转，当西周王朝跨越诗里的季节，来到创立两百多年后。

我们看见，上面这幅辛苦创业的 历史 ，仍在周人的口中代代传颂。

这种对祖先的崇敬深入文化骨血，不光流传在诗经里，还栖身西周的青铜器之上，成为了祭天祭地祭祀社稷时必定要刻下的颂词。

说到这里，你一定好奇，贵族家里那么多青铜器，这个时候最常用哪一件呢？

答案是：青铜鼎。

事实上，青铜鼎的 历史 远比西周王朝久远。

最初的时候，作为炊具的一种，鼎用来烹饪。

当然，要吃上炒肉丝之类的炒菜还得等上几千年，当时人们用鼎来把食物煮熟，约等于现在的锅。

这点从鼎的器型就能看出来，后人总结“鼎”这种器具的特点就是：

常见的鼎包括三足圆鼎，以及四足方鼎，纠纠站立在华夏文明微露的曙光里。

除了器型逐步固定下来，随着古代 科技 的发展，鼎的材质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最早期的鼎常见为黏土烧制。

青铜冶炼技术兴起后，中国的先民开始用青铜铸造，让鼎披上了光华灿烂的外衣。

与此同时，鼎的功用也渐渐走下灶台，披上宗教礼仪的神秘光芒。

从《史记》来看，青铜鼎与祭祀礼仪相联系，最早可起源于中华始祖黄帝。

铸成宝鼎后，黄帝成仙。

而根据一些传说记载，大禹创建夏朝后，收集天下金属铸造了“九鼎”，刻下了各地山水、珍禽异兽。

鼎从此成为“天命”象征，走上至高王权的宝座。

不过，虽然传说里的九鼎至今难觅踪影，但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鼎在华夏晨光微熹之时就已被统治者采用。

在被认为是夏都阳城遗存的二里头遗址，就曾出土过珍贵的青铜鼎。

这件如今看来走“极简风”的网格纹青铜鼎，虽然造型迷你，和此前的陶鼎非常类似，通高只有20厘米，但意义重大， 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里年代最早的青铜鼎。

从此，青铜鼎飞进上古时代的贵族礼仪，象征着刚刚萌生的权威。

而中国的青铜书页，从此徐徐打开。

当 历史 的车轮碾入商朝，伴随着青铜文明的繁荣，象征国命的青铜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在这段时期，王族祭祀必备青铜鼎。

在商朝，因为商人迷信鬼神，甚至采取血腥的人祭，因此威严、庄重、神秘成了青铜鼎的主要特征。

比如从商代中期开始流行的四足方鼎。

虽然论实用性，方鼎不如圆鼎，但方鼎往往更容易铸造复杂诡秘的图案。

因此那些兽面纹、云雷纹和夔纹之类的纹饰，从商代中晚期开始爬上鼎身，让人一眼望去繁复而瑰丽。

像是著名的后母戊鼎（又称作司母戊鼎），巍然森严，仿佛一头远古的青铜巨兽。

这种装饰，承载着商朝贵族希冀通过青铜鼎与神灵沟通的心愿，将青铜鼎的艺术形式推向了一个高峰。

等到武王克商，西周取代商朝，一切又变了。

西周时代，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发展，周朝 社会 不再像商代那样崇敬鬼神，而是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核心，在家族血缘纽带的基础上，建立起礼乐高度发达的文明。

