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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老山卫生员钟惠玲后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一直想做的事，用实际行动关爱烈士的亲人。钟惠玲深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于是加入了一个叫“东方木兰荟”的公益组织，大家推荐担任副会长，与一群姐妹开展关爱烈士母亲工作。2018年母亲节前夕，钟惠玲发
老山卫生员钟惠玲后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一直想做的事，用实际行动关爱烈士的亲人。
钟惠玲深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于是加入了一个叫“东方木兰荟”的公益组织，大家推荐担任副会长，与一群姐妹开展关爱烈士母亲工作。
2018年母亲节前夕，钟惠玲发起了赴南疆看望烈士母亲的活动，立即得到木兰荟姐妹们的支持。著名演员、画家张金玲，梅派第三代传人张晶，姚远等艺术家和企业家主动捐款，纷纷参加关爱烈士母亲的行动。带着木兰姐妹们的爱心，专程到云南、四川、河北等地，看望了20多位烈士母亲。
鼠年春节来临之际，钟惠玲于2020年1月21日看望慰问了“满门忠烈”王昌群老妈妈。
钟惠玲
钟惠玲，女，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类别：临床。
执业地点：英德市桥头镇卫生院。
执业范围：内科专业。
发证（批准）机关：英德市卫生局。
监狱，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既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地方。从2000年9月开始，我先后采访了青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上海、北京等七个省市的十几所监狱，从西到东，从经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各地监狱的硬件设施差别很大，但在管理制度和尊重人权方面是一致的，那就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监狱政策进行管理。 那么，现在的监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监狱里的食住 我在青海塘河监狱采访时了解到，10年前的一场大地震，把监狱（当时叫劳改农场）所有的办公室和家属房夷为平地，死亡100多人，而监狱大墙内的监房一间没倒，也没死一个犯人。原因是监狱办公室和家属房全部是“干打垒”（一种用粘土垒起来的简易房），经不起强烈的地震，而监房全部是砖瓦结构，要比“干打垒”坚固得多。 在山东鲁南监狱采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犯人大伙房。那个伙房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像两个工厂的大车间，一间做主食，一间做副食。我一走进副食“车间”，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只见两口直径约有一米五的大锅里正在煮肉，值班的犯人告诉我，这是为矿上下夜班的犯人准备的。他还告诉我，他们每顿饭是两个菜，一荤一素；菜是每人一份，饭则随便吃，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在主食“车间”，我看到巨大的汽蒸锅里蒸的是雪白的大米饭，一人多高的不锈钢蒸屉里蒸的是白面包子。包子很大，一个足有四两。我情不自禁地对陪同我采访的监狱办公室副主任王立彬说：这包子可真不小啊！王立彬说：要不要尝尝？我非常想知道包子里面是什么馅，便说：好，尝尝。一个犯人马上从刚取下的长方型蒸屉中拿了两个包子，我说一个就够了。其实一个都吃不了。我想把包子掰开给王立彬一半，没想到这一掰，里面的油马上顺着手指缝流了一地——不仅是肉馅的，而且油还很多！我和王立彬站在那里大吃大嚼，引得旁边正在吃饭的犯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 王立彬告诉我，他这是第一次尝犯人食堂的东西，还是沾了我的“光”。因为监狱有严格规定，管教人员是不准到犯人食堂吃东西的。 巧剃“刺儿头” 犯人潘松昌是被人用担架抬到鲁南监狱来的。他因盗窃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原来关押在临沂监狱。在转来鲁南监狱之前，突然得了“半身不遂”。