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类国家相比，美国幼儿在一些可以预测未来学习成绩和生活成就的重要指标上表现较差。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5岁儿童的研究。多年来，OECD一直在研究全世界15岁学生的学习成绩。最近，这项工作的研究对象已经扩展到更年轻的群体。平均而言，与参与研究的其他国家(如英国和爱沙尼亚)相比，美国儿童的识字和算术得分较低，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合作和善意表达等亲社会行为较少。美国孩子唯一和国际同龄人大致相当的是一些(但不是全部)社交和情感能力。

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研究结果是在2020年3月发布的，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几天后。但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最近的其他研究表明，大约一半的美国儿童在学前准备的至少一个关键领域跟不上进度。由于经合组织的报告关注的是刚刚开始上学的孩子，它强烈地提醒我们，我们忽略了一些基本问题:学习是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的，而不是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儿童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充满无限机会的几年。在这个关键时期，孩子的大脑接受经验的能力和大脑可塑性是最强的。将近85%的大脑发育发生在孩子出生到3岁之间。在此期间，每秒钟产生一百万个神经连接。

20多年来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告诉我们，儿童需要两样东西来确保人生尽可能好的开始:一是培养与照顾者的互动，二是免受恶性压力。近五年来，新一轮神经科学研究强调了儿童早期经验对神经生物学的影响，并指出了实现这两点的途径。这些研究让我们得以一窥幼儿大脑中的情况。研究表明，对于支持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大脑区域来说，我们所知道的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环境条件和人际关系也与这些大脑区域更高水平的连接和激活有关。

Susskind(作者之一)是一名儿科医生和早期教育研究员。她一直在跟踪新兴的大脑发育科学，希望知道它们是如何引导父母的行为和影响社会规范的。例如，带薪产假可以让父母有时间发展与子女的养育关系，子女津贴和税收抵免可以减少已知不利于儿童发展的贫困。当父母外出工作时，高质量的托儿服务可以为幼儿提供积极的回应和专注的照顾者。

然而，在科学告诉我们的儿童需求和社会为儿童做的事情之间仍然存在脱节。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要求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享受带薪假期的发达国家。2020年，美国每十个孩子中就有四个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美国国会最近宣布，此前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计划到期，该计划帮助数百万家庭度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并大大减少了贫困儿童的数量。此外，大约一半的美国人生活在儿童护理服务的沙漠中，缺乏足够的护理设施和护理人员，而现有的儿童护理项目中只有不到10%是高质量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调了这些问题。这些事实就像余震不断的大地震一样，揭示了美国对父母和孩子的支持是多么不可靠。

大众讨论如何补齐这些短板的时候，很少涉及到大脑发育的科学。但这门科学应该是讨论的中心，因为它为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参考路线图，可以让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兰迪戴着他的芝加哥公牛队的帽子，坐在客厅柔软的地毯上，把他两岁的儿子朱利安拉到自己的腿上。

“你想玩吗？”他问。

朱利安咧嘴一笑，开始叠积木。和儿子一起数着“一…二…三…四…五…”直到一座摇摇欲坠的塔出现在他们面前。

“打倒它，打倒它。”兰迪碰了碰朱利安，鼓励他拆掉高塔。朱利安看着他的父亲，当他看到兰迪又加了几个积木时，他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当建造积木的父子数到16时，塔倒塌了。

“嘣！”兰迪喊道。

“嘣！”朱利安回应道。

兰迪是一位优秀的、反应灵敏的家长。他还报名参加了芝加哥地区的家庭访问研究项目，以了解更多关于儿童发展的情况。虽然朱利安还不会说很多话，但兰迪会主动接收孩子们的信息，然后和他们说话，让他们的对话轮流进行。这种丰富的语言输入是培养关系的核心。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专注于儿童听到的单词量——所谓的3000万单词跳跃——作为预测语言发展的最佳指标。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孩子的语言环境质量更重要。多听对话是不够的。孩子们必须参与谈话，就像兰迪鼓励朱利安做的那样。

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这是同类研究中的第一项)，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将36名4~6岁的儿童置于大脑扫描仪中，并给他们讲述玩捉迷藏和打开生日礼物的故事。当这些孩子听故事时，科学家们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实验前，研究人员记录了孩子们两天内听到的一切，提前了解了他们的语言环境。

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成长环境中，能够听到更多语言并依次参与对话的儿童，在听到故事时，大脑的关键语言区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激活。这些儿童大脑中负责语言感知的区域和负责语言产生的区域之间也有更强的联系。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语言病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RachelRomeo领导了这项研究。她说，“语言对话越多，大脑发育越成熟。这种现象反映在社会和经济的各个层面。”

其他研究表明，婴儿和照顾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实际上发生在神经层面，他们的大脑活动是同步的。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ElisePiazza团队在使用一种称为功能近红外光谱(fNIRS)的研究方法时发现了这一点，这种方法可以反映神经元的活动。科学家观察了不同情况下的成人和9-15个月的婴儿。当婴儿和成人一起玩耍或一起注意同一个物体时，他们的脑电波会同步。然而，当成人在房间里与他人交谈时，婴幼儿和成人的脑电波并不同步，这表明偷听谈话对婴幼儿没有影响。

这种神经同步与社会学习、解决问题能力和词汇能力的发展有关。而且在大人和婴幼儿神经同步的时候，是大人跟着婴幼儿出招，期待他们的微笑和兴趣点，而不是相反。

现在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工作的皮亚扎说，“我们已经知道，面向婴儿的语言活动对他们的学习非常重要，各种交流线索可能对他们也很重要。即使在婴儿完全学会说话之前，他们的大脑也有许多方式来接收环境中的这些不同信息。”