那么，所谓的礼乐都靠什么来传达呢？

其中的礼就包括青铜器的身影。

这时期的青铜鼎，作为珍贵的家业，被贵族们用来祭祀天上神灵与祖先。

于是鼎成了不可或缺的“礼器”。

如此一来，青铜鼎上铸造的花纹也进化出了新的模样，走出了商朝的袅绕迷雾，走进了西周的华夏正礼。

整体来看，西周的青铜鼎风格更为素净与简约。

圆鼎一般腹部向外倾斜，变得更浅，方鼎也不例外，鼎足比商朝纤细了不少，像是瘦身成功。

可见为了区别于殷商酒池肉林的奢靡，周人崇尚朴素简单的审美观念。

到了西周中期，这股简约风在青铜鼎上刮得更甚。

纹饰简化为朴素的重环纹或窃曲纹，最多在青铜鼎的柱足上装饰一些兽面纹。

除了风格和器型的变化，关于怎么使用“鼎”？西周的礼制还明确按贵族的身份分成了好几个等级。

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列鼎制度”：

后世所谓的“一言九鼎”，指的就是说话像天子一样有分量。

如此一来，青铜鼎赫然成了贵族家庭的“身份证”，用多少鼎、怎么用，完全取决于所处的 社会 阶级。

在西周王朝念诵祥和的贵族礼乐里，到了距今近3000年前的周孝王时期。

这天，一个叫“克”的贵族男人喜提周王赏赐，被封为“膳夫”，执掌宫廷饮食。

神厨从天而降！喜大普奔之下，他的家族铸造了神器“大克鼎”，用来感谢祖先的功德。

一件流传3000年的国之重器从此诞生。

这件神奇的大克鼎长的什么样呢？

首先器型上，大克鼎可以说是一件庞然大物。

高达约93厘米，重达200千克左右，拥有400多斤令人咋舌的重量。

与此同时，这样一幅厚实的身躯，被3只蹄足稳稳支撑着，再配上一对挺拔的大耳朵，显得格外敦厚可爱。

更加难得可贵的是，作为西周中期的青铜鼎代表作，大克鼎在纹饰上表达着时代变化下的风格转型。

比如在腹部，大克鼎铸刻了连绵宽广的波曲纹，与环状的纹饰紧密结合，大方简洁，与商代铜鼎遍布的华丽花纹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鼎耳和鼎足也没有留白。

大克鼎在鼎耳的地方精心雕刻了龙形纹，还在鼎足的部位装饰了突出的饕餮纹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大克鼎上无论龙形纹还是兽面纹，渐渐走下了商朝神秘的祭坛。

这些图纹建立在动物变形的基础之上，将商代的兽面纹简化为抽象的形态，一眼望去不再狰狞可怕，反倒多了几分萌萌哒的意味。

比如青铜鼎上的猛兽只剩下大大的双眼可以辨别。

除了风格和纹饰上的变化，大克鼎诞生的时代，正是列鼎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

作为贵族标志身份的宝物，在青铜鼎上刻下铭文也开始渐渐风行。

而大克鼎上留下的290字铭文，则向今天的人们传递着千年之前的华夏之礼。

周人循规蹈矩，铭文的上半部残留着方块格，每个方格里规规整整地填着一个字。

这些文字被刻在大克鼎的腹部内壁，分为28行，笔迹苍劲有力，圆润工整，是现存至今的金文代表作，在中国书法史地位超然。

这290个3000年前的文字，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分为两段。

第一段描写喜提“膳夫”岗位的克，饮水思源，穷尽自己能想到的美辞，热切赞扬祖父师华父对周朝辅佐的功绩。

这段记载印证了西周贵族代代相传的制度，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膳夫克继承的正是祖父的贵族身份，因为祖父曾担任“师”的官职，他才得以获得周王封赏。

而获得周王的任命后有何赏赐？都写在了第2段里。

既然是贵族，一定要有封地。周王赏给了他大片土地，包括“康地的田”、“寒山的田”等等。

除此之外，有了这样一块地盘，怎么能没有人呢？

于是伴随土地，周王还赏赐了克大批男女奴隶和基层官吏，当时贵族的生活里离不开音乐，还送了他一支乐队。

在大克鼎这本青铜之书上，这些铭文成了研究西周 社会 宝贵的一手资料。

对于西周时期的贵族制度、礼仪甚至土地制度等等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可以想象，钟鼓齐鸣的雅乐，养尊处优的生活，克的贵族人生，享受着钟鸣鼎食的特权，无需在意现实生活的风雨。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贵族的形态，注定让一些人活在了云上，另一些人活在了泥里。

殊不知，当克悠然享用着唾手可得的一切，有没有抬起过眼帘，看一眼窗外忙碌终年却仍旧一无所获的奴隶呢？

如果看不见，不知他是否曾听见奴隶内心的呐喊：

无论如何，后来的 历史 验证了，西周建立的礼乐并不能实现想象中的永恒。

在大克鼎铸成之后不久，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入西周都城镐京，第2年周平王在秦国等诸侯国保护下东迁洛阳。

