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灾区的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抬起头，看看高远的蓝天，那里有亲人们无尽的牵挂和思念；让我们一起睁开双眼，眼前有关心和爱护你们的'朋友和老师们；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在困难和挫折中前进！ 2、和我们一起，我们一起讲述关于巧克力的历史和它又是如何产生的。 3、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4、只要站在那里，一起呼气，一起吸气，就好像你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5、我每天和她一起读书一起游戏。 6、我们一起烹调，一起洗盘子。 7、通过挤在一起并一起做一个协调的运动，这些企鹅可以在地球上最冷的环境中保持温暖。 8、缘份要我们一起，一起让我们快乐，快乐令我们忘形。 9、我们一起出生，一起上学，也一直生活在一起。 10、每天上班的心情总是这的糟糕，麻烦事情一起接著一起，难道我真的这倒霉吗？ 11、从那以后，三只小猪一起工作一起玩。 12、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一起？ 13、喀布尔的官员担心这一事件会对代表团产生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尽管代表团已经在一起又一起的灾难中举步维艰。 14、晚饭？你是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甚至一起开车？ 15、在一起在一起其快乐无比。 16、我们会永远活在一起，一起了解我们为爱的荣耀所做的一切。 17、北京有近400万外地人他们和北京人一起生活一起建设首都。 18、赵扬独白：后来他约我，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发呆，一起望天，从来不问对方以前的事，只享受眼前的快乐。 19、你的左手说，“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去踢英式足球，好吗？” 20、和他住一起或者一起工作。 21、他们一起吃一起玩。蒋作宾的人物生平因为葬礼过于豪华，最后结算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拨付的专项资金扣除丧葬费后还不够建设项目。为此，徐世昌、段、王世贞等八人联名发起公祭，请社会各界人士帮忙，最后筹得25万元才终于结束丧事。在袁世凯复辟的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伪造《顺天时报》欺骗老人。是的，《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看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办的中文报纸。当时袁世凯对日本最敏感。“好父亲胜过好儿子”，反之亦然。为了让老头子称帝，完成他的“太子梦”，袁甚至伪造了一份刊登了一些鼓吹帝制、支持大总统袁达当皇帝的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天天送给袁世凯。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怪的故事。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回忆说，“《顺天时报》的假版本是大哥一伙造出来的。这不仅是我父亲的假版本，也是我家人的假版本。大哥把我们家和真正的新闻隔离了。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女儿要回家看望她的父亲。当时我爱吃黑皮五香蚕豆，就让她买了一些带回去吃。第二天，女孩买了一大包，带着整《顺天时报》回来了。在吃蚕豆的时候，前几天无意中看到了这张报纸，其实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是不一样的。我赶紧找了当天的报纸查了一下，才发现日期是一样的，但是很多内容都不一样。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去找我二哥问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已经在外面看到《顺天时报》了，和豪宅里的不一样，但是他不敢跟我爸解释。然后他问我：“你敢说吗？”我说，“我敢。“等到那天晚上，我把真正的《顺天时报》给了我爸爸。我爸看了之后，就问从哪弄来的，我就实话实说了。父亲当时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说，只说：“去玩吧。""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他的大哥，当他发现他对此负责时，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在大哥跪地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痛打了他一顿，同时骂他“欺父错国”。从那以后，父亲见到他就生气。不管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板着脸，用鼻子哼着鼻子。他没有和他多说什么，以示不信任。“虽然袁丁可在关键时刻失去了老爷子的信任，但他还有一个杀手锏，La，那就是萦绕在袁世凯心头的“家族诅咒”。说也奇怪，在袁世凯的家族里，出去做官的从来没有活过60岁的，比如袁家三、袁保恒、袁、袁，甚至还有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宝忠，都是风华正茂去世的。于是，60岁的关口成了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自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让他感到可疑。在袁世凯60岁大限将至时，袁多次提出“只有称帝，才能打破这个魔咒”，这不禁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没错，皇帝就是“九五”，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最高。世界上什么更高尚？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违背“对的那个”？说起来，袁世凯当时也是一个迷信的人，指责袁丁可称帝是不公平的。与袁对帝制的虔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对此漠不关心。更有甚者，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一首讽刺父亲的诗，堪称民国古诗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初弱棉强胜，阴晴不定到晚；回到南方，雁遮孤月，夕阳西下，九城黑。小马自救片刻，警声作一夜欲；不要去琼楼顶楼，虽然顶上风雨交加。诗的最后两句才是重点，无非是劝老人“千万不要上琼楼顶楼”，否则站得高摔得重，就赔光了本钱。可惜袁世凯读书不够。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年也说过“高处不胜寒”，但头脑一热就忘了。