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夜11点，Xi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那双“耳朵”的制作者郭树忠焦急万分。

“孩子已经‘扛球’好几个月了，不能再拖了。”他担心“皮肤扩张器注水管外露，体表有开放性伤口。如果再拖下去，患者感染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此外，许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利用寒假做手术。如果他们继续“带球”，很可能开学就回不了学校了。

郭树忠声称有人修理汽车，他是一个“修理工”。他快60岁了。曾任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他做了世界第二例手术，中国第一例换脸手术，中国第一例前臂耳再造手术。他是国内外“耳朵修复”领域的顶尖专家。他的耳朵是用肋软骨雕刻组装而成，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做好这份工作的不超过10个人。”他自信地说:“我们是拿着刀的艺术家。”

很多小耳朵患者的家长来自全国各地。郭树忠说，一些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通过超声波检查发现了耳朵缺陷，所以他们联系他，预约面对面的咨询和手术。也有老人视小耳朵为终身缺陷，想把手术做了，“彻底”死去。

在郭树忠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很大的白板，占据了半面墙。白板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每台皮肤扩张器进入患者头皮的日期，以及已经预约的二期手术数量。曾几何时，这个数字总是在增加的同时减少。

“我不能停下来，我不能掉下去。估计以后有一万多个手术等着我。”郭树忠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面前有117个病人。他们把皮肤扩张器埋得够久了，因为郭树忠病了，手术已经推迟了几个月，而且似乎又要推迟了。

“我今天心情糟透了。”“我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病人。”1月13日晚，郭树忠在个人账户上发布了一条微博，讲述了自己无法运营的焦虑。在附的皮肤扩张器患者照片中，孩子头部突然肿起大肿块，明显发红，管子穿过皮肤，盘绕在侧面。郭树忠发出警告:“无论如何，是时候进行第二次手术了，否则风险会增加。”

师是的学生，也是安国际医疗中心整形外科主任。她为患者实施了植入皮肤扩张器的第一期手术。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埋了35个。

石正在给做手术。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会在患者新耳朵的部位上方开一个口，用手术剪刀剪开皮下组织，形成一个中空囊袋。然后将折叠成小块的扩张器插入并展开，将管子留在体外，最后缝合伤口。在这个手术中，剪刀要穿过皮下组织的不同层，对医生的手感要求很高。

女外科医生用两根纤细的手指模拟剪刀，平静而准确地描述了刀片切割皮肤下组织的触感。“阻力增加了。这里是有毛(发)区和无毛(发)区的交界处，刀尖会微微转动”。

回忆“停诊”时，似乎有点激动地打趣自己，我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

“当我埋下‘球球’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他们了。”石对说道。她遇到一些农村孩子缺乏监管，夏天会跳进村里的池塘游泳，造成伤口感染。有人在做运动或者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被拉到管子上或者伤到皮肤。大部分人几个月只能朝一个方向睡。

董跃平的儿子很久没上过体育课了。卢敏的女儿刚到上学年龄。一期手术后，“球”肿了起来，她紧绷的皮肤闪闪发光，有种一碰就破的脆弱感。这个年龄的孩子活泼好动。老师担心她遇到磕碰，劝她不要去学校。七个月来，每晚入睡后，卢敏都会起来三四次，“看看我女儿的‘球球’是否还好”。还有一些细心的妈妈会把空的环枕缝好，这样孩子翻身的时候“大包就能很好的放进去了”。

“如果我们多等一天，我们就会多担心他们一天。”石说，她没想到“教授会发那条微博，而且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当时我也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郭树忠挥挥手说:“我只是想到了不给他们做手术的后果。”

郭树忠1月13日发布的微博。

卢敏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女儿出生的那一天，她的家人并不欢迎她。她的年轻丈夫听说了这起事故，拒绝去看望这对母女。公婆默默离开了医院。母亲很照顾他们，只是单纯地揣测“原因”。

