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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长征中的医院 一、医院中有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五种特殊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说到儿童。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些青年，数量很少。 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
长征中的医院
一、医院中有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五种特殊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说到儿童。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些青年，数量很少。
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的挂在壁上，飞跑着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锐敏，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自此，他们养成一种特别的注意力。
铺开好了，伤病员可以减少痛苦了。但是上药的工具要消毒呀，伤病员还要喝水呀，洗脚呀，换药呀。快跑快跑，找柴火去吧!找水去吧!哪里有桶呢哪里有锅子呢医院中两三连伤病员，用的东西哪里去找呢快跑吧!捷足先得。炊事员叫着：“开饭呵!”看护又忙起来，又叫喊起来，赶快洗，赶快洗!要拿洗脚的盆子打菜去!以上这些就是儿童们的宿营忙。
准备出发了，捆禾草送还原地，把门板送回原处上好，借的东西一概送还，打烂了的东西照价赔钱。一切准备好了，出发吧!还没有，昨天的绷带一大捆还没有洗，怎样办呢在路上休息时去洗吧!洗好了，背在背上，或挂在伞把上去晒，好好的留意，宿营的时候要用呀!
“小同志呵!前面部队走不通，你们去找河沟洗脚洗脸洗绷带。看护员你另派二三人烧水，昨天还有几个伤员没有换药呢”医生叫着。
“前途部队走不通，因为桥断了，还没有修好，还有两点钟休息，你们洗好了东西，上好了药，就来上课。”指导员叫着。
以上这些是看护员在行军中的工作。特别情况下的工作还不在内。如路上发生急症，担架发生问题，另有临时工作。至于背干粮背米，也是经常的工作。
二、妇女的生活及工作：
出发时组织了一个工作团，其中有二十个妇女两个老头。一个老头五十岁，当该团的主任，一个六十岁当副主任。我就是副主任。还有一个老头五十六岁，中途来的。二十个妇女都是干部，都是党校的学生，都是劳动妇女，都是步行二万五千里，并沿途做工作，从江西到陕北，没有一个掉队的。三个老头也一样，到达了目的地。
先把妇女的工作，可记录者写几件：
1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但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过担架。出发时担架总在后面等候民工，常常部队出发了两三小时，担架才开始行动。担架很笨重，常赶不上部队，有时天雨路滑，民工跌倒，尤其是上高山，过急水，转急弯，常发生意外危险。这些困难，招呼担架的妇女，首先遇着，但她们总由自己解决了，举出一些实际例子如左：
出发了。还有三个担架没有民工。怎样办呢“主任有一匹马，连长也有一匹马，拿来给病稍轻的几个同志骑，还有一个担架，一面由刘彩香同志沿路去找民工，我和邓六金同志暂时来担着。”危秀英说。“不对!危秀英矮小，邓六金高大，一高一矮不好抬，我来吧!我和六金一样高。”王金玉说。秀英就在后面押担架，六金和金玉就自己做起民工来。这并不是经常的，但两万五千里中有过几次。
部队是照路前进。那雇民工的妇女同志，总是从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励。因此部队行五十里，她们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在二万五千里中，她们就有二万五千五百里，或二万六千里了。前面高山来了，李伯钊就带几个女同志和儿童，首先登山，在山上唱歌，喊口号，使所有的民工及伤病员，都愉快的翻过这高山。李伯钊是革命根据地艺术明星之一。她的歌曲，大部分是苏联学来的，十分雄壮。同时她也会唱小调，很艺术的革命小调，又十分优美。歌声一起，大家都忘却了疲倦，齐声呼：“好呵!再来一个!”这也是经常的事。天黑了，全体部队到了宿营地，担架还掉在后面，妇女同志在担架后面跟随着。
三、老头，我是老头之一，就把我的行动为例写一下!