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袁世凯终于接受了民众的“支持”，真心想当皇帝。黄道的官方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举行一个100名官员的会议来迎接他，并让袁丁可选择日期。袁不耐烦道：“明日十二月十三日，是个好日子！”第二天早上，袁世凯在中南海召开官员会议。由于时间仓促，事先没有准备。前来吊唁的官员只包括北京的官员，当地权贵无一出席。讽刺的是，这次朝圣既没有统一的服装，也没有规定的程序。一些前来祝贺他的官员穿着长袍和马褂，而其他人则穿着西装和礼服。武官们穿着制服迎接他，而一些便装人员只是穿着便装。这一仪式由元帝的“御用干将”段主持，但令他困惑的是，皇帝曾命令他鞠躬三次，而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他非常懊恼。当日九时，袁世凯在四位武官的带领下，来到聚仁堂，但他没有穿大家猜测的百万龙袍和皇冠，而是穿着大元帅的制服，连帽子都没戴。然而，似乎他的大脑袋更有光泽，更明亮，仿佛紫色的空气从东方而来，天空祝福着幸福。虽然文武官员已经分了班，段是军人出身，他并不知道礼仪的规矩。元帝入座前，先顺从自己，其他人参拜时乱七八糟，鞠躬，跪拜，高喊“皇帝万岁”，参差不齐。而是元帝不是坐着就是站着，犹豫良久，而是左手扶着皇宫。仪式结束后，元帝叫大家散了回去工作，连酒席都没请大家吃饭。当所有人走出举人音乐厅时，他们才醒悟过来：这个祝贺仪式太简单、太经济了！像往常一样，关起门来像个皇帝，偷偷摸摸，藏着掖着这是怎么回事？但没错。当蔡锷、唐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时，袁世凯不得不推迟登基日期，表示要等到平定叛乱后再登基。没想到这一推遥遥无期，保家卫国的战争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结果袁世凯直到去世才正式登基，充其量是个“闭关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后，要“迁徙、纠朔、改色、祭祀”。这种“牺牲”的牺牲是否不变并不重要，资本来之不易，不必“迁徙”。但还是要在“正朔”上做文章，即1916年后，废除民国五年，改洪宪元年，历法也改为《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穿色”，根据“夏黑、周白、白中有红”的三系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该是崇尚红色的。所以他登基的三大殿的柱子都要涂成红色，瓦片换成红瓦，以示他的幸福。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在最后结算时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拨出的专款扣除丧葬费后还不够建设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王世贞等八人联合发起公祭仪式，请社会各界人士帮忙，最后凑齐25万元，终于结束了袁世凯的葬礼。此外，皇帝登基时还得对有功官员授予皇家骑士爵位，这让所有人受益。但这里有个小问题，就是故人故友，元皇帝又不好意思让他们投降，就想出了纳入老两口和故人的主意。至于将军、巡抚使、军卫、都督、师旅长等。在各省分别被授予“公、侯、伯、子、公”的称号，见者有份。一口气封了128个，连已故前总理赵炳均都被授予一级公衔。在这欢乐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在祝贺仪式上，前陆军参谋长和高级下属段和前副总统李始终没有来。袁世凯封了一个“武夷亲王”给李，但这位前副总统一再拒绝接受。故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不胫而走：“一个好国家，做不牢；好江山，不能坐稳；没有人想要王子的礼物！“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跟随他多年的两位老朋友严修和张奕琳明确表示反对复辟帝制。他们多次劝阻袁世凯不要走向这条死胡同，但袁世凯终究没有醒来。毕竟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在废除帝制的当晚，袁世凯把张奕琳叫来谈话，非常遗憾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孙帆的话。现在想想，真的很抱歉，也很惭愧！孙帆跟了我很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什么军衔晋升；你在我幕府待了十几年，从没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富贵荣华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那些曾经推我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吗？今天，他们提升我为皇帝，明天，他们可能反对君主制。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总之，我做事的时间多了，学习的时间少了，这是我应得的。难怪别人会。最后，袁世凯痛心疾首地说：“只是我的小错，国家的大错。当权者不能不引以为戒！”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承受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打破家族诅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回忆，1916年元宵节，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元宵时，六个、八个、九十三个妃子在袁世凯面前大声争吵，争夺“妃子”和“妾”的称号。袁世凯见此，长叹一声，道：“不要再闹了！你们都回张德去，等着一起把我的棺材送回去！”说完，袁世凯起身回办公室去了。当时保家卫国的战争早已爆发，袁世凯终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再次被家人打扰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少吃东西，慢慢变得虚弱无力。在各方要求大总统退位的鼓噪声中，袁世凯迷茫了，不愿意退位，进而无力参战。最后，他筋疲力尽，身体垮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无法工作；6月5日，袁世凯休克昏迷；直到6月6日早上6点，袁世凯终于死了。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在最后结算时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拨出的专款扣除丧葬费后还不够建设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王世贞等八人联合发起公祭仪式，请社会各界人士帮忙，最后凑齐25万元，终于结束了袁世凯的葬礼。袁世凯在清末患了软脚病，这是当时摄政王载沣罢免他的原因。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回来，进宫需要仆人帮忙。这一次袁世凯的病是膀胱结石引起的全身尿毒感染。本来，这种疾病不会导致生命危险。但袁世凯很固执，他拒绝看西医和手术。