“新房甲醛”、“不吃叶酸”、“孕期感冒”都被考虑进去了，但事实上，即使是最前沿的医学研究对这种先天性疾病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环境污染和基因缺陷都是替代因素。和史接触过的一个家庭，共有16只耳朵缺失，“这应该是遗传造成的”。在一些工业化的地方，土壤和地下水长期被污染，“小耳朵”的情况很多。但总的来说，这次事故发生时，我们不挑地区，不挑贫富，只从性别来说，男性比例高。

低概率也让卢敏迎头赶上。女儿一满一个月，就到处求医问药。郭树忠团队给了她一个满意的方案，除了“7年后再来”。

小女孩长大了，奶奶再也不想带她出去玩了。奶奶提醒她少看电子屏幕，保护眼睛。“她没有耳朵连眼镜都戴不了”。一个小朋友很好奇，伸手拽了拽她剩下的那只小小的“小耳朵”，她学会了反击。

董跃平第一次从产检医生那里听说孩子的缺陷。医生问:“如果失去一只耳朵，要不要打掉(人工流产)？”他没有犹豫。“五六个月了，是个人。就因为一只耳朵，怎么可能没有？”

在他儿子出生的那天，他亲眼看到了这个缺陷。“做新爸爸好开心，但我说不出有多难受。”

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求医，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男孩小时候不在乎耳朵，但进入青春期后，性格越来越敏感内向。他每天戴着帽子上学，不喜欢出门。他喜欢独自画画，不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

回想起那种“难受”的感觉，24岁的李达依然兴奋不已。

他出生在内蒙古的一个小镇，小时候的外号叫“托尔多”。他介绍，在当地方言中，这是“没有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了儿时伙伴和另一个失去一只耳朵的小学同学的呼唤。他被老师要求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他几乎没有任何怨恨的感觉。但是，李达上初中的时候，心理开始随着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和同桌吵架，骂他“没耳朵不行，人话传不过去。”他现在很生气。走在县城的商场里，他会被“好奇的镇民”围住，问他是怎么失去耳朵的。他越来越焦虑，频繁的洗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他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影响。他一直留着能遮住耳朵的发型。

“全世界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子留的发型都差不多。”回顾这些年来朱冰见过的数千名小耳畸形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可以掩盖其缺陷的发型”。有些男生从来没有剪过短发，手术前还要刮胡子。有的新奇又激动，有的舍不得又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畸形患者的智力和体能一般都很好。年龄越小，心理困扰越少。“他们都是正常的孩子”。如果听力损失不严重，与人的交流是非常顺畅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自身的缺陷，受到了家人的特别喜爱，有着强烈的同理心。董跃平不忍对儿子凶。他的父母和公婆视这个孩子为珍宝。后来他得了一个“完全没问题”的女儿，妹妹懂事了。她从小就知道不要提哥哥的耳朵，不要和哥哥较劲。

比起对幼小心灵的冲击，那些意外的耳朵对患者家长的伤害更大。

经常有人问鲁珉，你怀孕时做了什么，让你的孩子变成这样？怀上二胎后，卢敏对影像检查非常执着，b超检查次数远高于产前检查。她一遍又一遍地问医生，你有耳朵、嘴唇和手指吗？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要硬着头皮听亲朋好友的“善意建议”。他是做报废汽车生意的，不管挣多少钱，他都慷慨地投资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他并不富有，因为他为没有筹集制作儿子耳朵的费用而感到极度内疚。

母亲经常要求医生“拿我的肋骨给孩子做耳朵”，但同种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起排异反应，朱冰只好解释拒绝。她记得一个10岁的病人，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子不需要花这个钱”，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坚定地“非要做”。外耳再造不在医保范围内，朱冰理解那些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爷爷奶奶看不起母亲，认为孩子有缺陷是母亲的错。班里开家长会，一群妈妈拉着他妈妈关切地问:“你怎么把孩子耳朵烫了？”他们骂她“太不小心”，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很难找到伴侣。”有一家人曾经去北京检查耳朵，被骗了一大笔药。“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长出来了，还说我吃了发烧是因为耳朵肿了。”