据说得病的原因是他在临沂监狱的砖厂烧砖，出窑时，砖很热，他出了一身汗，用凉水一浇，激的。 大队管教助理孙吉海觉得可疑，20多岁的年轻人，哪能那么娇气，让凉水一激就半身不遂了？ 带他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说，被凉水激了有可能落下什么病，但不至于这么严重。医生用针扎他的腿，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用锤子敲，他也没反应。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木头人一样。队长用力扳他的腿，扳不动。医生奇怪：半身不遂，这个腿不应该硬得扳不动啊！ 吃药，治疗，两个多月，一点不见效。有些犯人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会挖空心思找各种理由装病，监狱方面称之为“伪病”。孙吉海1970年从部队复员后就在监狱系统工作，十几年，这种情况见得多了。 6月的一天中午，孙吉海对生活科的赵科长说：“咱们看看潘松昌是真的还是假的。”孙吉海和赵科长屏住呼吸走到床前，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头钉在午睡中的潘松昌的脚指头上扎了一下，他“腾”地把脚抬起来了。又扎他那只脚，他又“腾”地抬起来了，还没醒。 孙吉海心中暗喜，平时怎么扎他都没反应，睡觉的时候有反应，说明他平时是装的。 “潘松昌！”孙吉海喝道。 “唔……到！队长！”口齿清楚，也不大舌头了。 “你坐起来。” 潘松昌麻利地坐起来了。孙吉海他们俩心里有数了。 潘松昌看着孙吉海手里的大头针，仿佛明白了什么，低着头，不说话，接着“哇”地哭了起来，说：“队长我冤枉。” “你冤枉什么？” 潘松昌无计可施，只好坦白交代。他装病，一是觉得冤枉，二是不愿下井挖煤。 他的案情是这样的：他和同村的另一个人，偷伐了路边的两棵杨树，偷了50斤麦子，又偷了人家一个地板车，把树和麦子装在车上往回拉。另外一个人在路上看见了，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说回家，那个人就帮着推了推车。事发以后，正赶上全国“严打”，就把他们定为盗窃团伙，从严从重处罚。他是首犯，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犯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那个帮助推车的，被判有期徒刑3年。 潘松昌的情况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应该是属于轻罪重判的。后来，孙吉海仔细看了他的判决书，情况基本属实。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此案的情况，东西不多，又是初犯，他最多能判五年刑，从犯也就三年两年，那个不了解情况瞎帮忙的，根本不应判刑。 潘松昌在来鲁南监狱之前，听说这里是煤矿监狱，到了这里要下井，不想来，就装瘫、装癫，不能动了。孙吉海和他谈话以后，他承认有罪，但他认为不该判15年。 孙吉海告诉他，如果认为自己的案子有冤情，可以写申诉报告。他说他不会写，孙吉海就找人帮他写。申诉报告写好以后，孙吉海给他寄往原审法院。一连发了几封，一直没消息。 这期间，潘松昌觉得队长挺关心他，表现很积极。在队里站小岗，看门，很认真，谁想违犯纪律也不行，硬的软的都不吃，他就听队长的，有什么情况都向队长汇报。孙吉海对他申诉的事也挺上心。经与队里几个领导研究决定，以大队的名义又给法院的院长写信。 一个月后，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来函：经院长核查，发现原判决有出入，发回长山县法院重审。长山县法院重新开庭，重新判决，潘松昌原判15年改为5年；那个原判五年的改为3年；那个原判3年的改为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潘松昌已坐满了5年，改判之后他就刑满释放了。 孙吉海从1987年到1990年，共为本大队的23个犯人写了申诉复查函，被原法院改判的有13名。其中有个泰安籍的犯人叫王昌群，原判20年，经复查，改判为5年。 “疯子”犯人不疯了 上海提篮桥监狱八监区的老管教应晓虎所在的小队，主要是关押有精神问题的犯人。整个监狱精神不正常的犯人，包括伪装的精神不正常的犯人，都归他管，一共有28个人。 “有真正的精神病犯人么？”我问。 “有。”他答。 “为什么不办理保外就医，或者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们不能直接往精神病院送，得由犯人家属来办。