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时间只有30分钟，可能是几年来唯一的一次机会。

几个家庭围坐在一起。视频对面是在监狱服刑，很久没见的丈夫、儿子和父亲。家里人会聊聊近况，问几句，时间也差不多了。志愿者们慢慢地收集设备，一位母亲主动帮忙安装，手里拿着iPad，向那边的亲人挥手。

这个在线会议是专门为服刑家庭举办的。几天后，在一系列修复亲子关系的活动中，孩子们排练节目，录下想对父亲说的话，只等最后一天看到亲人服刑。而积累的情绪在今天早上被引爆了。视频被投射到观众席的大屏幕上，主持人引导各家在台上见面。她问了孩子父亲的名字，有没有改，让他摘下面具给家人看。抽泣声顺着音响传出来，几乎家家都说，好好改造，尽快回家，我们在外面等你。

关系修复活动结束后的30分钟，是每个家庭的家庭会议。林敏明一个人坐在礼堂前排，不时举起对讲机，回头看，看到志愿者在帮各家顺利接通视频电话(他担心信号问题)，一阵闲聊的声音响起。他终于放松下来，坐在扶手上和别人聊天。现在，礼堂里的情绪渐渐缓和，一家人微笑着和亲人告别。只有一个沉默的男孩把头靠在椅背上。他不停地擦去眼泪。志愿者已经哭了一会儿了。两个男生哭得很凶，眼睛一时红了。

林敏明是公益组织福建省教育助学协会(又名“红苹果公益”)的发起人，致力于救助因父母服刑而陷入困境的孩子。他也是福建司法警察训练总队的教官。他的两种身份的叠加，让他在高墙内外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最直观的就是这个叫“穿墙引领”的活动。疫情发生前，孩子和家人可以在监狱内开展的家庭活动中面对面地互相倾诉，甚至可以去监狱了解犯人生活改造的地方，相拥道别。他认为，监狱内外的互动对孩子和犯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林敏明看来，为了惩罚和改造罪犯，需要在疫情特殊情况下确保安全和稳定。教育改造罪犯，亲情是最重要的，照顾孩子是大多数罪犯最大的心病。帮助改造、预防犯罪、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让对罪犯未成年子女的关心和帮助成为各方的共同诉求和理念，最终推动监狱警察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合作。

“穿墙引线”是一系列援助项目中最感人的一个。儿子重见父亲，夫妻放下芥蒂，罪犯表示悔悟，旁观者难掩心情。这只是一片热切片。回到日常生活，这些父母入狱的孩子，还是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和无奈。

隔着屏幕，囚犯和他们的家人互相交谈。

家里的“秘密”

" 他爸是个罪犯，别跟他玩"/S2/]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宁宁是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特例。

“在这群未成年的服刑人员子女中，大多数孩子是低人一等的。”漳州市龙海区弘毅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郭虹观察发现，一些孩子性格内向、敏感，自我保护意识强，表现在远离人群，与人接触少。

郭虹所在机构与红苹果公益合作，负责定期看望当地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并酌情提供物质和心理帮助。她解释说，这些孩子不得不承受来自村民、邻居、亲戚、同龄人和学校的舆论压力。

“邻居会说他爸爸是因为什么事被带走的，会告诉孩子他爸爸是罪犯，不要和他玩。”有时候，连家人都会说出这样伤人的话。在一次亲子活动中，指导老师试图引导家长看到孩子的优点，但一位老人只是反复强调孩子的缺点。郭虹观察到，这种情况很普遍，孩子们感到自卑。

这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很明显家里的经济支柱在坐牢，生活困难，家庭不完整。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犯人的孩子，你要承受村口的闲言碎语。你的玩伴会突然离你而去，在其他时候，他们会对你的家庭产生怨恨。你学会了保护自己，你变得沉默。

家庭教育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这些家庭。

与宁宁不同，萍萍是一个害羞的男孩。当他看到一群陌生人来访时，他立即躲到了桌子底下。他和姐姐关系很好，爷爷也是个温暖的人。老人当过村干部，声音很大，声音里充满了淫荡。当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时，一名志愿者把萍萍哄了出来。后来，他告诉我们，萍萍含蓄地提到了一些不愉快，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了。在爷爷的眼里，萍萍很快乐，有好朋友。谈起红苹果公益的帮助，爷爷好几次都赞不绝口，说志愿者来看望过他们几次，每次来都要带很多东西。问及儿子的情况，爷爷说很生气，把判决书都撕了扔了。

差异的背后有性格、个人特点等原因，但家庭、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也需要关注。宁和平萍是两个特例。大部分家庭介于两者之间，困难相似但不同。这需要社工的细心干预和介入，也有赖于大量专业社会资源的支持。

与亲属和囚犯的视频连接。

冷门领域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刘涵2019年带队调研红苹果公益。她的研究所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困境。他们的学习成绩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但由于缺乏父母关爱，他们在心理健康、情绪和非认知能力(主要包括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俗称“情商”)方面表现不佳。父母服刑，孩子会感到更多的羞耻。

几位有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士都表示，社区和社会的舆论环境短期内很难改变，他们工作的出发点是加强孩子的心理建设。在郭虹看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应对压力的方式。社工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应对压力，减少他们的影响。在污名化的压力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能为孩子提供多少支持和保护，是社工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常规的“领穿墙”活动一样，“重头戏”是最后一天的高墙内外的聚会，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此之前组织的一系列亲子活动，帮助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

