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各位都是心中有爱有力量的独立开发者。希望我们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为自闭症点亮一束光。”

泽塔在北京朝阳公园索尼梦想探索科技馆的地下室告诉十几个游戏开发者。说完这些话，由索尼/ATV和北极星音乐中心赞助的48小时游戏果酱正式开始。

Sony/ATV Sawyer音乐版权中国公司游戏音乐制作总监Zeta是本次游戏Jam的主持人，参与本次游戏Jam的十几名开发者来自五个组建的游戏开发团队。很多开发者都开发出了成功的独立游戏和商业作品，比如《蜡烛人》的作者高明，《鲤鱼》和《不可思议的梦蝶》的开发者李喆，《队友游戏》的CEO余硕山，《船游》的开发团队。与普通的游戏Jam相比，这个活动有点特别:它早早就确定了主题，让参与者提前准备和组队。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主题与一个特殊群体息息相关——自闭症患者。

泽塔告诉我，索耶音乐版权在春节期间就开始策划这个游戏果酱，前后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得知游戏和音乐是干预和治疗自闭症的有效手段后，他们一直希望将游戏与关爱自闭症的公益活动联系起来。游戏卡壳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和角度，让人们更快更准确的了解自闭症。

上课

“不管是什么做的，都是有意义的。”

开发者在Game Jam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自闭症。地下一层的多功能厅异常寒冷，开发者、索尼/ATV、星空音乐中心和索尼梦想探索中心的工作人员，加上媒体，30多人聚在一起瑟瑟发抖。

现场真的很冷，很多朋友都没来得及穿上外套。

阿火从事游戏研发13年，现为十字星工作室美术总监。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还拥有至少6个咨询师、催眠师的头衔。因为有“游戏”和“心理学”的双重背景，她需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让这些专门做游戏，但可能没有专业心理学知识的开发者，大致了解自闭症是怎么回事。

她并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全面阐述自闭症的成因，而是重点阐述了自闭症患者的类型、外在表现以及对待自闭症患者的态度。

阿火，也是游戏制作人，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如果把自闭症当成一种“病”，那就不能用药物治疗。其中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训练掌握社会需要的沟通技巧，而另一部分人将永远处于沟通障碍的状态。由于自闭症可以在一岁时被诊断出来，“早发现早治疗”实际上是最好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对于那些交流障碍严重的人，试图尊重他们的存在，让他们在福利机构的帮助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未必是一种温和的态度。

她重点分析了三款游戏:《地狱之刃》、《寂静岭:破碎的记忆》和《蓝色》。《地狱之刃》中对精神分裂症的详细表现，《寂静岭:破碎的记忆》中的精神分析疗法，《蔚蓝》中的行为疗法和互动都是很好的尝试。

在阿火看来，游戏和心理学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需要同时把握理性和非理性、现实和想象、线性和非线性。人们借此机会体验共情、尊重和同情，进而达成相互信任，建立相互沟通的纽带。

阿火参加了今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GDC)，700多场演讲只有3场和心理学有关。这让她意识到，游戏和心理学的结合还有很多可能性。“开发者需要意识到的是，如果为了做好自己的一个项目而涉足精神病领域，是在消费这群人，还是真的想为这群人服务？”

演讲结束后，我问她我最深的疑惑:

“虽然这些开发者擅长玩游戏，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能有一个自闭症儿童或亲戚，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自闭症儿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真的能做到‘换位思考’，为自闭症患者做出合适的游戏吗？”

火点点头，显然是有备而来。她告诉我，这种游戏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自闭症儿童的，一定要非常谨慎，一定要请专业机构负责引导和监督；另一种是面向大众，目的是让自闭症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引起他们的关注。对于后一种游戏，标准可以放宽。即使你不是专业人士，也足以给出自闭症的反馈。

“不管是什么做的，都是有意义的。”

学习

“让人们关注这些自闭症患者？他们应该做点什么吗？”

在来到Game Jam之前，“鱼说山”团队计划西蒙花2个晚上的时间寻找与自闭症相关的材料。除了他，其他人对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一无所知。其实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并不能回答开发者心中的所有问题。

高明觉得这是他的常态。“我参加Game Jam时从不提前准备，所有的想法都是当场冒出来的。”这种潇洒让李喆非常佩服:“像他这种学霸，什么都能做。一个人玩游戏，认认真真的，其实节省了很多来回沟通的时间，但是效率更高。”

但是后来高明和李喆分别遇到了困难。第一个困难涉及伦理。高明问阿火，“如果我们把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状态直接展示给大众看，是在消费吗？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没有一个开发人员有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专业背景，他们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自闭症患者。他们就像一群笨拙而谨慎的初学者，试图去触摸他们不了解的世界。

