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府的历史
导读：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创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总府题名碑》由明弘治年间状元伦文叙书写标题，兵部尚书湛若水作跋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碑的正面，刻着明代六十一位驻梧的总督、总镇和总兵的名字，名下都注有籍贯、出身、勋衔及出任

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创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

《总府题名碑》由明弘治年间状元伦文叙书写标题，兵部尚书湛若水作跋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碑的正面，刻着明代六十一位驻梧的总督、总镇和总兵的名字，名下都注有籍贯、出身、勋衔及出任时间。湛若水的《总府题名后跋》，记载着设碑的经过。据载当年湛若水出使安南（即今越南），途经梧州，了解到梧州三府官司吏之间不团结，矛盾重重，于是他会见了驻梧州的总督、总镇、总兵，要求三府要团结互重，同心同德，并立碑把历任的府员名字都刻在碑上，让人民辨别好坏，使好的令人敬仰，坏的自知能改。用意是强调驻梧三府官员要同心协力，为振兴梧州作贡献。此碑也说明了梧州在明代就已经是两广总督的所在地。总府，就是明代封建王朝在各省区设立的军政机构——、总镇府和总兵府这“三府”集中议事的地方，梧州总府的遗址分布在现在的建设路和东正路一带。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两广总督由梧州改治广东肇庆 。

清代两广总督的前身为顺治元年所置的广东总督，当时总督驻广州，兼辖广西。

顺治十二年，总督府迁往梧州。

康熙二年，别置广西总督，广东总督移驻廉州。

次年，撤销广西总督，广西政务复归广东总督管辖，广东总督迁驻肇庆。

雍正元年，重设广西总督，次年再次裁撤。

雍正七年，为统一西南军事指挥权，镇压苗族起事，广西政务暂归云贵总督兼辖。

雍正十二年，广西政务仍隶广东总督管辖，更号两广总督。

乾隆十一年，两广总督迁驻广州。

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两广总督兼任广东巡抚。

1746年（乾隆十一年）总督府移驻广州府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广东巡抚，遂兼广东巡抚事务。

直到清朝灭亡取消两广总督。

直隶总督署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西路99号。

清代直隶总督处理公务的衙门。该署前身可上溯到元朝，世祖至元七年(1270)顺天路(后改保定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作为衙署，明初为保定府衙，永乐年间改作大宁都司署。入清以后，几经变化修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奉谕大兴土木，改建为直隶总督署，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经8帝182年的历史，始终为直隶省的军政枢纽机关。驻此署的总督有74人99任次，著名的有李卫、方观承、刘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历史内涵丰富，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誉。民国以来，则为直隶督军、川粤湘赣经略使、直鲁豫巡阅使、保定行营、河北省政府驻地。

占地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以两条南北更道相隔，主体建筑在中路，共五进院落，均为青砖起脊小式硬山建筑，保留了雍、乾时期的风貌，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筑。中路主要建筑有大门、仪门、大堂、公生明牌坊、二堂、官邸、上房，并配以左右耳房、厢房等，整体建筑以甬道及各堂正中为中轴线，院落之间，穿堂而过，正厢房之间，廊庑相通，意境深邃，气氛庄重。是中国目前惟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衙。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宫保鸡丁与清朝的名人丁宝桢有关。

宫保鸡丁是中国湘菜的代表之一，相传源于清朝时期一位叫做丁宝桢的人，因此也被称为“丁爷爷宫保鸡丁”。据说丁宝桢是一名四川官员，担任川北平定节度使期间，设计了一种将鸡肉、花生、葱姜等食材搭配烹制的美味佳肴，受到宫廷贵族和一般百姓的喜爱，逐渐流传开来。

虽然另外一些文献也提到了宫保鸡丁的发源地可能是山西、陕西等其他地区，但丁宝桢被公认是宫保鸡丁的发明人之一。丁宝桢，晚清名臣，（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淮军名将，曾任江海关监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务。丁宝桢是晚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台湾推动了电报、煤矿等民用企业开发。1886年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葬于济南。

宫保鸡丁由来

宫保鸡丁（KungPaoChicken），是一道闻名中外的特色传统名菜，在鲁菜、川菜、贵州菜中都有收录，其原料、做法有差别。该菜式的起源与鲁菜中的酱爆鸡丁、贵州菜中的胡辣子鸡丁有关，后被清朝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桢改良发扬，形成了一道新菜式宫保鸡丁，并流传，此道菜也被归纳为北京宫廷菜。