“这些孩子的童年，甚至青春期，得到的关心和帮助都比较少。”福建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导员陈说。她从事心理学研究，是“红苹果”成立后的第一批志愿者。“我觉得给孩子更多只能是爱。你必须让这些孩子感受到爱和关怀。”

如何更好地援助仍在探索中。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以及帮扶模式的研究比较冷门。同时，宏观政策很少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出台系统的救助措施，更多的是依靠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救助，心理救助这种个性化、“昂贵”的服务很难实现全覆盖。

高质量数据的缺乏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如果要宏观描述未成年服刑人员子女面临的困境，只能引用一组17年前的调查数据。2006年，司法部犯罪预防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监狱在押罪犯156万人，其中未成年子女46万人，占30%，涉及未成年子女60多万人，其中近一半缺乏生活保障。

很多时候，志愿者承担着连接资源的角色。有些困难家庭本来可以申请政府补贴，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需要他们的帮助完成很多工作。同样，由于亲属入狱，部分子女落户延迟，需要提交DNA结果等材料补办。有些家庭承受不了时间、距离和经济成本，需要机构社工的配合和运作。

艰难扩张

虽然环境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但“红苹果公益”的出现，弥补了一个特殊的空白。前段时间，福建省10个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个《关心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文件。这个文件源于民政部、司法部等的通知。2020年关于做好监狱无人看管未成年子女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关爱保护工作。

与国家层面的文件不同，地方文件不再局限于“无人抚养的事实”，而是将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全部纳入政策范围，并明确基于红苹果公益建立的制度开展工作。该文件还用大量篇幅界定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对援助工作的行政支持。

据福建省司法警察培训总队总队长格林介绍，该省十个部门联合发文支持红苹果的公益事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格林说，以“穿墙引线”为代表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行动，需要监狱的支持。探索这些环节，建立和理顺工作模式，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相信，在福建省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的高度重视下，会有所突破。”

时间回溯到2012年。与学员的交流，让林敏明关注到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他工作的福建省司法警察培训总队隶属福建省监狱管理局，负责培训监狱和戒毒人民警察，这也成为了推出红苹果公益的契机。

但他一直在努力与这些家庭取得联系。监狱民警每次来总队培训，都要请对方喝茶，借机阐述自己的慈善理念。第一次突破发生在福建女子监狱，一位认同他想法的民警给了第一批犯人的家庭信息。早期的信息很模糊，他和同事经常要四处打听才能找到涉案家庭。第一次去他家拜访，就遇到了村民不愿意指路，家里老人不承认家人在服刑的情况。这让他很早就开始关注污名对孩子生活的影响。

当时儿童村的模式被人津津乐道，即由公益组织将服刑人员的子女集中起来寄养，解决了失独儿童的安置问题。然而，对于不完整家庭中的儿童，需要一套不同的援助方法。

林敏明、他的同事和一些监狱警察成为该机构的第一批志愿者。当时并没有官方对这部作品的认可。大家只在私人关系和时间上下功夫，经费也来自熟人的捐款。他们专注于探视犯人的子女，提供物质支持，必要时邀请律师和心理学家介入，成为机构运作的雏形。

帮助改革

呼吁理解[/s2/]

这个想法已经存在好几年了。机构开始招聘更多有专业背景的项目人员。各地监狱警察仍是志愿者的主要群体，社会志愿者和专业社工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将组织的工作方法汇编成书面的操作手册和程序。林敏明希望达到“教科书水平”，其他机构可以直接借鉴，少走弯路。

“我们要帮助这个团体。政府或私营部门都没有专门的教程或手册。犯人怎么帮？家人能帮上什么忙？孩子怎么帮？国内外都是空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援助体系。”在林敏明看来，各地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将监狱、民政、司法等政府部门掌握的救助资源进行联动。

近年来，红苹果公益开始在各地招募合作组织，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案例。即使是最成功的机构，也只是从当地监狱获取犯人的家庭信息，定期走访，开展社会工作。像“穿墙术”这样的重点会议活动，很难搞。因为疫情原因，监狱一般都是关闭防控的。同时，在没有国家层面支持的情况下，各地监狱如何建立信任关系、打通关系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刘汉认为，这些工作的推进与林敏明的身份密不可分。但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其他省份的推广仍缺乏重点推手。对监狱内外的家庭，特别是对未成年子女，更系统的支持模式在许多地方仍然是空白人。推进改革需要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

7月底，“穿墙行走”活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院的本科生，也是未来的司法警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成为监狱警察。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们接受社工培训，完成家访，陪同前来参加活动的家庭，亲自组织每一次具体的活动。监狱科学学院团委书记陈凯琳希望同学们能走出理论和课本，直观感受服刑人员家庭的复杂情况，并将这些感受和公益意识传递给更多的同学。

“罪犯的子女有活下去的权利，有自己的梦想。作为未来的司法警察，不仅要教育改造罪犯，还要关爱家人。”陈凯琳说，“新一代的年轻人必须有新一代的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未来司法工作的建设。”

陈也从年轻一代身上感受到了改变的机会。每当有学员来总队培训，她都会在课程中介绍“红苹果公益”帮助服刑人员子女的公益行动。谈到这一点，她能感受到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接受度和参与热情更高。这代表了打破偏见的可能性。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宋发自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