再加上帝制后的种种麻烦，让他的病情更加恶化。当病情急剧恶化，排尿不畅时，在袁的坚持下，袁世凯请法国医生贝西叶前来治疗，但此时已为时过晚。贝嫂建议袁世凯去医院做手术，或许还有机会，但袁世凯拒绝了。这种情况下，贝西叶只好在袁世凯的卧室里给他导尿，但此时排出来的尿全部是血尿。袁世凯知道自己承受不起，急忙派人把徐世昌和段找来，把总统印信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李，我准备回。”据说袁世凯在六日凌晨昏厥恢复后，对生病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错怪我了，错怪我了”；还说袁世凯临终时说：“他害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是谁。一般认为，它指的是的大公子袁。要说这场复辟闹剧，袁还真得负一半责任。他自己也想当王子，他疯了。结果他把老人推到火上烤，造成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他被这个立轴所害，落得个可怜、可笑、可叹的千古骂名。真的很窝囊。袁，一个不文不武的人，品味低下，德行低下，半辈子都迷茫了，更何况晚年在过得还不错。结果他破产了，穷困潦倒而死。袁世凯有这样的太子，怎么可能不败？袁世凯死后，在护国战争中反对他的老兄弟姐妹们纷纷“既往不咎”，或亲自或派随员赶赴北京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极其荣耀。最令人遗憾的是，皇家干儿子、奉天将军段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从关外星夜匆匆赶来。到了新华宫门前，他哭了又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亲生父亲去世了。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时发现入不敷出。扣除丧葬费后，政府拨付的专项资金不足以建设公墓项目。为此，徐世昌、段、王世贞等八人联合发起公祭仪式，请社会各界人士帮忙，最后凑齐25万元，终于结束了袁世凯的葬礼。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难道不可悲可叹吗？1905年7月，蒋作宾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蒋作宾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蒋作宾打入清朝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1908年，蒋作宾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先分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他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在军中使用，使陆军大臣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革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盟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由于清廷害怕羽翼已丰的袁世凯，因此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1911年，蒋作宾晋升为军衡司司长，这工作对于实现革命党的中央夺权革命计划很有利。至当年8月，他已将袁世凯的爪牙与旧督抚的鹰犬淘汰了很多，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那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当时蒋作宾认为，再经过二、三年的组织准备，军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乒里时，中央革命就可比较顺利地实现。但是，由于汉口出事，革命党不得不提前于10月10日起义。原来的计划打破了。他得到消息后，虽然惋惜却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在武昌外调集了七十二门山炮，但炮弹只有二十五发，便命蒋作宾去保定运军火。他领命后，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五十一序列，使炮弹十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当时京汉线是单轨），山炮成了哑炮，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又积极从东北、华北组织兵力，支援起义。当他们到达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在汉阳受挫，黄兴东走上海，他急忙赶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战败而痛哭。见此状，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革命军虽在汉口、汉阳失利，但还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了，还有其它地区，这种时候，怎么能婆婆妈妈地哭鼻子呢？希望你们再苦守一星期，我就会调大军来增援。”黎破涕为笑。他连夜赶到江西，调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势缓和，又促进了江西统一，并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后来，荫昌等了解了真象后，都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没想到蒋作宾竟是革命党人。难怪清朝气数将尽啊！”事隔多年后，蒋作宾在讲起辛亥革命时，总是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义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凯势力大部分清除，换了革命党人的话，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1912年蒋作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议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1915年他称病辞职，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西山。次年袁死，出任参谋本部次长。1917年9月出国游历。1919年2月返回，参加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国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致电张作霖，说蒋作宾是赤党说客，要张作霖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他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作霖，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北伐胜利后，蒋作宾大声疾呼，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他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面对日本威胁日益严重，在北伐胜利之时，他不为自己争官谋利，只为国家前途担忧，决定出国，联络德国（当时是德国社民党兴登堡执政）、前苏联及欧洲诸国，钳制日本军国势力的发展。