之后宫保鸡丁也流传到国外。宫保鸡丁选用鸡肉为主料，佐以花生米、辣椒等辅料烹制而成。红而不辣、辣而不猛、香辣味浓、肉质滑脆；其入口鲜辣，鸡肉的鲜嫩可以配合花生的香脆。2018年9月，被评为“中国菜”之贵州十大经典名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

以上内容参考-丁宝桢

1 直隶总督署是什么

直隶总督署是清朝的一座官署，是直隶省政府的行政机关。其最早的前身是明朝的直隶布政使司，由于明朝在南明时期的衰弱，直隶布政使司转为清朝的直隶总督署。

2 直隶总督署的职责

直隶总督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直隶地区的行政、军事、财政等事务。直隶总督署的职权范围包括颁布法规、审批政府文件、管理财政收支、处理民事诉讼等，其地位类似于现代省级政府的领导机构。

3 直隶总督署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

直隶总督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极大，其历任总督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政府的***，他推行了“让官多为民”的新政，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也加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

4 直隶总督署的建筑特色

直隶总督署的建筑特色是采用传统的中式风格，建筑设计均为四合院式，包括中轴线、前、后廊和庭院。建筑材料多为灰色青砖和黑色琉璃瓦，墙面、门窗和柱子上装饰着各种装饰图案。

5 直隶总督署的历史沿革

直隶总督署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清朝的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司设在南京。清朝入关后，原来的南直隶、北直隶都由直隶总督署管理。直隶总督署一直存在到民国时期，此后逐步废除或改编为省级政府机构。

6 直隶总督署的现状

目前，直隶总督署的建筑群被列为中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最有名的建筑是北京的直隶总督署衙门，现在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和文化景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7 直隶总督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直隶总督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作用。直隶总督署的建筑群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助于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的提升。

8 直隶总督署的启示

直隶总督署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告诉我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丰富多彩，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中华文明，同时也应该开放与世界各地进行文化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进步。

清朝是公认的皇权巅峰，通过对历代制度的延续和调整，皇帝才能真正做到我行我素的同时，依旧能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上。就像我们熟知的那位风流天子乾隆，他的性格老实说和明武宗有些类似，都是好玩之人，但明武宗背后可是有整个内阁天天抱怨，而乾隆则没人敢指责他的错误。

并非每个皇帝都是朱元璋那种日理万机、毫不厌倦的，天下大事这么多，皇帝也不可能什么都管。于是，虽说地方被削弱了不少，清朝安排在各地的总督依旧有极高的权力。他们虽然不能像朝中大臣那样，天天围在皇帝身边“邀宠”，但在地方面前也是半个“土皇帝”，只要不遭来上面猜忌，日子比京中同僚好过多了。

除去管漕运和河道这两位，清朝在地方共设立了9位总督。他们全是二品以上的高官，身上往往还挂着一品衔。不过，他们的权力是依附于王朝的，清朝覆灭了，权力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限于意识和经历，他们也不能和革命党人合作。尽管曾经权势滔天、位高权重，这9位清末总督，结局却没一个好下场。

总督之间，也有地位高下之分，最重要的当然是管理京师附近的直隶总督，这个职位，能力远没有关系总要，能上位的全是最受信任的臣子。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当他遭受清朝猜忌，无奈失去这个总督之职后，张镇芳就成为这里的“代理”总督。袁世凯后来称帝后，他更是成为最得力的爪牙，在当地大肆追拿、迫害反对派。

袁世凯的皇帝梦没有持续太久，张镇芳也随之黯然下野。后来，他又参与到张勋主导的复辟行动中，再次失败后，以“内乱”的罪名遭到逮捕，家中花了40万他才得以被放出来。可能是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之后再也不管政事，专心在家乡搞慈善。他从弟弟那里抱来一个儿子，后来是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比他的名声好多了。

直隶第一，那两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管理江苏在内的三个省份，也算是肥缺。末代两江总督也很有名气，就是张勋。他一生基本都在征战，始终坚持旧思想，效忠清朝，后来还一手主导复辟。此时的清王室在共和思想面前不堪一击，张勋被驱逐后，到死都还留着自己的长辫子，可见他还不是个简单的野心家，就是顽固分子。

要说边疆地位最高的总督，自然是东三省了。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这里虽有些苦寒，但受重视程度依旧很高。这里的末代总督叫赵尔巽，是当地的汉军旗人出身，自然也是清王室的死忠。当抚顺的革命党人响应南方，也准备开始起事时，赵尔巽毫不客气地挥起屠刀，残酷地镇压了当地起义。

