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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复制自知乎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留存的帛书，被骗抢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物追回还有可能吗文物春秋战国（东周）当代文物追讨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留存的帛书，被骗抢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物追回还有可能吗？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
复制自知乎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留存的帛书，被骗抢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物追回还有可能吗
文物
春秋战国（东周）
当代
文物追讨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留存的帛书，被骗抢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文物追回还有可能吗？
楚帛书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楚文化充满想像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楚帛书流失的过程极为曲折，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也已去世，记者几经走访，并查询相关资料，方才了解了事件经过。
珍宝被当成废品附送
1942年初，一群盗墓者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一个洞，便一起去发掘。其中一人名叫任全生，他于1953年加入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后来的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曾向博物馆同事说起当年盗挖子弹库楚墓的过程。
盗墓者当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在盗墓者眼中，以铜器、木器最为抢手，所以纺织品被盗墓者当成废品一并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他们不知道，这件纺织品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商承祚得知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系时，湖南著名古董商蔡季襄从外地回来，迅速以3000元法币将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折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随后，蔡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干净，将帛书展开，并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蔡将帛书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缯书考证》。
美国人柯强骗走楚帛书
1998年出版的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上，刊登了蔡季襄1974年8月21日写给商承祚的信的原文。信中，蔡季襄详细讲述了楚帛书流入美国的经过。
因为帛书上面许多文字模糊不清，1948年（商承祚在信上写了一个问号，并将“8”改为“6”，疑为1946年），蔡季襄携带帛书到上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
蔡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对蔡季襄说，家里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相机，可以帮忙。蔡季襄便将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帛书多留一天。
蔡当时急于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就答应了。第二天，蔡向柯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擅自托人将帛书带回美国了。蔡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马上退还帛书。柯强欺骗蔡季襄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将帛书寄回。根据蔡的记述，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最后，两人签下一个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当场支付1000美元，如到期不寄回，柯强需再向蔡支付9000美元，实际上等于强买，蔡季襄吃了个哑巴亏。
索要帛书一再被拒
一周后，蔡季襄再向柯强索要帛书，果然不出所料，柯强又找借口推脱。此后，每隔两三天，蔡就去询问一次，柯或说“已写信去询问”或干脆不在家。当蔡又一次向柯催要时，柯的佣人告诉蔡，他已经乘飞机回美国了。为了打探音信，蔡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
蔡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蔡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蔡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解放后的努力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
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现在，蔡季襄、柯强已先后逝世，楚帛书在美国也几经转手，追回的希望已近渺茫。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高至喜《湖南出土楚文物研究综述》及熊建华《长沙子弹库楚墓传奇》两篇文章，特致谢。）
1、木瓜
先秦：佚名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2、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 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
3、平生多感激，忠义非外奖。 —— 李白《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
4、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 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5、犹有报恩方寸在，不知通塞竟何如。 —— 皮日休《宏词下第感恩献兵部侍郎》
6、泪盈襟，礼月求天，愿君知我心。 —— 牛峤《感恩多》
7、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 李白《行路难三首》
8、未知天地恩何报，翻对江山思莫开。 —— 李建勋《离阙下日感恩》
9、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 李商隐《华清宫（天宝六载，改骊山》
“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上，能否摆脱分裂的痼疾，尚不明晰。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公告，要拍卖钱书书信手稿，遭到钱书遗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2004年9月25日，“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挚友称为“丧失了一个天才，一位如此热爱文物的大师”。
早年，马承源为海内外收藏家鉴定文物，不收分文。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专著和论文。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他的16册《中国青铜器全集》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部青铜器书。”对于马承源的离世，官方报道称其因病逝世，但台湾《中国时报》曾发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透露马承源或因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文章提及2002年马承源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谈到这批竹简，称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伪造。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鉴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
收购竹简后，上海博物馆投入巨量人力及经费整理竹简，但当2002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这样的消息陆续传出。文物鉴定的难度和纷乱从上述顶级专家云集但真相却渺茫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而近年来曝光的文物鉴定骗局更是屡屡击穿舆论底线。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
2011年9月5日，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继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接受二审。自此，“金缕玉衣”的惊天秘密被公众知晓。
金缕玉衣本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商人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是他找来一堆玉片，请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
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