当曾经的周天子换了新家，天下也彻底换了主人。

诸侯并起之间，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春秋时代正式来临。

争霸的烽烟里，信奉的是强者为王。

以列鼎制度为代表的贵族礼乐被一次次破坏，最终渐渐退出了 历史 舞台。

大克鼎当然不能幸免。

应该是在西周末日来临前的某一天，战火烧到了克的封地。

一片慌乱之下，克的族人将大克鼎等家族珍宝埋入地下，随即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漫的逃难之路。

在当时，像克这样埋下珍宝流落他乡的，一定还有很多其他贵族家族。

因为时至今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方，除了墓葬，就是窖藏。

当这些贵族走向逃难时，也许曾想过有一天他们还能重返故乡。

但很显然他们没有，消失在了 历史 的深处。

就这样，大克鼎沉入黄土下的黑夜，直到将近3000年后，与另一位“真正的贵族”重逢在人间。

“慢点抬，当心啊！”

1937年的中秋节，苏州城里一点灯光也没有。

远方炮火隐约，毗邻的上海淞沪战事正激烈，日本人的飞机却先行一步，这天把苏州城的电厂都炸了。

十五的月亮，照在苏州潘家的这片小院。

能看见几个悉悉索索忙碌的人影，奋力往一个土坑里搬着重物，原来是潘家的当家人潘达于，还有几个家里的亲戚和木工。

而他们奋力藏匿的庞然大物，正是消失了3000年的大克鼎！

这消失千年的稀世珍宝，为何跑到了千里之外的姑苏？

事情缘起于几十年前的光绪年间，这一年在陕西扶风的法门镇，一处遗忘近3000年的青铜窖藏破土而出。

据说发现时，这处窖藏十分丰富。

出土了包括大克鼎、7件小克鼎、还有一套克钟在内的1000多件青铜器。

可令人揪心的是，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的混乱岁月，这批珍宝重见天日后，很快流落四方。

有的被卖给了洋人，有的彻底销声匿迹，无处可寻。

比如同期出土的7件小克鼎，国内目前收藏4件，其他3件都在出土后辗转流入了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日本书道博物馆等等，再也无法重聚。

小克鼎尚且如此，更加珍贵显眼的大克鼎，自然让更多人惦记着它的归宿与命运。

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后北京城里流传出了一条新闻，工部尚书、大收藏家潘祖荫集齐了“海内三宝”！

一时之间，无数人艳羡不已。

所谓的“海内三宝”，指的正是清朝末年出土的3件极品西周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都是历经3000年风霜、重放光芒的国之重器！

那么，这赫赫有名的潘祖荫是何来头呢？

潘祖荫，出自苏州潘氏家族，祖上是徽商。

清朝前期的徽州曾有“周漆吴茶潘酱园”的说法，也就是说潘家以经营酱料起家。

而潘家在搬到苏州之后，除了传统的酱料业务，还积极从事海外贸易。

比如当时的清政府常购买东洋铜料铸造铜钱，潘家与对日贸易就曾联系紧密。

如此几世积累下来，潘家成为苏州巨商，积累财富无数。

而难得可贵的是，虽然常言道商人重利，但潘家“贾而好儒、富而好礼”，是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

这个“礼”字，也道尽了潘家几代人的追寻与坚守。

首先，潘家历来重视子女教育。

潘氏家族虽然商贾起家，但走出了好几位政坛精英。

比如除了潘祖荫做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他的爷爷潘世恩当年也曾高中状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个时代半个多世纪，被称为四朝元老，显赫一时。

其次修身齐家，酷爱古典文化，潘氏家族在晚清的动荡岁月里耗尽家财，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

因此，当潘祖荫偶然之间发现了大克鼎的踪迹，立刻耗费巨资买下了它。

但可惜的是，仅仅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将所有收藏归属弟弟潘祖年保管。

得到宝贝的潘祖年，没有辜负哥哥的信任，他坚持着家门的教诲，这些珍贵的青铜器没有丢失一件。

并且，眼见当时的北京城风雨飘摇，形势越发吃紧，潘祖年历经挣扎，带着大克鼎和大盂鼎等珍宝辗转回到苏州。

乱世之下人心惶惶，也许因为心力交瘁，不久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可即便如此，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的这些文物。