赵尔巽曾寄希望于皇室，希望他们回到祖宗之地，再造河山，可北京的旗人老少爷们过惯了好生活，不愿意，也不敢再白手起家打天下。最终，东北也臣服于民国，他也愤而辞职。袁世凯希望能通过他来获得旗人们的支持，但他不愿当“二臣”，只接受了为清朝修史的工作，还提出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为弟弟平反。他的弟弟赵尔丰同样是总督，在四川任职。这个人物评价颇有些复杂，他有爱国爱民的一面，在当地为百姓民生做了不少好事，还参与对西藏的平叛，为最贫寒的牧民们减轻负担。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他对四川百姓很是同情，也曾上书希望能延缓政策实施，而收到的回复则是严厉镇压。最后，他的统治被推翻，自己也被起义官兵审判后杀死。可以说，他和左宗棠有些相似性，都充当着“刽子手”的身份。

湖广的瑞澄，闽浙的松寿，这两位是正统的旗人。前者可谓是革命导火索的点火人，他先是抓了几个革命党人，搞得军队人人自危，又在革命中逃走，让忠于清朝的军队丧失抵抗意志。而后者同样不敌革命军，最后自杀。陕甘的总督则是蒙古人升允，他曾寄希望于复辟，在西安拥立皇帝，但最后在918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云贵的李经羲，和两广的张鸣岐，可谓是两个极端了。前者是个开明派，还创办过著名的讲武堂。他对革命党人没有过分压迫，所以最后也没有身死，度过了平静的一生。而后者则先镇压，后捐款逃走，最后竟然还当了汉奸，在日本即将战败时还为之“祈祷”。抗战胜利后1个月，他在全国民众的辱骂和声讨声中，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基本陈列有《直隶总督与总督衙署》、《清代刑法展》、《保定历代名人展》等并先后举办了各种书展、画展、民俗展览等临时性展览几十个。编辑出版了《略论直隶总督与总督衙署》、《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直隶总督署趣话》等。

　　督：总督，中国明清地方军政大员。又称总制。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明廷用兵麓川（今云南陇川西南），兵部尚书王骥主其事，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分专务和地方两种。专务总督有总督粮储、总督河道、总督漕运等名，各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明初常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至地方安抚军民，或主管兵事，事毕复命，名义或称巡抚，或称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往来不便，乃定为都御史巡抚兼提督军务等名称（详见“巡抚”）。所辖多重者加总督。专务总督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地方总督多因防边或镇压人民而设，以所辖地区军务为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正统末至景泰初，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年）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

　　总督之“督”可见，在名义上不是地方官，是中央差遣的“派出”性质，由此可见中央是将地方权力牢牢握在手上的。地方没有名义上的大员，提督、知县等也皆属于中央官。

　　明代

　　明代正统末至景泰初，除于谦、王骥先后以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京师、南京军务外，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但终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其中比较重要的总督有：

　　弘治十年(1497)置，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

　　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

　　正德八年(1510)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宣大总督”

　　嘉靖二十九年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蓟辽总督”

　　嘉靖三十三年(1550)置：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制江西军务一员，简称“浙直总督”，等等。

　　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多数地区巡抚位于总督之下，亦有总督兼巡抚者；总督辖区较巡抚广，一般都在一省以上，明末时有管辖五省、七省者；总督级别较巡抚高，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以尚书、侍郎任者，亦加都察院正官(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衔。专务总督除部院正官外有寺卿至其位者，加官如尚书、侍郎制。

　　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遂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又以“制”字非臣子所用，复名总督，但习惯上仍尊总督为制台。在明朝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官俱听节制，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

　　《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荫总督宣大王国桢子之仲、登莱巡抚袁可立子枢、通政使吴用先子 、河南巡抚冯嘉会子映鸾、太常寺卿桂有根子高攀各入监读书。”

　　清代

　　各地总督府一览（二)(20张)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多数地区巡抚位于总督之下，亦有总督兼巡抚者；总督辖区较巡抚广，一般都在一省以上，明末时有管辖五省、七省者；总督级别较巡抚高，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在明代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清初总督额数及辖区并不固定，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全国设有八个总督：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总督一般均带兵部侍郎（或尚书）、右都御史衔， 其职掌综理军民事务、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为一方面军民高级长官世称封疆大吏。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 。 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建行省，改将军为总督，名曰东三省总督。 《清史稿·职官志三》：“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品级