这些研究强烈支持父母花时间陪伴孩子的必要性，并强调为什么父母需要获得高质量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兰迪和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孩子。为了谋生，兰迪有几份工作，他的妻子玛雅也有一份全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兰迪只有30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们见面。兰迪唯一能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是护理服务。然而，在接孩子的时候，他经常发现朱利安在轰鸣的电视前。罗密欧说，“我们有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和成人在童年时期的核心互动对大脑发育和社交能力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社会应该为这些关系的蓬勃发展创造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对儿童未来的最佳投资。”

语言只是孩子和看护者之间强大的养育互动的一个方面。对于婴儿来说，这种互动从生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产后带薪休假符合注重早期大脑发育的政策。但是很少有美国人有这样的假期。兰迪和迈拉没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后，迈拉在两周内就重返工作岗位。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母亲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兰迪只能为此请一两天假。

传统上，对带薪产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评估其对员工或家庭收入的影响。然而，最近关于带薪产假对母婴健康影响的研究发现，带薪产假与产后抑郁的减少、婴儿依恋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和再入院率的降低以及儿科就诊、及时接种疫苗和母乳喂养时间的增加有关。父亲和孩子出生时的带薪休假对双方父母的心理健康都有好处，可以减轻双方父母的抑郁症状和压力。此外，如果已婚父母都休产假，离婚的可能性更小。

现有证据具有说服力，但最新研究为带薪产假对婴儿认知发展的积极影响增加了新的证据。2021年，美国纽约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NatalieBrito发表了一项对328名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母亲和婴儿的研究。一些母亲休带薪产假，而另一些休不带薪产假。当孩子两岁时，研究人员要求母亲报告孩子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在社交场合的情绪反应。对于所有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来说，带薪产假与孩子更好的语言能力有关；对于母亲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带薪产假与孩子更好的情绪能力有关。布里托说，“看起来带薪产假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但对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影响可能特别显著。”

带薪产假实际上改变了孩子大脑活动的模式。今年四月,《儿童发展》杂志发表了一项对80位母亲和婴儿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布里托的团队使用脑电图(EEG)来测量出生后三个月婴儿的脑电波。这些脑电波是由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每个人都有高频和低频脑电波，两种类型都很重要。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高频脑电波的相对数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前的研究表明，大脑中高频波更多的儿童在长大后，在学习和思考所需的技能方面往往得分更高。

布里托的团队的工作表明，与那些休无薪产假的母亲相比，能够休有薪产假的母亲的婴儿高频脑电波更多，低频脑电波更少。虽然样本量相对较小，婴儿的选择也不是完全随机的，但研究人员确实控制了一系列潜在的混杂变量:如出生时的孕周、家庭的孩子数量、母亲的情绪状况、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等。带薪产假和脑波模式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这可以解释婴儿大脑活动12%到30%的差异。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难理解，但母亲的压力水平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这项研究测量了母亲头发中压力相关激素皮质醇的水平。随着心理和身体压力的积累，皮质醇水平往往会上升。研究发现，休带薪产假的母亲皮质醇水平低于休无薪产假的母亲，其在母亲敏感性测试中的亲子互动得分更高。布里托认为，由于带薪产假提供了资源支持和财务稳定，“这些母亲的压力可能会减轻，它可能会间接影响她们作为母亲的方式或与孩子的互动”。布里托的研究是同类研究中最早的，这些研究未能证明任何因果关系。然而，正如布里托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关键点的联系”。

我们知道，当幼儿受到保护，远离恶性压力，拥有稳定和可预测的生活时，他们表现最佳。新的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生的婴儿发育迟缓的风险更高，一些专家怀疑这可能与他们母亲的压力水平更高有关。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在低收入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有可能面临这些不可预测和痛苦的情况。

最近，神经科学家开始探索贫困对儿童大脑的影响。在2015年对1000多名3至20岁的儿童和成人的研究中，神经科学家KimberlyG的团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Noble发现，大脑皮层表面积(与认知能力有关)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存在一致的相关性。包括这项研究在内的几项研究发现，与贫困最相关的大脑区域是处理语言、执行功能和储存记忆的区域。

例如，在2019年，Noble的团队还将头发的皮质醇水平作为慢性压力的标志。研究表明，较高的压力水平与较小的海马体有关，而海马体对大脑的记忆功能至关重要。这些大脑变化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如果孩子在充满恶性压力的环境中长大，孩子的大脑会被组织成对压力高度反应的模式。但这样的大脑变化会让孩子在未来的教育和就业环境中付出代价。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对有幼儿的家庭进行税收抵免最有可能降低儿童的贫困率。税收抵免的好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变得显而易见，税收抵免的历史性扩展立即降低了儿童的贫困率。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税收抵免的条件与收入水平无关。这项规定对那些正在工作的人和那些想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人都有好处。超过90%的美国儿童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

但在2021年底，美国参议院在巨大分歧下拒绝延长这一信贷计划。当信贷额度用完时，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之间，儿童贫困率从12%飙升至17%，高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又使370万儿童陷入贫困。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儿童贫困对成人就业、犯罪率和人口健康的长期影响使美国每年损失8000亿至1.1万亿美元。而一套以税收抵免为中心的政策，加上营养补充等项目，将使儿童的贫困程度降低50%，最终将减少国家支出。

我们也知道很多有效的儿童监护方式。广泛提供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是欧洲国家的目标之一。例如，参与经合组织五岁儿童研究的其他国家，如英国和爱沙尼亚，都有带薪产假和几乎普及的学前教育项目。

由于没有带薪产假和儿童托管服务，而且儿童税收抵免的信贷有限，很明显，科学告诉我们的儿童需求与美国政策对他们的实际影响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现在，是时候用丰富的科学证据来指导我们的政策和实践了。儿童大脑的健康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因为儿童代表着我们的未来。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促进和保护儿童的大脑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