这样的情况阿火就熟多了。她穿梭于各组之间，回答他们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否与自闭症直接相关。她告诉开发者，“向公众展示自闭症”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它，在此基础上，才能消除对它——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同时，人们可以学习如何与自闭症患者沟通，从而避免他们之间进一步的误解。

谈话越来越像心理咨询了。演讲中，阿火提到了一份“自闭症谱系障碍量表”，泽塔随后发给了会场中的某个人。测量分数越低，自闭症(亚斯伯格症)的特征越弱。分数超过35分，会建议“去医院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指导”，让有症状的孩子得到及时正规的诊断。

李喆是少数几个与自闭症儿童有间接接触的人之一。他女儿六年级，班上好像有个男生不知道是自闭症还是多动症。他试图回忆起那个男孩的情况。“后来他父母带他去了美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然后他想起一个亲戚的儿子“小时候被诊断为自闭症，但长大后康复了。”他对那个男生唯一的印象就是“过年吃饭的时候打了我女儿，但是父母又说不出他什么，只好要求她不要和他玩”。

现在他才知道，女儿的同学，亲戚的儿子，并不是故意做什么奇怪的事。只是在那些孩子眼里，世界完全不一样了。

游戏的队友在讨论。

高明抱着双臂站在角落里。“我原本以为像自闭症这种吸引人眼球的东西，其实是想让大家都捐。”高明对我说:“现在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玩游戏可以让人关注自闭症，但是之后呢？他们应该做点什么，对吧？”

他决定做一个展示与自闭症患者沟通困难的益智游戏，并让它看起来像大型游戏的第一个任务——人们从这里迈出第一步，然后一点一点地踏入自闭症患者的世界。

与高明、李喆等有成熟商业代表作品的开发商不同，其他人自称“无名氏集团”。这个小组有六名成员，其中五人从未参与过商业游戏的开发。一开始，他们没有找到好的思路。为了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向，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列出了曾经描写过身体或精神缺陷的作品，比如《毒瘤如龙》、《伊迪·芬奇的记忆》。

构思

“妈妈离婚了！”

3月29日晚，Game Jam的气氛很轻松。五点半左右，《不愿透露姓名的群体》的策划，写了一个父亲和他的自闭症儿子试图沟通，寻求治疗，最终和好如初的故事。剧情以“搬家”为起点，父亲在收拾要带走的东西时，这些旧物不断引发对往事和自闭症的回忆。

六点半，高明回家了。“我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们聚在一起边吃外卖边看动画。

7点左右，李喆的小组“队友游戏”开始搜索自闭症儿童的视频，并开始讨论他们。

“队友游戏”来自天津参加这个游戏果酱。当他们组成自由队时，他们找到了艺术钟华。钟华是吉林姑娘。她2016年从师范大学油画系毕业，又上了8个月的游戏CG培训班，最后在某游戏平台找到了一份原画的工作。做了几个月，平台每况愈下。辞职后，她连那个平台的全称都记不清了，只知道缩写是“GG”。她也不知道平台走下坡路是因为这个不吉利的名字，还是持续了一年的行业寒冬。

钟华是朋友介绍的。在此之前，她从未接触过单词游戏Jam。李喆打算用Unity来开发，问钟华会不会画场景，这让画惯了人物的她有些尴尬。

经过一番讨论，李喆决定玩一个游戏，通过操作体验来感受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让玩家在同一个场景下体验两次，第一次就可以操作。你的世界里没有别人，你只会感到反抗。”李喆说，“第二次是第一次操作回放，你感受到的阻力其实是人。”他们想通过这次表演，模拟自闭症患者与他人交流的困难。

在讨论将近9点的时候，“我不愿意透露姓名”发现母亲这个角色在他们的故事中消失了。

“妈妈离婚了！”有议员这么说，但马上有人反驳。“我们不想写那样的故事”，策划人说。虽然离婚和出走在自闭症家庭中很常见，但他们“还是想写一个家庭在自闭症面前竭尽全力的故事”。

“鱼说山”的成员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讨论。第二天早上，一位艺术家告诉我，他们构思了一个“互动叙事”游戏。

在受孕的同时，人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一种不安的情绪。每个人都期待着第二天能和自闭症儿童面对面。之后他们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

实践

“谁关了灯？我要开灯！”

3月30日下午2: 00，主题为“爱满星星空，让梦想放飞”的公益活动如期举行。开发人员来到他们前一天听过讲座的多功能厅，那里挤满了来自海淀区自闭症家庭支持中心的100多名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台下坐满了人，开发人员只能站在两边的角落里——这其实让人感觉舒服了很多。昨天穿着羽绒服在地下室瑟瑟发抖。今天，我只穿了一件毛衣，所以我觉得很暖和。