他对妻子潘达于说：“你一定要好好看着这些宝贝啊！”

正是这句话，让年轻的潘达于记了一辈子。

可虽然说起来简单，但在接踵而至的战火里，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一个女子，不但要抚养子女、撑起一个家，还要时时刻刻守着国宝，简直难于上青天。

可潘达于无论遭遇怎样的危险，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离不弃守护着这些国宝，从不曾想过抛弃或变卖。

事实上，当时各路势力都打过国宝的主意，形形色色的政客、掮客和骗子，络绎不绝登门造访，但都被潘达于巧妙地应对过去。

30年代中期，国民党派人带话给她，说在苏州盖了楼，想要“借”宝贝展览。

潘达于听出里面有诈，于是直接婉拒，后来面对威胁利诱，她也始终不为所动。

也许在她的心里，始终回响着丈夫临走前的嘱托：我要守好这些宝贝啊！

但更大的危险很快降临了。

1937年刚入秋，日军侵略踏过上海，眼见即将吞噬苏州。

十万火急之际，这年的中秋节，柔弱的潘达于带着家里亲戚和木工，赶紧在后厢房挖了大坑，把大克鼎小心装在木箱里埋了下去。

怕藏得不够隐蔽，埋下大克鼎后，她小心地把方砖铺在了上面，还用碎渣土撒了一遍。

所幸的是，这样过了7年安然无恙。

直到突然有天，家里人赫然发现地面猛然沉陷了一块，她心里一惊，赶紧让人悄悄挖出宝鼎。

上天保佑！大克鼎完好无损，只是木箱子腐烂。

虽然长舒了一口气，但眼见地下没法再藏，怎么办呢？

潘达于想来想去，又心生一计：事已至此，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最为安全。

于是她把大克鼎挪到了厢房的一角，让孩子找来一大堆破衣烂衫，把鼎身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样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一个杂物堆，和家里的陈旧正好融为一体，根本看不出来。

就这样，虽然每天提心吊胆，但外面兵荒马乱，这也算目下所及唯一的办法了。

大克鼎暂时安全了，可事实上更难的是，历经多年战乱，此时的潘家，昔日财富如流云飘散，早已不是从前贵族一般的生活。

这些年来，除了避难，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子女，借住在苏州城南石子街的旧宅里，艰苦维系着一家子的生活。

但是即便失了曾经富贵，生活于重压之下，只要看到墙角里静静卧着的大克鼎，尽管听不见鼎身上3000年前的贵族颂词，潘达于的心里还是暖暖的有一束光：

这件宝贝，还是保住了啊！

对着潘达于的“命根子”，渐渐也有人心生好奇：如此守着这座鼎，是要留给谁呢？

面对这些疑问，潘达于虽没有回答，但很快他们等来了答案。

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道：

这封言辞恳切的信件，正是来自潘达于。

原来，潘达于决定，将毕生所藏、包括大克鼎和大盂鼎在内的国宝级青铜器，统统捐献给筹建中的上海博物馆。

随后大盂鼎1959年转入中国 历史 博物馆，也就是如今的国家博物馆。

面对潘达于的慷慨捐赠，收到稀世珍宝的文物部门备受感动，很快给她送来了两件东西：

2000万元（当时流通的旧币）奖励和一张奖状。

出人意料的是，潘达于退回了奖金，后来捐献为抗美援朝所用，她留下了那张奖状，在床头挂了50年。

在退钱的信里，潘达于还写道：“赐予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

对于她的义举，也有人表示不理解。

一天陪着亲戚去上海博物馆看鼎时，有人好奇地问她：

苦苦守了一辈子，为什么不继续留着这些宝贝呢？

对此，潘达于只淡然地说：

“放在这里好，首先安全，另外大家都可以看，多值！”

除此之外，无怨无悔的她，一直教导着自己的子女：

可以说，跨越3000年的时光长河，被潘达于守护一生的大克鼎是幸运的。

它找到了冥冥中最懂它的人。

作为现存至今的中国青铜器转型期间的代表礼器：

大克鼎无论是器物本身的非凡价值，还是承载 历史 信息的珍贵铭文，都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礼仪之邦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弥足珍贵的国之重宝。