李达的父亲是瓦工，母亲打零工。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有时候我做作业，她就盯着我看，然后就哭了。”李达回忆说，他也问过母亲，“我写错什么了？”

当她再次筹到儿子的“耳钱”时，母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把CT片藏了起来，不想在自己身上花钱。直到已经上高中了的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强迫她接受治疗。

母亲后来陷入抑郁症，长期吸毒。她总是哭着对儿子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做你的耳朵。”在李达看来，她的耳朵是妈妈的心病，比她的病要重得多。

被母亲心疼，李达努力接受那只耳朵的遗憾。“我不做能怎么办？”

上大学的时候，他努力学习，努力社交。他个子高，长得好看，成绩也不错。他是校园里受欢迎的明星。在一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爱的收获让李达更加自信。“其实我并不比别人少”。

要不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李达也不会种耳朵。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乳品厂找到了一份车间经理的好工作。他和女朋友关系稳定，除了偶尔“和她父母视频通话会有一半被隐藏”和考驾照时考官质疑他的“听力”之外，对生活并无不满。他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登上了公司年会的舞台，并在Tik Tok平台上发布了一个直接暴露缺陷的视频。“我们的感情也是平等的。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她对我不是同情，而是爱。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乳品厂要求所有员工戴口罩进入办公区。

“没有耳朵怎么戴口罩？”李达回忆，他把特仑苏牛奶盒的塑料手柄拆下来，把口罩两边的橡皮筋固定好。“我平时精神饱满，大家都快倒了！”一个运奶车司机劝他:“做个耳朵吧，这样更方便，以后也不会有人问孩子为什么你爸爸没有耳朵了。”

“为了我母亲的心脏病，也为了我未来的家庭。”李达赶紧向单位请假，去北京多家医院咨询，租住在地下室。“我偶然在网上看到郭教授。我乘坐绿皮火车，连夜赶往Xi安。"

那是在2020年底，朱冰对此印象深刻。“小伙子的故事很曲折，但两次手术都很顺利”。李达依稀记得手术后麻药效果还没消散，就问母亲:“你有镜子或者耳朵吗？我妈还在哭，“可能所有的心病终于都发泄出来了。

2022年初，由于医院的关闭，卢敏不得不继续与“心脏病”共存。她想好了，女儿的缺陷治不好，干脆不嫁，陪她一辈子。被别人看不起，干脆不要生婆家的气，和妈妈过一辈子——三代女人。

1月14日，也就是郭树忠发微博的第二天，医院接到市卫健委通知，允许117名皮肤扩张器患者进行二期手术，暂时不允许“新的”。

“感谢上级领导理解孩子们的疾苦。”郭树忠又发了一条微博。在他看来，医院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生命第一”。

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朱冰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这一次，她听到的是“现在买票”、“马上出发”、“随你处置”以及各种感谢。她记得有个病人家属赶到医院，抱住了她。准备第二次手术的孩子们剃光了头发，“大球带小球”的脑袋在病房里转悠。

董跃平的儿子和卢敏的女儿都在名单上，他们的手术安排在同一天，2月9日。虽然要等半个多月，但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春节真的意味着“辞旧迎新”。

郭树忠再一次拿起手术刀——11号刀片，德国制造，专用于雕刻软骨。一，二，三...117只耳朵，开始一一出生。每次术前和家人通话，他都郑重道歉:“对不起，因为身体原因，拖了这么久。”

回到手术室的第一天，郭树忠有三只耳朵。都是孩子的，两个7岁，一个12岁。看到郭树忠，麻醉师也很激动，笑着说:“终于，教授被放回手术室了”。朱冰描述，在病房里，孩子们会互相“耳朵”交流，“用球触摸”，一直“对称”，鼓励“带球”——“你的肯定比我的好”。