　　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正二品（若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位在从二品的巡抚之上，管辖一省或多省。各省总督依例均有兼衔，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规定，除授为尚书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外，其余各省总督，俱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职能

　　总督的作用是，以文臣钳制武臣：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互相推诿。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权的加强。

　　细揽

　　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设直隶总督，后裁；雍正元年（1723）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为定制；

　　雍正八年（1730）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简称北河总督；

　　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北河总督，遂以兼直隶河道事务，加管理河道衔；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兼巡抚衔；

　　咸丰三年（1853年）兼管长芦盐政，太平天国之乱后，盐运秩序被破坏，该职被自然停兼；

　　同治九年（1870）兼北洋通商大臣。

　　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

　　康熙元年（1662）以江南总督兼操江事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合并江南、江西2总督为两江总督，为定制，仍兼操江事务；

　　道光十一年（1831年）兼两淮盐政，太平天国之乱后，盐运秩序被破坏，该职被自然停兼；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兼南洋通商大臣；

　　另，清初两江总督就兼辖南河事务，协助总河，后逐步负责加重河道事务，最终全面统辖南河事务。

　　闽浙总督

　　闽浙总督——总督闽浙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事。

　　乾隆三年（1738）合并福建、浙江2总督为闽浙总督，为定制；

　　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遂兼福建巡抚事务。

　　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事。

　　顺治元年（1644年）初设湖广总督，后裁；康熙十九年（1680）改川湖总督为湖广总督，为定制；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更名为湖北湖南总督，但简称仍为为湖广总督；

　　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湖北巡抚，遂兼湖北巡抚事务。

　　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事。

　　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广东总督为两广总督，为定制，驻肇庆府；

　　乾隆十一年（1746年）年移驻广州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广东巡抚，遂兼广东巡抚事务。

　　陕甘总督

　　陕甘总督——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

　　顺治元年（1644年）初设甘肃巡抚，例兼管理茶马事务；

　　康熙十四年（1675年）初设陕甘总督，后多次更名与移治；

　　乾隆十九年（1754年）裁甘肃巡抚，遂以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管理茶马事务；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改甘肃总督为陕甘总督，为定制，仍兼甘肃巡抚、管理茶马事务。

　　四川总督

　　四川总督——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事。

　　顺治元年（1644）初设四川巡抚；十四年（1657）初设四川总督，后更名裁撤；

　　乾隆十三年（1748年）恢复四川总督，同时裁撤四川巡抚，遂兼巡抚事务。

　　云贵总督

　　云贵总督——总督云贵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事。

　　顺治十六年（1659年）初设云贵总督，后分设；

　　雍正十二年（1734年）合并贵州、云南2总督为云贵总督，为定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云南巡抚，遂兼云南巡抚事务。

　　东三省总督

　　东三省总督——总督东三省等处地方、兼管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原关外三将军并为三省将军事务由其兼管；

　　同时设奉天巡抚，以原盛京将军本辖区域的旗兵改以副都统衔由其兼管；

　　宣统二年（1910年）裁奉天巡抚，遂兼奉天巡抚事务。

　　南河总督

　　南河总督——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又简称江南河道总督。

　　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南河总督；

　　咸丰八年（1803）裁撤，其事务并入漕运总督。

　　东河总督

　　东河总督——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又简称东河河道总督。

　　雍正七年（1729年）改副总河为东河总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裁撤，同年恢复；二十八年（1902）裁撤，其事务并入河南、山东二巡抚。

　　漕运总督

　　漕运总督——总督漕运、节制江北镇道各官。

　　顺治元年（1644）设漕运总督；

　　咸丰八年（1803）裁南河总督，兼管江南河道事务；

　　咸丰十年（1805）节制江北镇、道各官；

　　光绪三十年（1904）以无漕可运，改设江淮巡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与两江总督事务重叠，裁撤，其事务并入两江总督。

　　现今总督府建筑遗存

　　如今总督府建筑尚有遗存的只有直隶总督府（今保定，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路建筑保存完好，东路保存部分建筑，西路建筑已基本不存）和两江总督府（今南京，即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总统府旧址，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路保存大堂、二堂、科房、厢房、暖阁等前半部建筑，后半部改建为国民政府近代建筑；西路大体保存了清末时的格局，煦园、西花厅、戏楼、住宅楼等一应俱全；东部遗存六组马厩，并移建陶林二公祠，其余皆重建、改建为民国建筑），其余总督府建筑基本不存或只剩遗址。东三省总督府现存西洋楼，为近代建筑。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的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布局严谨