这次长征，我的精神上是愉快的，因为愉快，就克服了一切困难。为什么愉快，以后再说，先说困难：
夜行军的困难：我们有几十个担架，有二三十匹马，有几十个药箱子，集中起来，目标很大，行动很慢，飞机来了，就没有办法。跑吧!担架笨重。隐蔽吧!浅草灌木，不能掩蔽。因此，夜行军就成了经常的行动。
“天雨路滑黑暗，前头部队走不通，我们两人就在这小屋里宿营吧!明天早起赶部队，过茅台河。”一个同志叫我，我却不赞成。我们虽然是老头，自由脱离队伍，是不对的。我还是随队伍去。从十二点钟走到天明，整整的走了六个钟头，回头一看，小屋子还在旁边。那个同志早起从屋子里走出来，我还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或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
在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倮倮”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扑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样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夜行军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遇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晚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最后过的雪山，是康猫寺前的一个雪山，上下八十里。在急陡的地方，我总是走十几步到一百步一休息，不坐下，站着休息。这样的休息法，可以节省时间，又不致过于疲劳。但一到下山，就不停的快步前进，赶到别人的前面了。达到康猫寺前一日原指定在马塘宿营，只走七十里，我们在山上望见马塘，就在山上休息一下，摘草莓吃，因此落下伍。一到马塘，看见桥上一个条子“我前进三十里，到康猫寺宿营。”天已晚了，已行七十里了，途中没有人家，政治科有十余个同志，叫我在马塘露营。我认为我应该做模范，不应该掉队，我一个人单独去赶队伍。但大队伍也在半途露营，没有到达康猫寺。
注：徐特立(1877—1968)：长征中的“四老”之一，随红军总卫生部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2、闪闪的红星
作者： 王愿坚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
这两篇短篇小说都出自王愿坚，关于作者：1929年~1991年。中国**编剧、小说家、记者。1929年生，山东诸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报社编辑，战地记者。1978年任八一**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中国**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的优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传记被收入《中国名人词典》和英国《世界名人录》等。
个人简介
愿坚（1929年-1991年）当代作家。山东省诸城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当宣传员。解放战争时先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分队长，后来担任报社编辑和战地记者。这期间，写过一些小戏、演唱材料和新闻通讯。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生未谋面死未聚
1947年加入中国***。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次年，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时，访问了老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一些红军老战士、老游击队员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听到了许多壮丽动人的故事，激发了创作热情。
1954年3月发表了报告文学《东山岛》 ，不久又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和《灯光》 。灯光被选为小学语文六年级第十一课。这篇小说描写女***员黄新在丈夫随红军长征去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千方百计腌制咸菜作为党费，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为保护同志和组织而献出了生命。此后又陆续写了《珍贵的纪念品》、《粮食的故事》等作品，1956年出版了短篇集《珍贵的纪念品》和《党费》。1956年至1966年，参加“解放军三十年征文”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这期间，写了《后代》、《亲人》、《七根火柴》和《普通劳动者》等十多个短篇，后出版有短篇集《后代》和《亲人》。
1959年，出版了十年作品选《普通劳动者》 。1972年以后，曾多次去长征路上采访。
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文学剧本，拍成**后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写作了《路标》 《足迹》 《标准》等十多个短篇，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途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其中的《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构思巧妙、主题鲜明、富有故事性，并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和捕捉人物性格中闪光的东西来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写得真切感人。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家协会的理事，现在“八一”**制片厂任编剧，于1991年去世。