与此同时，与大克鼎相守相伴的潘达于，则让我们看见：

3000年前的西周贵族，把华夏之礼刻在青铜，而3000年后的精神贵族，把华夏之礼刻在了心里。

如果说潘达于的前半生，守住了家族的“礼”，拼尽全力保住了家族的宝物。

那么她的后半生，则守住了家国的“礼”，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无私捐出了毕生所藏。

浩瀚星河，川流不息，刻在青铜上的礼，也许会被 历史 遗忘，但刻在中国人心里的礼，在 历史 上永远闪耀生辉。

凡是过往，皆能打开序章！

近期分享连载中，查看往期可点击：

别羡慕日本茶道，这座中国古塔的倒塌，复活了美到逆天的茶道祖宗

这个国家宝藏相貌平平，看上去如同一块儿很一般的木料。但实际上它可是一块儿价值连城的沉香木，是当时日本特使觐见隋炀帝时，隋炀帝赐予给他们的。沉香木是一种含有独特香味的木料，常被用以制作香料。

因沉香树结香需要历经十几年的时长，顶级沉香木更可能需要几百年才可以获得。因此一块儿沉香木的市场价值，远比一般的黄金白银翡翠玉石要珍贵的多。

沉香木在日本是极其罕见的宝贝，日本特使获得这个赐予后，倍感荣幸，连忙小心翼翼地将它运回日本。

虽说是一块儿市场价值不菲的沉香木，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只能算是众多宝物中不太起眼的一个，尤其是那块沉香木，还不算是高品质的那种，因此隋炀帝赐予的很随意。

只不过，日本人待它极其注重，捧回家就当祖宗似的供了起来，平常里常规人是见不到它的，只能在至关重要节庆日的时候，才可以在祭祀活动上一睹真颜。不仅普通民众稀罕这沉香木，日本天皇也拿它当珍宝，轻易不会割取使用，只能在嘉奖至关重要忠臣的时候，才会切割下小小的一块儿作为赐予。纵览日本史，曾获此殊荣的日本人只有3位，足利义政、织田信长以及德川家康。

现如今，那块顶级沉香木早已在日本东大寺，被供奉了1300多年，影响力依然超然，是别的国家宝藏无法比肩的存在。曾有海外富豪出巨资，愿意买上一小部分，但被日本人严词拒绝了，是因为在他们心里，那块沉香木已不仅是一件国家宝藏，更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1939年，河南安阳的一位名叫吴培文村民，在田地了挖到了一个体积巨大的青铜器。虽然不知道该青铜器价值几何，但见多识广的吴培文感觉，它肯定属于国宝级别的文物，为了避免青铜器落入日本人手中，就偷偷地将他埋入自家的院子中。

没多久，吴培文挖到青铜器的消息还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带着100多人来到吴家，最终还是没有发现青铜器的下落。日本人离开后，吴培文觉得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在留着它，全家人可能都会没命，于是就打算把青铜器卖掉。当时的一个古董商人出20块大洋，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要将青铜器切成几块运走。

吴培文相当生气，认为这样做就会破坏文物，就决定无论如何都不卖了，并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查，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吴培文深知，他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仅是权宜之计，很快就会被日本人识破。于是，他把青铜器重新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就远离家乡避难，知道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家乡。之后，吴培文把青铜器交给了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使得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建国以后，该青铜器先是收藏在南京博物馆，后转移到国家博物馆。经过郭沫若的研究，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给他命名为“司母戊鼎”，是中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在2002年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当初命名的时候，郭沫若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此解释听起来也很合理。另外，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研究，认为应该叫作“后母戊鼎”，而非“司母戊鼎”。据介绍，在商朝时期，司、后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是写反了而已，而这个鼎是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后母戊鼎”可以理解为，：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最终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这也得到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所以，以后如果有幸去餐馆这个大鼎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叫错了哦，否则可能会贻笑大方。

