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从商代始（公元前1600—1100年）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1950一1952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而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剪纸艺术的前身。　　西汉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帝思念不已，卧不安寝，食不甘味，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象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105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最早发现而且有据可查的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先后出土了五幅南北朝团花剪纸：对马团花；对猴团花；金银花团花；菊花团花；八用形团花。　　唐代已将剪纸图案应用于其它工艺方面。自汉至唐出现了一种金银镶嵌技术工艺，是将刻镂的金银箔粘贴在漆器或铜镜的背面，经填漆磨干，在漆地上显出金光灿烂的花纹。　　唐宋时期，流行“镂金作胜”的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剪成花草形者，称为“华胜”，剪成人形者，就称之为“人胜”。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东方朔传·岁时节》：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 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人日》为题作诗：“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也作有《人日》诗，诗中说：“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六十年代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唐代的人胜剪纸，七个女子人形排列成行，此胜用于围饰发髻。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　　在日本的正仓院，保藏有两枚唐代华胜，据日本齐衡三年（公元856年）《杂财物实录》载：“人胜二枚……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献物”，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即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其中一枚为罗地金箔字，上面剪祝颂吉语：“令节佳辰，福庆惟新，曼和万载，寿保千春。”另一枚则用金箔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　　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用双丝绢帛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 或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或簪于头上，或挂在柳枝上，亦或贴于屏风。崔道融所留传的诗中，有这样的词句：“欲剪宜春字，春寒人剪刀”，这里所讲的“宜春帖子”，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剪纸艺术作品”。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意为骄儿衮师请父亲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写“宜春”二字。因为立春之日为春天的首日，象征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所以唐宋时期，人日剪彩这一民俗活动渐渐集中到立春这天，人们剪制各种幡胜、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为节日礼物。皇帝在这一天也接见群臣，并分别赐以金银幡胜或者罗幡胜。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　　宋代关于剪纸的记载就很多了。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艺人，有的善剪“诸家书字”，有的专剪“诸色花样”。有的将剪纸作为礼品的点缀，有的贴在窗上，有的装饰灯彩，还有的剪成所谓“龙虎”之类。这时，皮影盛行，雕镂皮影的材料，除了动物的皮外，也有用厚纸制作的。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当时京城沛梁“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即是“开封”府，“剪花样”指的自然是“剪纸”。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萨蛮”中写道：“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有一种鸟，因头项长有金**大羽冠很像插着一枝幡胜，而被命名为戴胜鸟，韦应物《听莺曲》中“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胜成为春归大地的象征。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媚。　　宋代剪纸用于工艺装饰的一个重要创造，是吉州窑的瓷器，产品有茶盏和花瓶等，图案题材很多，有凤凰、梅花、枇杷和吉祥文字等，造型生动、活泼，它是作者在施釉过程中，贴上剪纸，入窑烧制而成的。　　现代民间蓝印花布，是用镂花纸板刮浆后仿染而呈现花纹的，这种印染工艺宋代已很普遍，山西省出土的南宋印花布便是一例。　　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剪纸名家的。如《苏州府志》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料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明代的夹纱灯是很有名的。它是将剪纸夹在纱中。用烛光映出花纹，这是剪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又一应用，现在人们叫它“走马灯”。　　《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人称之日“林剪。”《保定府志》载：“名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说：“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并有诗曰：“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濒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清康熙时，有位宫廷画家邹元斗，画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风俗画《岁朝图轴》画的上端绘有垂挂着的五枚彩色剪纸“门笼”。门笺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变而来。　　在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在故宫，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神宁宫，墙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在宫殿两旁的过道壁上也贴有角花。据说有人用纸剪成有鹿、鹤、松的“六合春”图案，加以彩绘，贴于朝服上，连西太后都以为是绣出来的。　　可以说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她流传面之广、数量之大、样式之多、基础之深比任何一种艺术都更加突出。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附丽于生活，充实了生活，以她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对生活的信念，对国富民康的企盼；她将人们平凡的生活点缀得如此瑰丽多姿，充分寄托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她为满足人们更高的社会性的精神需要而茁壮成长。　　如今，剪纸的天地更为广阔了，它早已走出了庄户人的小院，走入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室内装演、服装设计、书籍装帧、邮票设计、报刊题花、连环画、舞台美术、动画、影视等各个方面都有她的清影；她也走向世界，名扬四海，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艺术瑰宝。随着历史的进程，许多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被渐渐淡化、湮没了。然而，真正文明的标志应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共同发展。愿这棵古老的艺术之树常绿常新。有人考证说“满江红不是岳飞写的！”为什么呢？“福”字的起源：在甲骨文中，“福”字为“双手举酒祭天”的象形文字，意思是会意双手捧着一樽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神主保佑。古代祭祀是为求得上帝或神祖的保佑，祭祀后要把祭品分别送人叫“致福”、“归福”。古书中常说人的“五福”是：长寿、富裕、康宁、修好品德、考终命。“福”字的演变之路“福”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早期文字具有图画性的特点，象形性很强。甲骨文中的“福”字为合体会意字，与祭祀祈祷有关。此时的字形设计中，“示”为“祭祀”，“酉”表“酒坛”，而类似双手的构型，则代表巫师向祭坛献酒。与甲骨文相比，金文时期，“福”字的图绘成分相对减弱，构字方式较为统一。此时的“福”字，均省去了双手，但主要表意的“示”和“酉”仍得以保留。篆字初期，“福”字的结构进一步简化和稳固，笔画也变得圆润，“方块字”的结构更为明显。从此开始，“酉”字讹传为“畐”字，同时，“畐”有“满”之意，与“示”字合起来，就是盛满贡品供奉祖先或神灵，祈求得到庇护之意。隶书时期，相对于小篆体而言，汉隶的“福”子结构不变，在书写方便会略有不同，字形变得方正平直。在“福”字中，“畐”里的“口”和“田”的方直化比较明显，而“示”略有变形，同时为楷体的“福”字奠定了基础。楷体对汉隶的改进表现在波挑收敛、折角圆转。楷体的“福”字的“畐”承袭了隶书的形状，只是将“口”和“田”原本分两笔写的上方一横和右侧一竖连在了一起写，变成了横竖勾。“示”字的变化较大，表现在上的一横变成了一点，并且整体“福”字来说，左边比右边要窄，更利于书写。在这个“福”字上，寄托了古人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需求和得到神灵保佑的愿望。后世则以“贴福”、“祈福”来表达对平安、幸福的渴望，祈求生活顺意安康。扩展资料传说中，贴福字在周朝时就已经有了，姜太公封神时封妻叶氏为穷神，并且告知她不能去有福字的地方，于是人们为了防穷神，就会贴福字。倒贴福字在中国也有很久的历史，而关于这个，也有很多传说。说是朱元璋有关，说是朱元璋让人贴上福字，有家人不认字贴反了，于是朱元璋大怒，这个时候马皇后就说这样倒着贴是指“福到了”，于是那家人不但免罪还得了赏赐。根据作家冯骥才的考证，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主要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水缸和土箱子上，土箱子也就是装垃圾的箱子。这两个地方的东西要从里面倒出来，为了避讳把福气倒掉，于是倒贴福字寓意“福到了。”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子是存放东西物品的地方，倒则福字，表示福气（也是财气）一直来到家里、屋里和柜子里。大门上的福字，禁忌倒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是一个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把大门上的福字翻倒过来，则必头重脚轻，不恭不正。--福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