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赴任途中，涛涛海水犹如他起伏之心潮，国内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上下齐心共建国家呢？由于蒋作宾是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国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国瑞士边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级官员都出来迎候（后任大使再无此热烈场面）。到任后，他积极开展多方外交。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后，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前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前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前苏联。他还设法去前苏联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传前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在任职期间，多次与前苏联外长联络，向当局阐述联苏的积极意义，但均未被采纳。在蒋作宾到柏林前，中国驻德使馆，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实在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公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都不觉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团体中非常引人注目。1930年代在日本时，类似事例也不胜枚举。驻外使（公）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很注意在这个窗口树立中国的威望。1929年，蒋作宾参加了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过去，国际会议都只用英法两种语言，这次他力排众议，破除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使许多与会者都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好几家报纸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当时虽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惯例。会后，在花园散步时，日本代表专门找到他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以后我们日本也要援例。”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人果然用日语发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东方语亦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确实又经过千百万同胞的努力和斗争，华语与中文终于成为国联的正式语言和文字了。蒋作宾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堡对他评价也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如前所述，修建驻德公使馆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去德之前，政府曾给三十六万元特别费，他把这些钱全用上了，还不够，他又掏出自己的薪金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是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那时，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汇款一次，这就使馆员薪水无形中大打折扣。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定期由他私人垫付，待部款汇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部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甚至到他离任回国时，他还嘱咐同仁，以后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额自用，有超过的余数，再酌情还他以前的垫款。这种关心厚待下属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十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经济困难，住在重庆乡下陈家桥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也跟不上，但他从来也不主动去要回这些欠债，直至去世。这些欠债也就无形中勾销了。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蒋作宾常劝慰大家：“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没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官，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早为什么不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1938年，在蒋作宾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一样金饰也没买。他还嘱咐妻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公元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蒋作宾（时任内政部长）的长子蒋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蒋作宾坚决反对，他认为蒋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在他的推荐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1941年，在瑞士读书的儿子蒋硕治来信说他只剩下两周的饭钱了，无钱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有人建议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蒋作宾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馆的同事来看他，听到此事，又知道还有许多同事借的钱至今尚未还清，就主动向他们讲了蒋作宾的近况。