活动开始前，泽塔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造型。“昨天老师说自闭症孩子可能不喜欢穿正装的大人。我特意扎了两条辫子。”她打开胸前的工作卡，露出毛衣上的一只小猫。

自闭症儿童要分批表演。即将上场的孩子们在场边排好队，后援中心的老师和志愿者们跟着他们到处走，时不时轻轻把想绕着走的孩子们拉回队伍。等着玩的孩子坐在台下，每个孩子都有一两个家长陪着。活动正式开始后，工作人员照常关掉了台下的灯。坐在后排的一个孩子大声说:“谁把灯关了？我要开灯！”母亲立刻“嘘”了他一声。她的话音刚落，他们头顶上的一盏灯又亮了起来。

孩子们带来了四个节目:中国鼓《歌唱微笑》、艺术体操《哆啦a梦》、合唱《相遇是首歌》、合唱《明天会更好》。从表演水平上来说，和任何一个小学党都大致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演员既不看镜头，也不看观众，每个人都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站在节拍前面的老师偶尔能引起前排几个孩子的注意，志愿者则站在后排，不时提醒。所有三四十个小演员里只有一两个女生。

这样的节目不会排练太久。演出间隙，一位妈妈告诉我，几个节目是几个月前练的。很多孩子平时上学，上课，只有周末才去支援中心。"现在我已经开始练习一个叫做赛马的新项目."

另一位母亲一直随着音乐打着拍子。为了“治疗”自闭症，她带着儿子沫沫从湖南来到北京。莫今年18岁。他是一所普通高中的高三学生。他只在周末去支援中心参加活动。她对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要求。“我们不高考，不给孩子太大压力。”在支援中心，她的儿子对唱歌和乐器不但不抵触，反而很感兴趣，让她觉得“挺好的”。

“平时带孩子，辛苦肯定是辛苦……”她停顿了一下，站了起来。“算了，轮到我儿子玩了。右边第三个。”她迅速穿过几排座位，跑到第一排，把手机的视频画面放到大屏幕上。十几个孩子站成一排唱着歌，她手机的焦点一直在儿子身上。

开发人员站在角落里看着舞台。48小时刚过一半，他们的体力依然充沛。他们期待在这2个小时里，从与自闭症儿童的直接接触中汲取更多灵感——尽管这种“直接接触”大多还停留在观看表演和录音录像上。“鱼说山”组合成员金贤斌后来告诉我，他以为会和孩子们多接触，实际上还不够，这让他感到有些沮丧。“感觉自己能力有限，为孩子做不了多少事”。

支持中心的主席弘文女士将孩子们的画捐赠给了索耶音乐公司的版权所有者。

课间

“理解、接纳、尊重、平等是孩子最需要的。”

活动结束后，我找到了支持中心的总裁弘文，并告诉这位白发女士，楼上有20多个游戏开发商正在为自闭症儿童制作游戏，并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他们已经工作了24小时，他们很可能还会继续工作24小时而不睡觉。

文女士似乎有点惊讶。她了解自闭症和孩子，但不太了解游戏。

“我们更多地依靠现场、现场和线下游戏，以发展人际关系，”温女士说。“这是自闭症儿童不擅长的部分。人机交互对他们来说很容易掌握，但对所有人来说很难交互。”然而，她也同意游戏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闭症儿童。

接下来，她告诉我如何对待自闭症患者。“关键是一些核心点，比如社交障碍和对情绪的解读。当自闭症儿童有一些特殊行为时，要给予理解和放松的态度。希望大众在对待自闭症儿童时，能够理解、接纳、尊重、平等，这才是孩子最需要的。”

“游戏开发者在楼上。你想看看它们是怎么工作的吗？”我问她。

她露出一个亲切礼貌的笑容，拒绝了我，和一个来找她的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

整个支援中心只有文女士可以接受采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醒在场的所有媒体，活动的照片和视频中不能出现孩子们的脸，必须进行编码或简单保留。

相比之下，父母对此并不太在意。演出结束后，他们可以直接回家，也可以参观索尼梦想探索科技馆。很多家长选择了后者。一位母亲敦促她的儿子操作一台机器前的旋钮，这台机器利用声音驱动水波振动。我问:“可以拍照吗？”她笑着拦住儿子，“来来来，让姐姐拍张照。”

她的儿子看起来比其他孩子大一点。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呵呵”一笑:“我未婚！”