有几个犯人已经确诊，有司法鉴定，也依法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但是有的犯人家属由于经济情况、住房情况比较差，或者没有监护能力，不愿来接人。另外，保外就医还要和当地街道、派出所联系。有的犯人因街道和派出所从本社区的安全考虑，不愿接受。” 下面讲的，就是一个伪装精神异常犯人的故事。 1995年初，一个叫杨超的犯人来到应晓虎所在的小队。这个犯人一进来就疯疯癫癫的，到处拉屎撒尿，把马桶往自己身上倒。应晓虎看了他的材料：28岁，盗窃罪，15年刑，“四进宫”。 1995年底，应晓虎打报告请专家对杨超的病情进行司法鉴定。杨超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给他一只香蕉，他连皮都吃下去，居然把专家们都蒙过去了，给他做了“没有服刑能力”的鉴定结论。 然而，应晓虎总觉得他不像是真的精神异常。 队务会讨论杨超保外就医的问题，大多数干部同意保外就医：反正专家鉴定已经出来了，符合条件，就是搞错了我们也没有责任。应晓虎主张：从我们的工作角度考虑，这个人还是要观察一段，再看看。 第二年7月，监狱要搞清监，主要对象是那些有病的和年纪比较大的适合保外就医的犯人。 就在这时，杨超写了一封信，让一个保外就医的犯人带出去了。杨超的母亲不识字，把信交给一个邻居，让读给她听。邻居一看，信的内容是：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过去我做了很多坏事。现在监狱正在搞清监，很多人被保外就医，希望爸爸妈妈到当地派出所搞搞关系，以后监狱来联系的话，最好能一下通过，不要有曲折……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杨超专偷邻居的东西，大家对他很反感，都不希望他出去。邻居看了信，就带着信告到监狱来了。监狱信访办的人打电话给应晓虎，把信也给他看了。经公安局有关部门鉴定，信的笔迹确实是杨超的笔迹。 由此证明，对应晓虎的怀疑是正确的，但他当时没有点破，他在等待机会，争取“水到渠成”的效果。应晓虎通过杨超的家人了解到，他这个人过去比较讲义气。应晓虎决定利用这个特点，在感情上进行“投资”。 杨超家里比较困难，家人每次来探监，带的东西都比较少。应晓虎就发动其他犯人，给他些吃的和用的东西。他的身材和应晓虎差不多，天冷的时候，他家人没及时把换季的衣服送来，应晓虎就把自己的旧毛衣等衣物拿来给他穿。 杨超一直在等待政府给他办保外就医，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该走的人都走了，然后保外就医工作就停了一段。他有些失望，甚至绝望，他用手拼命地敲墙，造成手腕小骨骨折。应晓虎带他到医院去治疗，还专门去给他买了云南白药。在他住院期间，应晓虎还让犯人给他煮了鲫鱼汤和排骨汤送去。 这期间，杨超的妻子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她来探监时对应晓虎说：“孩子也小，我也年轻，他这种情况，这么长的刑期，我不可能再等他。”她不知道杨超的真实情况，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离婚也应该。但是应晓虎知道杨超是装的，就不能不从改造工作出发，劝他妻子再考虑考虑，坚持一下。 应晓虎继续给杨超做思想工作，明确告诉他：“根据你的情况，肯定不会给你保外就医的。你现在30多岁了，15年下来，快50岁了，出去以后什么都干不了，好时候都过去了。只有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才是最好的出路。”这种方式的谈话，对他触动很大。 1998年春节过后，应晓虎把杨超叫到办公室，再次重申：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不可能给你办保外就医的手续。同时，应晓虎还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说：“我给你一段时间考虑。最多给你3个月时间。3个月里，你给我说清楚，既往不咎。以后改造表现好，还是按正常的情况，该给你奖励就奖励，该给你减刑就减刑。” 此后在一段时间里，他的表情看上去还是傻傻的，但是明显反常的行为已经没有了。在应晓虎规定的期限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犯人组长来对应晓虎说：“队长，杨超要找你谈话。” 杨超承认自己是在装病，并且很快就写出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交了上来。 为了让更多的犯人受教育，应晓虎专门安排他在犯人大会上现身说法。他在犯人大会上杨超说：“我装疯装了三年多，说老实话，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以为我装得很像了，没想到早就被应队长看出了马脚。真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希望大家吸取我的经验教训，装疯卖傻，到最后害的还是自己。”自从杨超转变以后，他的妻子经常来监狱探望他。见他不再是“疯子”了，对他的未来也增强了信心，以后没再提离婚的事。 杨超开始正常改造以后，工作积极主动，脏活重活抢着干，每个月写一份思想汇报和学习笔记。1999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2000年被减刑8个月。