《国宝奇旅》中赵光希的结局是被任弘毅一枪毙命。结局中任弘毅好不容易才杀死了叶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解决了本田。任弘毅和周若思两人跳下火车死里逃生后，被躲在暗处的赵光希发现，赵光希还不死心地要偷袭任弘毅。结果被我们警惕性很强的任大队长发现，他一枪击中了赵光希的心脏，赵光希这个卑鄙小人当场死亡，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赵光希在《国宝奇旅》中是一个反派角色。身为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他还非常贪财，一直在觊觎南迁的国宝。剧中赵光希和父亲赵立夫利用职权妄图让装载南迁文物的火车改道，幸好奸计并未得逞。赵光希还多次诬陷任弘毅，并且在抓捕任弘毅后还还对其严刑拷打，甚至断水断粮。赵光希后来更加变本加厉的和日本人合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卖国贼。恶行暴露后，赵立夫和赵光希父子一个沦为阶下囚，一个沦为亡命天涯的逃犯。可谓是罪有应得吧。

赵光希在《国宝奇旅》中同时也是一个搞笑担当，跳梁小丑般的存在。赵光希多年苦苦追求校花周若思，恐吓威胁情敌，送花和礼物，跪地表白，用准岳父施压等，软硬兼施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也没有能得到周若思的青睐。最后竟然想到要给周若思下药，而且还好巧不巧地被护花使者任弘毅发现了，结果自己喝下迷药晕倒了，堪称剧中搞笑第一人。

赵光希在《国宝奇旅》中的各种坏无疑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就连赵光希的扮演者苗驰都称赵光希坏的让他倍感压力。赵光希在全剧一直是任弘毅和周若思感情上的绊脚石，也是国宝南迁路上的拦路虎。不过老天有眼，赵光希最后自食恶果，死于任弘毅之手，一枪毙命也算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吧。因果循环，天道轮回，我们还是要多做好事啊。

那是一块沉香木，因为是隋炀帝赏赐的，日本又没有这种自己能够散发出香气的木头，所以被日本人奉为国宝，还给它起名“兰奢侍”。在很多年前，我国唐宋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国最为繁盛的时期。但是，和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那个时候却是非常的贫穷落后，甚至说，那个时候的日本吃饭都没有筷子，只能拿手抓取食物往嘴里送。非常的落后，因此，那个时候日本曾多次前往中国学习。

在隋炀帝时期，日本曾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学习，当时隋炀帝看见日本使节前来，本着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想法，不仅对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赠送给他们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价值说高不高，说低也不是很低。其中就有一块木头，是我国出产的沉香木，是沉香木中的一种，名为黄熟香。

这种木头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虽然也算得上名贵，但是在隋炀帝眼里就不够看的了，也是随手就送了日本使节一块大的黄熟香长一百五十六厘米，重十一点六千克。但是，在隋炀帝眼里不是很稀奇的黄熟香，在日本人眼里却是价值连城。日本使节将这块会散发香气的木头带回去呈给天皇，天皇对这块木头表示惊奇诧异，而后立马将其奉为国宝，并且起名为“兰奢侍”将其供奉了起来。

在日本，想要得到一块“兰奢侍”是非常不容易的，就连天皇都不舍得随意取用，只是把它供起来，然后偶尔割取一点点赐给有功的大臣，比如说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那么，到了贸易流通的现代，虽然可以买得到沉香木，不管多么名贵的，只要出得起价钱，就能买到。但是这块兰奢侍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信仰以及文化传承，在天皇时代尚且是国宝，那么在现代就更是国宝了。

咸丰八年、九年（1859年）是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的人生重大转折之年。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为三次科举不利，虽有“再世诸葛亮”之才，也只能有实无名地委身湖南巡抚衙门，做一个屡建拱卫长沙之功，却始终没有正式官阶的“师爷”。

但即便做师爷，天资豪爽，圭角毕张的左宗棠也是睥睨一切的，在当时的湖南官场，自巡抚以下，即便是二品总兵，见到左宗棠，无一例外，都要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

除了这一份恃才傲物，左宗棠的骨子里还有晚清官场稀缺的忠介，自他以师爷身份步入官场，直到后来封爵拜相，其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的强人本色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按理说，在讲究中庸圆滑之道的晚清官场，如左宗棠这样既傲，又刚，还正的“异类”，是很难出头的，即便出头，迟早也是要 掉的。但左宗棠却创造了一项奇迹，自从渡过咸丰 那一劫之后，他是否极泰来，一路开挂，几十年几乎未遭到掣肘。

何以至此呢？

晚清的官场老鬼太多，时局太艰难，朝廷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位刚直霸道的人物，来制衡一些人物，横扫一些局面。