　　抚：巡抚，官名。中国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又称抚台。巡视各地的军政、民政大臣。清代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其官职等级相当於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而名。清代，地方大员的品级为：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从一品；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正二品。总督官衔略高于巡抚，前期督权远过于抚，如两江总督按例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而末期安徽、江西两抚即不再听命于总督。北周与唐初均有派官至各地巡抚之事，系临时差遣，“巡抚”亦未成为官名，明巡抚之名，始见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亦系临时差遣。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始设巡抚 。永乐十九年（1421），蹇义等26人分巡各省，产生巡抚制度。宣德五年（1430） ，于谦、周忱等6人分抚南北直隶等处 ，从此各省常设巡抚官渐成制度。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 ，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遂偏重军事。明代巡抚多进士出身。其初，内地巡抚由吏部会同户部推举，边地巡抚由吏部会同兵部推举；嘉靖十四年（1535），始不分内地、边地，由九卿廷推。也有总督兼巡抚者，合称为督抚。明代，巡抚虽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但因出抚地方，节制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实际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同时，巡抚每年要赴京师议事，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统辖权的加强。明后期巡抚的易置往往受朝廷门户左右，而最后点定之权又重归权阉。清因明制，在各省设置巡抚。清代巡抚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具有处理全省民政 、司法、监察及指挥军事大权。

　　来历

　　（1）明代宣德、正统时流民问题逐渐严重，各地农民的反抗时有发生，政府的赋役来源也受到影响。河南、江西、浙江、山西、和南直隶等地巡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设置的。

　　（2）明初确立了都、布、按三司并立的省级政治体制。宣德、正统以后，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充和军人集团地位的下降，三司的平衡被打破。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使三司条条分割、运转不灵。另置巡抚，反映出统治集团坚持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原则的愿望。

　　（3）巡抚又是应提高统治效率、整肃军备的需要而产生的。通过派遣廷臣管理地方事务和对原有机构进行某些改革来整饬吏治、革除积弊，已成为历代虽然不自觉却又经常性的措施。

　　设置

　　（1）洪武说

　　认为巡抚之名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郑晓《今言》卷二之一一）。

　　（2）永乐说

　　认为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清代官修《历代职官表》赞同这一看法，并对洪武说提出质疑：王彰奉敕，为有明设巡抚之始。先是洪武二十四年遣皇太子巡抚陕西，盖暂一行之，非定制也。

　　（3）宣德说

　　认为明初未有巡抚，宣德间始以侍郎、都御史为之。孙承泽《天府广记》肯定了这一说法，认为：洪熙初，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同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此设巡抚之始。

　　如果将巡抚作为一项制度来考虑，其设置当有两个前提：一，专抚一地；二，相对稳定。据《明史》本传，胡概（后复姓熊）自洪熙元年八月抚浙直，至宣德五年始离任还朝。因此，将其作为明代巡抚的开端是可取的。宣德五年，赵新、赵伦、吴政、于谦、曹弘、周忱等六人分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及山西、北直及山东、南直之苏松等地巡抚，巡抚的设置开始成为经常性的措施。故王世贞又认为：“各省专设（巡抚），自宣德五年始。”（《明会要》卷三四《职官六》巡抚）。

　　职能

　　明代巡抚的设置，有其明显的阶段性，总的趋势则是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即由中央的派出大员向地方的军政长官转化，由临时性的差遣向永久性的机构转化。

　　巡抚设置的尝试期

　　宣德、正统时期，是明代巡抚设置的尝试期。其特点是，一般以某项特殊性差遣为过渡。先有专责，兼为巡抚的情况，在宣德、正统时有很大的普遍性。胡概、周忱曾相继巡抚南直。宣德八年，对巡抚的基本职责，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巡抚与镇守并设阶段

　　巡抚之外，又有镇守，始置于英宗即位之初。因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面。在英宗即位后的不到五个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和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景泰四年后，各地镇巡官陆续向都察院系统迁转，皆称“巡抚都御史”。巡抚考满，可望“回院”主持两京都察院事务。

　　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

　　景泰至正德，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时期。英宗复辟后，镇、巡合一，并保留了镇守久驻一地及更代原则，使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进了一大步。 巡抚编制的归属从景泰开始趋于划一。

　　巡抚资格的逐渐制度化

　　自成化、弘治以后，巡抚均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资历较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参政，资历较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 张璁《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载《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七），如“军门即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征东军务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朝鲜 李民宬《朝天录》）。