没找到作文，只有这些例子。
送毛岸青,送不走的毛泽东家风
来源：互联网 发表日期： 2007-4-1 23:52:46
4月2日上午9时，开国领袖毛泽东与杨开慧烈士次子毛岸青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国际在线）从3月23日开始，对他的悼念在各大网站成为热点。在悼词中，有送别、有颂扬、有寄托、有反思、有激励。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是，人们都把毛岸青的凡人一生与毛泽东家风紧紧相联。
毛岸青“贵”为开国领袖之子，数十年来却默默无闻，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开国之初，在中宣部当翻译，他像一般干部那样认真工作，没有丝毫架子，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在婚姻问题上，他不要领导出面，也不要父亲的特殊关照，而是以平等的身份与女友即后来的邵华谈心沟通，赢得了女友的爱慕；在晚年，他以坚强的毅力与家人一起重走长征路，又以多种形式帮助失学儿童，赢得了人们的敬意。一个出身不平凡家庭的人，却走出一条平凡之路，身后赢得了不平凡的尊敬，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平凡的人生之路，为何会赢得不平凡的尊敬？人们在翻阅毛岸英、毛岸青成长历程中不难发现，是毛泽东的家风使他们变得崇高。
可以说，毛岸英和毛岸青并没有从父亲身上“借到多少光”。在1942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时，毛泽东郑重而严肃地对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你学的只是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另一所大学，这个大学，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后来，毛岸英尊父嘱，背着被子到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了。在抗美援朝中，毛岸英不幸牺牲后，毛泽东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见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毛泽东读史有学问》第31页）
毛泽东的家风，是毛泽东教育家人严于律己，勇于奉献，乐于助人，不搞特殊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良好作风，也是民众所称道的平民作风。在这样的严父教育下，毛岸英、毛岸青走上了平凡人之路。
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以来，尽管经历改革开放，然而，人们依然没有减去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毛泽东的家风连同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一样，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网上对毛岸青的追思，其实也反映出民众对干部家庭清廉的期待。而今，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逐渐走上富强，某些官员子弟养尊处优的问题也突显起来，这也是一种忧患。胡总书记今年3月强调进一步树立“三个意识”，其中就有“忧患意识”。而官员端正家风教育后代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家风值得重新得到重视。
忠烈家风 中国 顾月忠 吴克鲁
摘自 了望198536
六十多岁的刘斌，白发满头，背也有点驼了。近来，他时常独自一人坐在僻静处默想沉思。这位荣立过战功的老军人，在担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司令员的日子里，接连把两个儿子送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前线，又接连得到了儿子们牺牲的噩耗。作为父亲，他一度悲痛得难以自持。如今，他在想些什么呢？