而说到左宗棠强势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有一些“吉人自有天相”的味道。

据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樊公（永州镇总兵樊燮），其言曰：樊公谒见骆帅（湖南巡抚骆秉章），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照刘禹生的说法，左宗棠是因为樊燮藐视他，一怒之下脚踹了这位朝廷二品武官，之后又以刀笔弹劾樊燮，让他彻底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除了这一说，还有另一种说法，左宗棠没有脚踹樊燮，而是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个大耳瓜子。

然而，让左师爷始料未及的是，受辱又丢官的樊燮并不是任人宰割之辈，之后他走湖广总督官文的门路，官文直接上奏咸丰，甚是狠毒辣地给左宗棠扣上了一顶“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场，“劣幕”这一顶帽子是可以轻松要了左师爷性命的。

果然，咸丰看到官文的弹劾奏章，勃然大怒，他颁下谕旨给官文，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一丝左宗棠是“劣幕”的实据，又或者将一些证据栽赃到左宗棠的头上，官文就可以直接叫他人头落地了。

如此说来，这阶段的左宗棠简直是小不忍，直要丢了性命。

当然，也有人说，左宗棠虽然孤傲蛮横，但官场险恶他还是懂得的，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鲁莽行事，他与樊燮之间的缠斗，不是因为樊燮没请安，而是因为樊燮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左宗棠看不惯以骆秉章的名义上了一道弹劾他的奏章，樊燮因此落马后怀恨在心，遂拿他师爷的身份，找茬子大做文章，想以此回敬一刀。

细细想来，左宗棠脚踹掌掴一说更接近民间对左大帅的传奇演绎，刚正师爷与作恶总兵互相弹劾一说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在咸丰九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此坎其险恶，虽然未必会叫他人头落地，但从此在官场销声匿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晚清官场中的湘人集团对左宗棠展开了一场甚是有名的营救。

当时的晚清官场，湘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京城有人，地方有势的庞大集团。得知左宗棠有难后，湘人集团中实际地位不亚于曾国藩的胡林翼担负起了居中运筹的角色，在地方上他联合曾国藩伺机声援左宗棠，在京城，他及时和任职翰林院的郭嵩焘形成了联手。

营救左宗棠最漂亮的一步棋，是由郭嵩焘执子的。他以上等的鼻烟壶为礼，拉入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入局，请他出面给咸丰密上了一道保举左宗棠的奏章。

对晚清官场而言，这道奏折不仅有名，而且十分重要。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这一密保奏章，可谓是仗义执言，读来令人振聋发聩。

有此雄文开道，本就器重汉臣的肃顺接应而起，向咸丰大力进言，曾国藩、左宗棠皆是匡扶社稷之才，慎防不如重用。

那一时刻，恰逢清廷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社稷动荡，急需用人，咸丰终于放下对汉臣的戒心，将两江总督的大位实权交到了曾国藩手里。

对于左宗棠，当得知左宗棠已年近五十，咸丰最终表态，正是为国效力之际，如果才堪大用，当尽快用之，过几年精力也就衰了。

就这样，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亦赏识左宗棠之才，随后便让他在湖南招募五千人，自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年近五十，本是沙场征战的暮年，但左宗棠却从这里走向了后来的铁血辉煌，这一点不仅让国人赞叹，也让当时的外国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段历史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许多人都知道“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很有名，但这句再造了晚清官场第一强人的名言，有多贵重？许多人并不清楚。

左宗棠一生鲜有送礼献财的时候，晚清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进京过崇文门，都要按规矩交下一笔孝敬朝廷的过门费，但左宗棠却从不理会此等陋规，但为了感谢潘祖荫当初的那一句话，他却罕见地给对方送了一次重礼。

想来，那也是千里马对伯乐的一种重谢。

大盂鼎，道光年间从陕西眉县崩现而出，它是西周康王时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出土后便被贩卖到了文物市场。

岐山首富宋金鉴得知后，使重金把宝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不久即被岐山县令周庚盛以“私藏重器，有不轨之心”巧取豪夺了去。