1936年秋三千多名战士驻扎一个村，吃饭吃菜成了一件大事。刚开始，由于地主老财造谣惑众，加上村民对红军并不了解，许多人弃家躲避，来不及逃的人关门闭户，筹集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朱德军长严明纪律，让战士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一天，两名战士到村南一户人家，大门紧锁，听说已逃到外村亲戚家中。只见其家门口有一个南瓜大架棚，十分旺盛，棚上挂着两个黄艳艳的大南瓜，小战士心想：人家又不在，怎么个买呢太个子战士说：“把两个南瓜割下，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说完割下南瓜，写了一张字条“买两个南瓜，以后付钱。一～红军”．放在架上回去了。有一天晚饭，朱德吃到香酥的南瓜饭后，询问谁买的瓜真是好吃时，他才知道南瓜没有付钱。他让人叫来那二位战士，从背包里带出一块银元，语气严肃地说：“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呀。”说完要二位战士去还钱，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等他们回过神来时，早已站在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这时他俩才兴冲冲地走了。 再说红军进村后，帮助村民打扫庭院、挑水劈柴。一位大爷病了，还派医生为他诊治……一桩桩军爱民的好事在村里传颂着。村民们消除了误解，事实戳穿了地主们造谣中伤的阴谋，外逃的村民回来了，村子里家家户户敞开大门，争相帮红军做事，有送粮送菜的，有送儿子来帮丁当兵的，真是军民鱼水一家亲啊。又说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叫陈亮，他携妻带儿回到家里，一切依然如故，十分高兴。只是棚上两个南瓜不见，他心里想：家在就好，两个南瓜算是让贼偷了罢，也不把它当回事，在村民会上他无意说了这事，没想到那二个战士又狠狠挨了一顿批，可他们心里不服气哪。 一天，陈亮的妻子上棚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一个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他拿下来一看，里面包着一个金闪闪的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可他不识字，急忙拿到村里给丈夫看，只见字条写着：“老乡：买2个瓜送上一块银元。一一红军’’村里人顿时都聚拢过来，有的窃窃私语。陈亮顿时面红耳赤，捶胸顿足，大声说：“我好糊涂啊，原以为南瓜被贼偷了，没想到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买东西付钱，一银元可买好多南瓜呀。”说完他拉着郭夫爷一起找朱军长，一是把银元还了，二是要向两位战士赔罪。朱德军长激动地对他们说：“这是红军应该做的。银元你留着，至于赔罪由我来吧。”回到家里，陈亮倾其所有，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上面用红纸写着“拥军爱民”，一家三口人高高兴兴担着慰问品走向美魁堂，听说红军走的前一天，他还特地屠杀大肥猪前去慰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亮的“银元故事”在村里传遍了，拥军爱民在福鼎在横口成了时尚，蔚然成风。后来，一位诗人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南瓜蒂上长白银》的诗还在省里获奖，而一位画家以此为题材的国画也得了奖。从此，拥军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代代相传，永远相传。
希望采纳
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
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明天再找嘛！”“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看护长是 40 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好！我不看。”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 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拿来！我给你缝缝。”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兰，你的麦粉呢？”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不，不，谢谢大家……”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走！
雪山小太阳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魂驻小红桥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春 地点：甘南。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
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一门伴随红军长征的功勋炮
这是一门普通山炮。虽然从外表看与其他山炮没什么两样，但它却有着传奇般的经历。1935年6月14日，红军红2、6军团(后组建为红2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湖北咸丰县，打响了忠堡战斗。在对国民党“围剿”部队实行分割反包围时，红2、6军团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火力阻击，人员伤亡较大。情急中，红2、6军团用一门仅有的山炮和数门迫击炮实施火力压制。这门山炮凸显神威。红军炮手连射3发炮弹摧毁敌军火力据点。红军趁势发起攻击，在忠堡附近的构皮岭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41师，活捉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
同年11月，在红2、6军团长征途中，这门山炮继续发挥威力。1936年1月，红2、6军团突破乌江天险时，又用这门山炮压制对岸敌军火力，摧毁几处火力点，并乘机夺取船只渡过乌江。因此，红军战士对这门屡立功勋的山炮钟爱有加。在长征途中，红2、6军团带着这门山炮，转战乌蒙山区，抢渡金沙江，经过藏族聚居区，进军甘孜，翻越大雪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在翻越雪山时，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在过草地时，更多的红军战士倒下了，但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却非常珍爱，宁肯吃苦流汗，马驮人扛，必要时拆卸，过了困难地带，再安装起来，就这样，终于把这门山炮带到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在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就是这门山炮，1959年军事博物馆筹建时，贺龙元帅点名将它陈列进军事博物馆。当然，假如您对这门山炮进行“政审”，也许它的出身并不值得称道。它原称“七生五过山炮”，1927年由上海兵工厂制造，口径75毫米，重386公斤，初速为280米/秒(榴弹)，出厂编号587。它本是国民党军炮兵营装备。1935年4月，红2、6军团转战在湘鄂川黔边镜，于湖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从国民党军第58师炮兵手中缴获了它。从此，它遇到了好主人，发挥了大作用。红军炮兵营曾用它参加多次战斗，消灭大量敌军。它是红军经过艰苦卓绝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