一
1979年春，越军疯狂挑衅，屡屡侵犯我国土，打死打伤我边民，一场强加于我方的战争近在眉睫。担任文山军分区副司令的刘斌，回家对老伴王昌群说：“实在欺人太甚！如果上面命令自卫还击，我上，咱们家能上的都上！”他给儿女们一一写信，要他们到时候不要贪生怕死当孬种，丢党的脸！
儿女们果然从信中受到鼓舞。在昆明工作的大女婿张继功，连夜向组织交了求战书。
不久，上级把坚守猛峒某高地的任务交给了刘斌，他出征了。
刘斌带着一支边防部队坚守猛峒某高地。战斗十分激烈，跟随刘斌的一位同志怕他出事，劝他下去避避。刘斌火了，喝道：“就我的命金贵！？”他拿来几颗手榴弹，向冲到阵地前沿的敌群投去……
与此同时，在部队当侦察兵的大儿子刘光翻开笔记本，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二女儿刘丰也报名参加了火线救护队。王昌群所在单位——文山州商业局，从八个县中抽调四十多名服务人员，组成“支前服务队”正准备出发。在确定由谁带队时，王昌群站出来说：“我去！”于是，她也上去了。
这一家人在战斗期间尽管互相不通音讯，但都怀着同一信念，个个表现出色。参战的四人中，三人立功，一个受嘉奖。为此，刘斌还举行过一次家宴来庆贺呢。
二
立功后，大儿子入了党，被提升为排长，并被送到南京外语学院深造。1981年初，刘光以优异成绩毕业，十四门功课，五门满分，其他九门都是九十九分。
云南省军区领导机关看到这张成绩单，立刻把刘光叫去，一看，嘿，小伙子又棒又机灵！听说还喜欢打球、游泳、弹吉他，是个“全才”，当场拍板：“你回去准备一下，马上到省军区机关报到！”
刘光对这一决定感到太突然。毕业前夕，他在给未婚妻段玲的信中写道：“我的毕业文凭上凝结着烈士的鲜血。我想，我并不脱俗，也不是什么英雄，但我有理想，生愿做岳飞式的卫国志士，死愿做国歌中的一记音符。一个革命军人，天职是保卫祖国，奋战沙场……”刘光请组织上重新考虑对自己的安排。
省军区机关派人找此时任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的刘斌谈话，请老子出马做儿子的工作。
刘斌知道儿子的心愿是想上前线，毅然表态：“刘光想到基层干，就遂他的心愿吧！”省军区机关的同志怀着惋惜而又敬佩的心情放走了刘光。
在前线某部侦察连当了副连长的刘光，如鱼得水，工作越做越有劲。这年十月，他带领小分队执行各种任务二十四次，亲自排除敌人埋设的地雷八枚。一次，连队在执行任务中与入侵的越军突然遭遇，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猛烈火力封锁住道路。关键时刻，刘光不顾危险，端起一挺机枪跃出战壕，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突然开火，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连队趁机通过了道路。
三
刘斌对自己的儿子感到欣慰。不过，他没向老伴透露：由于想儿心切，他常做恶梦。
妈妈对前线的事儿果然一无所知。她可忙啦，又是跑商店买毛毯，又是请人帮助缝新被褥，准备给光儿办喜事。因为段玲已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啦！
刘光的大姐刘勤这些日子也老抿着嘴笑，不时地对刚出世的女儿说：“柳柳，快别哭啦，大舅舅回来结婚，给你带回最好的礼物！”
段玲的心更像吃了蜜一样甜。脸上时时泛起红晕。
全家人喜气洋洋。可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刘光牺牲了！
经过是这样的：1981年12月5日，刘光率领一个小分队在边境我方一侧执行巡逻任务。在一个山洼里，他们发现了越军在我境内埋下的地雷。刘光知道，自己的排雷技术比战友们强，他果断地命令排雷的战士们撤后隐蔽，自己上前排雷。当他排除了一颗雷，准备再搜索时，不幸误触响了另一颗雷……
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中，刘光的妹妹刘丰眼睛哭肿了；姐姐刘勤的奶回了，小女儿柳柳饿得哇哇哭。刘斌赶到连队，一见儿子静静地躺在那里，只觉一阵晕眩，女婿张继功急忙一把搀住，刘斌推开他的手，说：“没事儿，就是腿有点软。”王昌群扑倒在儿子遗体上，别人拖都拖不开：“小光啊小光，你一个人走太孤单了，妈妈陪你去……”
姑娘段玲的泪早哭干了。她送了一个大花圈，坚持在花圈的缎带上写上“妻子敬献”几个字，谁也说不回她。刘光的遗体火化后，她抱着骨灰盒要去领结婚证。
刘光生前的同学闻讯纷纷赶来，在失去了长子的父母面前，扑通扑通，跪倒一片，表示今后要替刘光尽心。刘斌一见，眼泪刷刷地淌。
这时，商业局政工科副科长丁丕芳找王昌群谈话，说：“你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组织上考虑，你可以把小儿子调回身边工作。”