于是他们凑钱才使蒋硕治渡过难关。后来蒋硕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将所有学业完成。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了陆军部次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人才也注意培养人才。1927年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囯民政府迁都武汉，在江汉关英租界前进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重伤五人，造成惨案，遂引起市民公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并向英租界冲击。蒋作宾闻讯，想到如果让事态发展下去，英方可能进行弹压，这些热血青年势必将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在征得当局同意后，他立即以民国政府代表名义（与另一名代表一起）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囯民政府宣布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早年在上海居住时，董必武、李汉俊、张太雷等常到家中做客。1936年董必武长征到延安后，还给蒋作宾捎来一封信。1929年廖承志在德国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适逢蒋作宾在德任公使，曾想方设法将他救出，后来何香凝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应该为国家保护、营救人才。1931年，留日学生***员何定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由于何定华曾在驻日使馆搞过翻译，蒋作宾觉得这个青年很有才气，得知何被捕的消息后，他暗自请了律师为何辩护，并找人作保，将何定华保释出狱。他也未按政府旨意将何定华引渡回国。他知道，引渡回国肯定会被杀害，可惜了一个人才。等到何定华登轮离开日本后，他才报告政府说何定华已被人保释，不在日本了。后来何定华平安抵达上海，又辗转去了延安。蒋作宾既不揽权，又不敛财，是公认的“清官”。他的工资收入，除用于工作、生活外，其余都用来培养子女，为的是能为国家多尽一些力。对出国留学的子女，要求他们学成后回来为国效劳。他们大多都是这样做了，有的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个别子女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回国，但也在努力为祖国做一些贡献。北伐之前，蒋作宾已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1928年，二次北伐途中，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3日，擅行开驻济南的日本军队，突然包围中国民革命军队并对济南城狂轰滥炸，屠杀中国民革命军民近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挑衅示威。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于5月5日离开济南，绕道北伐。而蒋作宾（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却坚持到9日，才冒着枪林弹雨离开济南北上，他对此事终生不忘，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大的耻辱，矢志必有昭雪”。北伐一完成，他多次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个人无法制止内战的继续，他不愿意打***，不希望国内再有战争。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反对空等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消极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钳制日本军国主义力量，他积极联合欧洲诸国，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仍冒风险，极力主张与苏复交、联合。敌人绝不是前苏联，不是***，而是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威胁。但是，他的呼声，他的一些措施，不能得到蒋中正政府的重视和采纳。直到1931年，事态日益严重，政府将他从德国召回，任驻日公使（后为大使）。他觉得，现在才采用外交途径挽救危局，为时已晚。因为日本国内，温和稳健派已逐渐被少壮强硬主战派代替，再想用谈判方式，令他们改变侵华战争企图，已不可能。蒋作宾一面在谈判桌前据理交涉，另一方面又穿梭活动于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及同情与支持中国的各国外交使团之间，希望从内部到外部形成对日当局有影响的力量。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速发展，要想获得谈判成功，是不可能的。加上国内政府软弱无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出使日本四年，耗尽了他的心血，他忧虑，他愤懑，他心力交瘁，回国时两鬓斑白，血压高得吓人了。之后，蒋作宾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尽力为国效力，从不怠慢。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两万多无辜百姓被闷死在防空洞内。他知道后难过得哭了，指责防空司令对工作不负责任，为什么警报解除后不马上开门救人，却要让他们闷死呢？来告诉他的人说：“进去的人只晓得抢黄金财宝，哪里还去抢救快断气的人？他们用耙子把人们拖出来，往卡车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他气得跺脚：“把人当狗一样，真岂有此理！”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12月24日，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1943年6月12日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以上将军衔葬于重庆南岸砂罐窑。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曾修葺其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