周庚盛非爱名器之人，得到宝鼎后，他不久即转手，将这一稀世珍宝卖到了京城。

道光三十年，宋金鉴上京赴考，得中翰林，之后他寻遍京城古玩店，最终与宝鼎重逢，花了三千两白银将之重购回来，并运回了岐山老家。

同治年间，宋家交道衰落，宋家后人宋允寿将宝鼎运往西安，当时在左宗棠府中做幕僚的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得见这一宝物后，花了七百两白银购买下来，然后送给了酷爱古物的左宗棠。

得到这尊青铜宝鼎后，左宗棠想起了痴迷青铜器的昔日伯乐恩人潘祖荫。然而，当左宗棠有意要将这尊宝鼎转赠潘祖荫的时候，这位晚清的大藏家却怀疑此鼎为赝品，迟迟不愿收下。

到了同治十三年，藩祖荫终于知晓宝鼎乃稀世珍宝，于是接连给左宗棠写信，急催直要，得鼎心情之切，可见一斑。左宗棠得信，没有犹豫，连忙花重金运费三千两白银将宝鼎送进了京城潘祖荫府邸。

藩祖荫得到大盂宝鼎后，延请金石名家王石经篆刻了两方印，一方为“伯寅宝藏第一”，另一方为“南公鼎斋”，可见其珍爱之心。

只是，动荡乱世，私家珍藏大盂鼎这一稀世国宝谈何容易！从随后近一百年的沧桑变迁看，潘祖荫的后人没有辜负先辈间的历史佳话。

藩祖荫没有子嗣，从其弟潘祖年那里过继来的两个儿子也相继早夭了，这等于潘氏兄弟后来都没有儿子。自潘祖荫离世后，其弟潘祖年便将兄长所藏的文物运回了苏州老家，有一段时间，大盂鼎被供方在潘家大院的厅堂上，被视为传家之宝。

潘祖年活着的时候，对家藏宝物把持极严，定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然而潘家的香火实在不旺，潘祖年故去时，他的孙子也早已病故，因而看护家藏宝物的重任最后落在了潘家孙媳妇潘达于的肩上。

让潘家先辈欣慰的是，小女子潘达于虽没读过多少书，但知大义，有担当。民国初年，英国人获知潘家藏有国宝，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购宝鼎，出价高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潘达于不为所动。

抗战时期，苏州沦陷时，为防国宝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潘达于带领潘家族侄在二进院的堂屋里挖了耗时几天几夜的深坑，之后将宝鼎埋在地下，之后又将堂屋恢复成原样。后来，日本人曾到潘家宅院掘地三尺，但没有料到潘家的藏宝坑在堂屋里，终未获得。

转眼到了1951年。

潘家后人见人民 极为重视文物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 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另一潘家珍藏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将两件宝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7月26日，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国宝大盂鼎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并在1952年年藏入了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更在之后成了中国禁止出境的64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晚清脊梁左公，若是泉下有知，当为大盂鼎的最终归宿，今日的盛世中国感到欣慰。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咸丰(89)晚清(21)左宗棠(6)

虽然当时隋炀帝奖励给日本的这一块木头是沉香木，但在我们的眼中也不至于被日本人那么的珍惜吧，但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十分的崇拜我们的中国，所以说隋炀帝赏赐给日本的这块木头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的木头那么简单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信仰，也就是说日本人发愤图强的一种代表吧，通过隋炀帝奖励的这块木头，他们得以学习我们的文化壮大自己的国家。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沉香木是十分的贵重的，一般来说一个相对而言好一点的沉香木需要生长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所以说一个沉香木它的价值要比那些金银财宝都要高的，而且在日本那里是没有什么沉香木的，所以说物以稀为贵，他们就认为这块沉香木十分的贵重。

虽然当时隋炀帝给日本的这块沉香木并不是什么十分好的沉香木，只不过是一颗相对而言比较普通的沉香木，但是日本从来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他们十分的珍惜，而且能够得到我们中国所赏赐的东西，也是十分荣幸的，证明我们中国还是以礼仪对待日本的，所以说这是一种交往的象征。就是因为如此，日本才如此的珍惜这个沉香木。

如今这快沉香木已经在日本的东大寺被供奉了1300多年了，虽然现在日本也知道那块沉香木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是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他不是通过沉香木本身的价值所能够表达的，这已经成为了他们国家的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