“给孩子做手术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一天，郭树忠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换台期间”的消息。“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我一直觉得病人的幸福就是医生的幸福。”

2月9日上午，鲁珉忍住眼泪，微笑着和女儿告别。

“别怕，妈妈就在外面。”她说。

“我是来种耳朵的！”躺在手术转移床上，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还没完全长出来的门牙，说:“我不怕！等我出来，我就有耳朵了。”

手术开始了。负压泵只用了一分半钟就把小女孩皮下肿胀的水袋空抽了出来，新长出的皮肤皱巴巴的。

郭树忠用一把钢直尺，仔细测量了小女孩完整的左耳，对比了一下，在右皮肤表面画了一条“以对仗为准”的线。另一名医生拿起手术刀，沿着郭树忠画的线做了一个直角切口。护士迅速清洗了刀口处的血迹，透明的皮肤扩张器露了出来，随即被手术剪刀剪开。

在无影灯下，3把剪刀围成的切口有少量出血，视野清晰，这是注射肾上腺素的效果。与此同时，石带领的另一个手术小组在小女孩的左胸下做了一个小切口，准备取肋软骨。

"像剥洋葱一样剥去骨膜."郭树忠曾经说过，“吃排骨。那些半透明的脆骨就是肋软骨。”

石解释说，用来做耳朵的软骨主要在第6、7、8根肋骨上。如果数量不够，你可能要拿9号。它们的长度、硬度、弹性、厚度都比较合适。做左耳要用右肋软骨，反之亦然。这是利用软骨的自然弯曲。

7号条件最好，会作为耳朵的主支架，6号作为底座，8号和9号作为耳轮和对耳轮。人的外耳自然是沟壑纵横。如果我们在重建过程中追求模拟，我们应该构建所有的细节。石说，太小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肋软骨。长大后会钙化变硬。到了60岁以上，他们“就成了豆沙冰淇淋，很脆”。

有的人耳朵大，用料多，有的人耳朵贴头皮，用料少。但是每个人的耳朵都有独特的形状。“出于医疗需要的外耳重建，不是美容，而是‘形象’。”石说的参照物是对面的耳朵。

郭树忠自称是“制假大师”。他邀请了Xi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给团队讲课，让学生们练习雕刻萝卜、芥菜、羊排骨和猪排骨。他还去美院木雕、捏泥塑。

此刻，他取出小女孩的第一个肋软骨，放在一个方形的白色手术台上。

孩子的软骨是粉白色的，看起来很纯净。郭树忠用手术剪刀轻轻地修剪剩余的组织，拿起小女孩左耳的1:1透明模板，将其与软骨进行比较，并绘制出轮廓。

一号刀片出现了。它切开了骨表面，白色碎片脱落，软骨开始呈现出美丽的弧线，这是在模拟耳轮的外缘。

郭树忠正在解释外耳的解剖结构。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均匀响亮的滴滴声，背景音交替播放着情歌、古典音乐、春节序曲。一边刻骨，郭树忠一边讲述整形手术的历史——一战期间，许多士兵遭受近距离枪伤，面部严重受损。“挂在身体外面的耳朵特别容易被打掉”。

“有的战士治腿，有的治胃，还有个医生专门修修补补。”郭树忠提到的那个人叫哈罗德·吉利斯，是新西兰的耳鼻喉科医生。1916年，他在英国的一家诊所工作，说服主管修复从战场归来的“鬼脸”战士的面部。他解剖了很多战场遗迹，发现肋软骨适合做器官重建。

“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郭树忠说，利用自身肋软骨重建器官，可以有效避免排异反应；少了几段肋软骨，对人影响不大。

吉利斯被誉为“整形外科之父”，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医生所做的外耳只是一个“肉盘子”。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医生首次用肋软骨制成“类耳状”。后来又有一个热爱艺术，喜欢雕刻石头的美国医生，把耳朵的细节刻在肋软骨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位医生统治了全世界的耳再造领域。“所有的教科书和权威信息都来自他，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他主持”。