　　巡抚与京师的联系也相对减弱。景泰元年，巡抚与所有外官一样，得携家眷赴任，从而减少了巡抚与京师的个人瓜葛。成化二十二年废止了巡抚赴京议事的规定，等于承认了巡抚的地方化。

　　巡抚地方化、制度化的完成

　　至嘉靖，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已经完成，并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1）居三司之上，为各省最高权力机构。明代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属其管辖。这一类型，是明代巡抚的主流。

　　（2）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辖，为新省区建制的开端。这类巡抚主要设在边境地区，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以辽东、宁夏、甘肃为典型。英宗即位后增设文臣镇守（天顺以后改称巡抚），逐渐由军事单位过渡为行政单位。

　　（3）组成特别区。这类巡抚主要设置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以南赣、郧阳为典型。

　　（4）组成战区。这类巡抚有两种情况。一是设置于原来的边境重镇，如宣府、大同等，有相对的稳定性；二是根据战事的发展临时增设，事平则罢，如天启、崇祯时为抵抗后金而设置的登莱、密云等巡抚。但登莱巡抚自陶朗先、袁可立等继有十四任，直至明亡。

　　制衡

　　在三司职权向巡抚集中的同时，对巡抚的各种制约力量也逐步形成，它来自以下几个层次。

　　平级制约力量

　　宣德、正统间，一面向各地派遣巡抚和镇守文臣，一面又渐次派驻镇守中官。因而在部分地区形成了总兵、中官、文臣三镇守并立的新三角关系。嘉靖以后，总兵地位下降，镇守中官撤回，但在制度上，总兵和巡抚仍是平级关系，边镇又时时复设中官镇守，因此，在边境地区，总兵和中官仍然是对巡抚的牵制力量。

　　自下而上的制约力量

　　尽管三司已隶属巡抚，但在名义上却仍然是法定的省级机构，对巡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巡抚有违法行为，三司长官亦得向中央参奏。这样，一方面是巡抚统驭三司，另一方面，三司也对巡抚实行牵制。

　　来自中央各部门自上而下的制约

　　巡抚的任命须经廷推，内地巡抚的廷推由吏部会户部主持进行，边方则由吏部会兵部主持。巡抚的考课、黜陟、改调，操于吏部考功、文选二司。京察确定去留后，又得听科道纠劾、拾遗。地方重大事务未及完报者，亦由科道查参。（《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巡按御史对巡抚的制约

　　明代御史的分道巡按，始于洪武十年。此后，巡按御史逐渐成为中央对地方的主要监察力量和都察院在各地的派出机构。景泰四年以后，巡抚均戴都御史衔，确定了对巡按的统属关系。但是，巡按御史在履行职责时仍保持独立性，巡抚不得干预。巡按是直接对中央都察院负责。巡抚所行之政，巡按却可查核纠劾。

　　这样，巡抚一方面总揽一省之军政，被视为“封疆大吏”，另一方面，又必须作为地方长吏接受巡按代表中央所进行的纠举督察。另外，嘉靖以后在诸边陆续设置的总督，不定期差遣的巡视官，以及形形色色的公差御史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巡抚起着牵制乃至控制作用。

　　办公地点

　　（1）巡抚初设时，往往是在本省“往来巡抚”，与布政司合署办公。景泰、天顺以后，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何乔新《新建巡抚院记》，载《明经世文编》卷六七）对弘治时的南赣巡抚衙门作了如下记叙： 前后堂五间，穿堂两廊，大门、仪门廊庑各若干间，东左建寝室，又东则建赏功所。大门之外，立抚安、镇静二牌坊。屏墙之南，又立三司厅，以为巡守、兵备会议白事之所。……穹堂峻宇，高闳崇墉，规制壮丽，它镇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馘，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

　　（2）江苏巡抚衙门原为鹤山书院所在地，明代永乐年间改书院为衙署。自明宣德设应天巡抚开始，到清乾隆设江苏巡抚直至清末，480余年间曾有不少名臣治事其中，诸如周忱、海瑞、张伯行、林则徐等，其中林则徐在任长达5年。现存建筑是清同治五年（1866年）重建的，1982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建筑墙体、门窗等损坏严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2005年7月苏州市对巡抚衙门旧址进行了保护性抢修。

　　道台即道员，清代官名。清代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 ；又有管河道和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和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佥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又准密折封奏，权势日益加重，以至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