另一场闹剧曝光于2012年初。汉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拍出22亿元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之组件，曾被拍卖公司说成是一套“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后，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2012年2月23日，邳州宝玉石行业协会会长汪如棉公开表示，这个所谓的“汉代玉凳”2010年产自邳州市，当初是作为高仿工艺品出售的，由向阳村几个小伙子忙活一年多，他们还几次请自己去做指导，提出造型、纹饰及图案的设计建议，最初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人。汪如棉说，“不知怎么回事，弄到今天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进行拍卖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公开信，针对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交的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信中指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卖画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
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
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
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
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节目组将王刚6年里砸掉的315件民间持宝人带来的、被节目组专家团鉴定为赝品的“宝贝”碎片拼贴，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真品对比展出。展览到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先后带30个专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览，得出的结论是：王刚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对于“错砸”，《天下收藏》制片人韩勇表示，节目专家由专业机构的专家、拍卖公司的高级从业人员以及高端艺术品行业当中的经纪人等三部门组成。“我们拿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疑难器物，对于鉴定结果我们是完全可以负责任的。”
虽然有解释，但由于拍卖市场的增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视3 15晚会曝光一起关于文物鉴定的黑幕，央视记者拿着从古玩市场花300元买下的一幅齐白石画作，来到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鉴定师颜仲省断定这幅画是赝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鉴定费后，还是开了写着“齐白石本人画”的证书。随后，记者花200元买的小瓶，在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师刘育新过目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价值20多万元的光绪仿品。
古董商鉴别铜器，靠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舔来加以断、推理，辨别其年代与真伪，这完全凭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而现在的专家则拥先进的科学仪器，甚至可用激光测定（虽然仪器先进，但在没有基础知识专家手中，也是摆设。）。作为一般的古铜爱好者，要识别一件青铜器的真假，到底该从何入手呢？必须掌握古铜器鉴别的要点，即锈色、手感和声响、花纹与款识、铜质与器式，才能得出比较近似的结论。
（一）锈色
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审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定有铜腥味，因为千年古铜的无铜腥味的；还可用热碱水洗刷，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
（二）手感和声响
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重就要引起注意了，当然，这全凭经验。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
（三）花纹和款识
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则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则清新活泼，富于生活气息，秦汉重实用，花纹少且不及前代精细。另外，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图案内容的改变来推断、判别。至于款识，则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磔体；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还有形似蝌蚪的“笠斗文”，以及图案化的“鸟虫书”；战国金文字体大金不考究，但也有字体竖笔引长下垂，末端尖锐的“悬篆”雏形；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掌握了这此若一件号称三代时的铜器上却出现了小篆字体，那就笑话了。另外，还可根据铭文字数的多少、内容来判定。
（四）铜质与器式
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是底，若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足底若已伪制了铜色，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例如钫，钫是方形，盛器，是战国末期出现的，若其按三代作工、锈色制，为伪品。再如鼎，各代皆有，但若有盖、短的鼎则不大可能是三代物品。
鉴别铜器，是一件繁琐而艰难的事，但只要掌握了要点，多看、多记、多思、还是能鉴别出真假的。
（五）青铜器主要纹饰介绍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chi音吃)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史学上称为"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青铜器简史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奴隶主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锡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__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
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最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点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奴隶社会的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时期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礼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史记--封禅书》记载：“（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后来，“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元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属于商代的有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商代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一具或二具。无论是殷墟或殷墟以外地区大都如此。但是王室的陵墓则悬殊甚大，商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方鼎二、扁足方鼎二，大小不同的圆鼎三十二具，还有少数残破的碎片，可见中、小型墓和王室墓等级差别的森严。表现等级秩序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1号墓已出现大小相次三具一组列鼎，和另二具配合的鼎。奴隶主贵族等级愈高，使用数愈多，就是说享受肉食品亦愈丰富。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发展时期青铜器
商代早期、中期（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3世纪），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
鼎盛时期青铜器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转变期青铜器
西周中期、晚期春秋早期（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系统。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水平不一，有的范铸技术略显粗疏，大国之器仍较精严。
更新期青铜器
春秋中期、晚期战国（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朴素平实。
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青铜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
酒器
爵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一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角（音jue）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尊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壶盛酒之用。使用时间从商至汉代或更晚。铺首：衔门环的底座，多为虎头、螭、龟、蛇等，起装饰壶身的作用。
卣：（音you）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觥：（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食器
豆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所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鼎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诸侯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音yan )为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zhèng）；下体为鬲（lì），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簋(音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敦(音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鬲(音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