我妈笑了。她告诉我，她儿子小龙21岁。职高毕业后，仍在职业培训学校上学。小龙属于智障，和自闭症不一样，但是这个帮扶中心也接收智障和自闭症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的孩子，所以小龙平时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排练。

小龙一家都是北京人。除了母亲的照顾，他还有一个陪伴了他8年的保姆。“他和姑姑关系非常好”。谈起儿子，妈妈总是很自豪:“其实他情商很高，学习也很专注。他特别喜欢西游记。”她说，家里有40多个版本的《西游记》。如果你带小龙去书店，他会买新的。“他会跟我们说，‘家里没有这种书’，所以家里买的版本都不一样。”按照母亲的说法，给小龙一张A4纸，他就能记下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详细路线。

我问她小龙喜不喜欢玩游戏，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我喜欢。”我妈跟我说，“他平时喜欢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二，他肯定喜欢以他们为主角的游戏。”由于对游戏真的一窍不通，她也说不出小龙喜欢的游戏名字，只知道他喜欢在手机和pad上玩。“这些孩子都是自学手机的，根本不用教。他们可以戳自己。他还喜欢在微信上和人聊天。以前他拼音输入慢，写字慢。现在他变声了，聊得很开心。”

不像有些家长，她不阻止小龙玩游戏。“有时候觉得影响眼睛，就不让他玩了。”仿佛为了证实她的话，小龙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

很多家长提到孩子喜欢玩手游，但那可能只是在“对游戏不了解”的前提下的唯一选择。索尼的梦想探索科技馆有两台ps4，底部有“每个孩子限玩6分钟”的提示。但是今天，整个科技馆只对这些自闭症儿童开放，他们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索尼谭梦科技馆

郑潇正在专心致志地玩“特技摩托车”。其他大部分孩子都是妈妈带的，只有他是爸爸带的。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岗位他失败了很多次，父亲站在他身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梁肖从6岁开始学习钢琴，已经学了12年，通过了业余7级。这种水平让他在后援中心很安心，经常出去演出。他父亲说，支持中心的所有活动都是免费的，组织只需要自己出差旅费和住宿费，所以只要孩子愿意，他都会陪着出去。

“他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我问。

“简单一点的。”爸爸回答说:“一开始应该很容易，然后一点一点增加难度，不然他玩不了。”他想举些例子，但没有举。握着手柄的梁潇补充道，“我玩过《神庙逃亡》。”

爸爸对这个词有点疑惑，没有深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屏幕上，梁潇又失败了。“你必须拉起车头，不要掉头，”他提醒儿子。“你得加快后面的冲刺。”

梁把刀柄递给父亲。他不会说“你做你做的，你做你做的”这样的流行语，但他的表情是认真的。爸爸拉着把手，在小亮卡关着的地方飞快地打了车四五下。

“我也不能。太难了。”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阿火也到了现场，她告诉我，像这些能在外面参加演出的孩子，已经“恢复”得相当好，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更多的自闭症儿童，其实是人们看不到的。

下午3点，最后一位家长带着孩子离开了梦想探索科技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游戏开发者都没注意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把敲定的想法变成现实。

冲刺

“终于像个正经游戏了。”

解决技术问题、修复bug、优化的过程往往很枯燥。《Game Jam》开头，李喆对钟华说:“第一天，我们一般不工作，都工作到最后一天。”这显然是个玩笑。3月30日晚，他们决定将原计划中的三关整合为一关，加上“收集棒棒糖”的目标，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游戏。

高明在构思中把游戏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游戏必须是可玩的。”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些关于Ludum Dare的作品——在一个小房间里解谜，关键道具放在明显的地方，鼓励玩家探索；拼图会分阶段进行，解锁一个阶段后会出现新的情况，以此类推实现最后的通关。

“这个游戏叫‘对他说’——其实我还没看过那部电影。”高明说，“看起来像老RPG里的第一关。你需要找一个NPC人说话，接任务，但他就是不理你，躲着你，所以你要用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去阻挡他，试着和他说话。”他还解释说，用代表男性的“他”，是因为男性患自闭症的概率比女性高很多倍——这一点，无论是阿火的讲课，还是孩子的表演，都证明了。

第二天晚上，每个人都工作到很晚。“匿名”的6名成员还在讨论到凌晨4点，半个小时后，人数减少到4人，其中两人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到6点的时候，只有一个程序员还醒着，其他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着或躺着，还有人打着呼噜。此时他们的作品结构刚刚搭建好，终于“像一个严肃的游戏”了。