“1995年，我在美国参加了他的培训班。他没怎么理我，但我听得很认真。”郭树忠笑着回忆，仿佛又回到了虚心学习的时代。随即，他恢复了“老大哥”的气势，严肃地说:“今天，他的方法已经被淘汰了，我们耳朵的效果早已远远超过了他。”他会去义诊，也会找基金会为经济困难的患者做免费手术。

郭树忠将雕刻好的软骨部分组合起来，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边缘呈圆形、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结构。”他解释说，“雕刻和塑形是两回事。我们应该一边雕刻一边雕刻。”更多的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的手上。11号刀锋继续游走，细小的白色碎片散落在深绿色和浅蓝色的控制台盖上。郭树忠非常珍惜这些材料，尽量不浪费它们。

一小时后，卢敏女儿的右耳有了原型。拿着模板进行对比，郭树忠开始修整耳朵的细节，加入“亚结构”——调整耳轮的“三角窝”，加大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成型的结构放入小女孩头部右侧的切口，与左耳反复对比，做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终于把皮下的空气体抽出来的时候，几乎是瞬间，表皮紧贴着软骨，软骨贴着颅骨，一只粉红色的右耳出现了。随着血液供应的恢复，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在我们这一行，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去伪存真。”郭树忠说，几年前，他试图用人造材料在工业上制造耳朵，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他回到了他的手中."

郭树忠外耳再造一例。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拿着手术刀的心理学家

五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房长长的走廊。

“慢点！”她告诉我，她不敢再面对任何意外。

除了光头上的一根引流管，小女孩看起来很正常，她的右耳开始肿胀，和左耳一样圆。她有一双大眼睛，很爱笑。她随身带着一个“波莉小马”玩具。手术当晚，她还在痛苦地“啊，啊”地尖叫，但现在，她跑、跳、蹲、捶家人的休息区，让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儿新耳朵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了家人。“屏住呼吸，呼出气，花了很长时间”。她总是忍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她就等着“飘——亮——”的声音。

再过一个晚上，母女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此时，Xi安已经连续20多天没有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旅行代码早已“摘星”，城市运行正常。

走在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拿着刀的同事。“我羡慕你，老郭！”一位外科专家对他说:“我做了一辈子外科，突然不知道生命是为了什么！”

郭树忠知道这种感觉。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患有阑尾炎和恶性肿瘤。他给腿部受伤、心脏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术；给下巴被驴咬掉，父母带着财物就医的孩子做手术；给想换个性别生活的人做手术。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盆粉碎。郭树忠无法忘记他看医生的眼神。“人就是那样，眼里的求生欲还是那么强烈”。

“还是把人修好比较有成就感。”他说。

与60后教师相比，80后的师更有抱负。她始终相信“没有一个手术是完美的”，流程、操作、医疗设备都是可以优化和再优化的。以埋置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望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精确到“这个一刀切多少厘米”“这个切口需要缝多少针”。

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的‘秘密’，而要让更多的医生去学习，去做”——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帽子。回到家里，这个曾经只在乎“鞋子”的少年在网上买了很多“上衣”，穿上新衣服，出门见同学。

“当我内心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曾经觉得外表的缺陷不那么重要。”李达回忆说，“但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时，我的内心还是不一样的。”

出院上班后，他会把自己的新耳朵给遇到的每一个同事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不再“特别害怕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提拔为“总经理秘书”，在各种公共场所跟随领导。“我以前也很积极参加活动，但是被选中的比较少。回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

他不敢剧烈运动，也不敢喝“大酒”。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耳朵。

“我的手术刀可以触动病人的内心，让他们更加自信和快乐。我是一个拿着刀的精神病医生。继《用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为自己想出了另一个名字。

李达永远记得两耳出院的那一天。他走出医院大门，走到街上，路过路人，却没人看他一眼——这才是他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