王昌群跟老头一商量，刘斌坚决摇头：“我们只有报效祖国的义务，没有接受照顾的特殊权利！”
保山军分区政委陈秀田对王昌群说：“老王，你再给老刘做做工作，把小儿子调到分区来吧，你们家的情况特殊，别人不会说什么的！”
刘斌还是摇头：“情况特殊？情况特殊的就咱一家？”
刘光生前所在部队副政委段光寿来访，听说刘明在前线部队工作，马上说：“我回去反映反映，这种情况，应该照顾！”
刘斌摆了摆手，说：“不必了！我是军分区司令员，不能通过关系干这种事！”
在昆明市民政局优抚科当副科长的田嘉玲，这时也对老战友王昌群说：“老王呀，我做了一辈子民政工作，这方面的事情我懂，只要你给有关部门写封信，他们就会照顾的！”
刘斌仍不同意。王昌群哭了，说：“老头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大道理谁不会讲？高调谁不会唱？可你刘斌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刘斌也发了火：“我是唱高调吗？正打着仗，把我这司令员的儿子从前线调回，就不怕扰乱军心！”
四
明儿返回前线后，刘斌一天更比一天消瘦。他离休了，住进云南省军区小虹山第二干休所。大女儿回来看他，喊爸爸没人应，一找，才发现他一个人像雕塑一样呆在没人的地方。
刘勤把他扶进屋，说：“爸爸，你要是想小明，就去看看吧！听说好多战士的亲属都去过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我不能去！我一去，部队上就会猜测：刘斌大儿子不在了，他来，是不是要让部队照顾一下他的小儿子？”
第二天，刘勤和丈夫请假乘坐火车来到刘明的部队驻地。刘勤看到弟弟回到连队，从头到脚泥糊糊的，膝盖处裤子挂破了，头发老长，心里直发酸。正想上去拍打拍打，谁知弟弟一瞪眼，气虎虎地说：“你们来干什么？”没容姐姐解释，他又说：“今晚十一点多还有一趟末班车，你们回去！”
姐姐望着执拗的弟弟，忍不住哭了：“好，小明，我们走！”说完，从提包里掏出一袋巧克力糖和几条烟，放在桌上。
副连长发怒了：“九班长，你耍什么态度，姐姐、姐夫来了，住一宿有什么不可？”
刘明低下了头。他掏出十块钱买了几瓶罐头、一瓶酒，请几位战友陪姐姐、姐夫吃晚饭。他很少吃菜，只喝了几杯酒。战友们离去后，他遮着脸，为的是不叫姐姐看见自己的眼泪：“大姐，大哥，你们不知道我多想你们呀！看到别人的亲属来，我半夜半夜睡不着！可是，光哥给我留下了榜样；我不能让光哥失望，让爸爸失望啊！”
第二天，刘明送大哥、大姐到火车站。列车就要启动了，刘明突然抓住继功的手，说：“大哥，打仗的事，难免有万一，如果我回不来，跟光哥一块走了，两位老人就全托付给你们了！”停了停，他又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死了，给我坟上添一把土吧！”
刘明脱下军帽，向亲人告别。
万没想到，车站一面竟成永诀！1984年7月13日，刘明在一次抗击越军军级规模进攻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当时，刘家还没接到通知。妈妈把那只大公鸡喂得肥肥的，足有七八斤重，说是等明儿回来再杀。两个姐姐又跑商店，又做针线活，给小明准备结婚的用品。娘儿仨在一块说：“小明回来那天，咱们每人炒个菜，看谁的菜味道鲜！”
刘斌表面上看来很平静，可是每当前线有伤员转来，他总是顾不上吃饭，跑去打听小儿子的近况。一天上午，刘明的好友陈浩来家，刘斌看他神色不对，像刚哭过一样，心里一惊，问道：“有什么事，快跟我说。”
陈浩张了张嘴，没说出声，就一扭脸跑出了屋。刘斌一下全明白了。但他不信，急忙让大女婿去核实。过一会儿，大女婿回来，眼哭得红红的。
刘斌浑身一阵发软，往床上一躺就起不来了。一连三天，老伴下班后问他哪不舒服，他说：“腰疼。”第四天，他起了床，来到老伴刚调进的新单位——云南省粮油运输公司，对老伴说：“家里有点事，你回去一下。”
刚进家，刘斌嘴唇哆嗦着说：“小明……他……也牺牲了！”
王昌群的脸刷一下变白了。她张了张嘴，一头栽倒在地上。
刘斌竭力控制着自己。他不当着家人的面哭，跑到楼上老战友张副司令员家，止不住泪如溃堤。
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刘斌又要送二女婿陈加勇上前线了。当时，老伴尚卧床不起，听说后，把刘斌喊去，轻轻地说：“老头子呀！万一加勇再有个好歹，怎么跟小丰交待呀？”
妈的话被刘丰听到了。她走过来说：“妈，别伤心！我同意了，就让他去吧！”妈没再说什么，她理解，拦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应该的。她只是掏出手帕帮女儿擦去泪。
刘斌用颤抖的手拿出一瓶酒，交给加勇说：“你给小明带去，替我浇在他的坟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