一直在小房间里埋头苦干的《鱼说山》团队成员，躺在门外的沙发上睡着了。现场没有被子，他就从某处找了一件红色羽绒服盖在身上。

唯一清醒的程序员

惹眼的红色羽绒服

坚持Solo高音1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才离开房间，然后下楼吃了碗泡面。没有人知道他昨晚是否休息了。他休息了几个小时。Game Jam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来到现场，见到他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昨天喝红牛了吗？”

高明笑着摇摇头:“没有，没有。”

3月31日凌晨，高明还在修改自己的游戏。

交卷

"《ETD》有20多种结局。"

3月31日下午5点，人们再次聚集在地下室。算上中途突然决定参加的“守夜人”，五组都成功提交了作品。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展示自闭症儿童眼中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这些现象足够简单，足够直观。如果有人尝试，他真的可以在几分钟内产生清晰的图像。

高明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星星的轨迹:对他说话》。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传统RPG的画风和UI设置。玩家扮演的角色需要移动小屋中的各种物品，以达到与NPC对话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NPC会躲闪，推开玩家，原地转圈——即使玩家用尽一切办法让对方躲起来，最终他还是会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这个游戏中，‘和他说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是自闭症患者，他在现实中的困难要比游戏中多得多。”高明在游戏清零后，把自己写的东西念了出来。“如果你想帮助这些‘明星冒险家’，请接受这个新任务——了解自闭症。”伴随着通关画面，自闭症儿童前一天和老师、家长一起唱的《明天会更好》缓缓响起。

李喆的团队直到最后还在讨论游戏的名字。“它不可能被称为‘瓦楞纸’，那太奇怪了...也不能叫‘棒棒糖’，更不能翻译成英文……”游戏最后呈现的场景是一个地铁站，主角在那里走来走去收集棒棒糖。他会遇到“空空气墙”，会被探照灯照得眼花缭乱。所有玩家需要做的就是避开这些障碍，到达终点线。

主角略显困惑的行为在回放中解释得很清楚:空空气墙是地铁里拥挤的人群，探照灯是人们的目光，人们甚至会对主角说“你好”——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这些普通甚至善意的行为会让他们困惑。

《不愿具名》是舞台上的第三个。他们的游戏名是Island，既是is陆地，也是岛屿。

这是一个叙事游戏，讲述了一个父亲不断寻找与自闭症儿子相处的方法的故事。“鱼”代表父亲，而儿子是蜷缩在甲壳里的海螺。鱼试图拥抱沉默的海螺，并把所有自以为是的美好事物推给它，但海螺始终没有回应。

这个故事在一扇门前结束，门上写着孩子的名字，被他的父亲推开。门后是明亮的白光，既是前方的光明和希望，也是某种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象征。

于山的“ETD-易说话装置”是最后一个在舞台上展示的。这是一部带有解谜元素的互动叙事作品。玩家将扮演一个患有自闭症的12岁女孩。她无法与父亲正常交流，所有的情感表达只能通过游戏中的八个按钮来表达——是，不是，宠物，我，母亲，爱与恨。

游戏中“父亲”的配音全部由西蒙完成，他希望大家“原谅他的英语口音”。事实上，他完成得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

最后，“爸爸”让女孩用按钮对他说一句话。西蒙给了观众这个机会。巧合的是，他在一群观众中选择了我。

我下意识地选择了“我”、“爱”和“你”——也许是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故事结束时，掌声雷动，但我知道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下午4点，程序员陈家成在游戏最后的测试中输入了“你”、“讨厌”、“我”三个字，游戏也自然落下帷幕。

西蒙说，《ETD》有20多个结局，每个结局都代表了一类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关系。作为制作团队的一员，他更愿意给玩家选择的权利，说一句温柔的情话，或者指出一个被埋藏的不喜欢。玩家对故事的理解决定了它的最终走向。

在场的大部分开发者都不是第一次参加Game Jam，每个人对Game Jam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定要做出点什么，不要让游戏果酱成为自己的污点。”这是李喆的主意。同组的策划人调侃他:“你以前有过污点吗？”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没想到是那时，但可能是现在。”

钟华打算在Game Jam之后再找一家游戏公司工作。“吃饭，入行，找工作，十年八年后，画插画。”她精心规划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不知道不接触人一直画下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展览进行到一半时，高明的妻子带着女儿来了。小女孩蹦到他身边坐下:“爸爸玩什么游戏？”

高明的游戏刚演示完，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很难用三言两语向女儿解释清楚。他低下头，一字不差地给她读屏幕上对ETD的中文描述。

“没关系。等会儿你上楼的时候爸爸会单独给你播的。”

(本文自闭症儿童及家长为化名。本次采访由触动音乐编辑陈静和实习编辑窦雨萌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