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这家酒店，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间里的物品像证据一样闪光，反映了26岁女孩秦州的临时生活。

卫生间洗脸台上横放着两把未封口的一次性牙刷，壁挂电视下方的窄条桌上叠放着五个印有酒店名字的一次性纸杯。长桌的另一端，晚饭已经凉了:啃了一半的肉饼被潦草地装在塑料袋里，奶茶还剩三分之二。纸杯内壁的棕褐色痕迹呈弧形，冲泡的奶茶是秦州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奶茶袋。

在秦州的一生中，这些一次性产品被反复使用和更换。她真正拥有的是门口一个24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夏装，还有长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和运动鞋。地上的水壶从来没用过，要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都堆在一个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

对秦州来说，这几样东西并不意味着不能放弃。从2022年2月到现在，在很多酒店流浪的半年里，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丢弃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背包里:电脑，电脑支架，耳机，橙色水杯。她背着他们，不停地离开，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

酒店长租代替租房，正成为一部分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的新选择。离开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把它形容为一种“逃避”:有的人为了逃避稳定的生活，重拾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有人想专注于自己，寻找退出生活的意义；有些人想找一个不安全的避难所，去触碰游牧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住酒店只是阶段性的状态。选择长租酒店是对恐惧群体和世俗标准的自卫性争论，还是代表了一种另类和更冒险的生活方式？新生活该何去何从？他们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2021年10月后，27岁的刘颖带着随身物品入住酒店。她以为住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没想到却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刘英仍然长期租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新京报记者徐雪飞摄

压缩到15平米的生活

秦州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书包。这张1.5米的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从下班到第二天8点起床，她就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或者玩手机看电影。

“住在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秦州说。聊天中，她反复提到的词是“可能”，“一拖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种束缚，意味着与她生活的城市和工作的长期捆绑，“就像在监狱里一样”。现在，她已经和酒店签了一个月的短期合同。“如果可以，可以离开。”她说。从价格和通勤便利性来说，长租酒店也更划算。酒店距离公司通勤时间仅5分钟，每月酒店房费3188元。加上50块钱的水费和20块钱的环卫费，每月只需要3258元，比之前平均每月3300元的团租价格还便宜。

唯一让她不开心的是，她现在住的酒店房间没有窗户。晨光唤醒不了梦。“我上班总是迟到。”假窗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光正照亮密林中的一条小路。

秦州住的旅馆没有真正的窗户。假窗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光正照亮密林中的一条小路。新京报记者刘洋摄

27岁的刘颖的生活也压缩在18平米空的房间里。与秦州不同的是，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一次性用品的痕迹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刘英五颜六色的个人用品。酒店提供的浴巾下面挂着两条绿色和粉色的毛巾。是我自己的电动牙刷，梳子是比较适合长发的气垫梳，沐浴露洗发水也是刘颖自己买的。

由于酒店里做不了饭，刘英就在电视下面的长桌上摆满了零食和袋装咖啡。午餐和晚餐外卖，酒店前台会有代收服务。这对于刘英来说并不是劣势。“我一点也不喜欢做饭。”

住酒店就是一个脱离事物的过程。曾经，刘颖最喜欢买的东西就是各种收纳工具，收纳盒，收纳盒，收纳架。物品被放置、展示，然后被遗忘。入住酒店后，刘英才意识到这种荒谬。现在酒店的桌面上放着三本没有布置小书架的书，唯一一个装护肤品和化妆品的收纳盒。她仅有的三双鞋放在地板上，夏天衣柜里挂着几套衣服，只用一个包就能装好。

2021年5月，34岁的香港居民闫小北入住香港岛的海逸君绰酒店。香港的长租酒店满足不了三餐做饭的需求。习惯早起的严小北琢磨着在酒店做简单早餐的方法。放行李箱的桌子被她当成了食物区，一个小小的三明治机，三小瓶调味罐，三个菜，一些零食。洗一些新鲜的生菜，在三明治机上煎一个鸡蛋，加热火腿和面包，一份丰盛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除了食物区，从体脂仪、粉色枕头、花朵般的陶瓷杯等摆在浴室的物件上，都能看到生活的痕迹。除了挂衣服的衣柜，电视柜下面的储物间空被她当成了储物柜，她贴身的衣服都被卷起来整齐的摆放着。在香港住酒店，小北也延续了日常环保回收的习惯。电视机旁边的大帆布包里装着分类好的垃圾、洗过的塑料瓶、纸制品、金属饮料罐、易拉罐。每隔两周，她就把可回收的垃圾背在背上，送到离酒店步行十分钟的“天后里的绿色”回收便民点。

小蓓在酒店用三明治机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早餐。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逃离既定的生活

2019年3月，秦州来到北京工作，通过租房平台与一对陌生夫妇和一个男孩住在一起。“我经常洗澡的时候，我的男生室友会在外面敲门，说他憋不住了。我当时很迷茫，只想快点出来。”她说。有时候一大早，室友会去敲她的门借东西还东西。与他人生活的碰撞不断侵入她的个人空房间。租房半年后，她离开了租住的房子和北京。当回到北京时，秦州在2020年初开始出租酒店。

与主动选择长租酒店的秦州不同，27岁的刘颖(音译)在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冲击下离开了自己的出租屋。2016年大学毕业后，刘颖来到北京，住在群租房里。在曾经住过的出租屋里，刘英曾经用心塑造过自己的人生。她在墙上贴了粉色羽毛壁纸，在床头挂了自己钩编的捕梦网，还买了一张床头地毯。出租屋的灯不好看。她在网上买了棉花，贴在灯的周围，在纸上画出星星和月亮的形状，剪下来装饰在白色的棉花上。为了洗澡更舒服，她还买了一个2米长的充气浴缸。

在曾经的出租屋里，刘颖精心塑造了自己的人生。为了洗个舒服的澡，她还买了一个充气浴缸。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虽然价格便宜，但室友对卫生标准的要求不同，公共区域的杂乱和污秽让她无法忍受。租客的日常生活和休息也格格不入。刘颖经常因为隔壁的噪音失眠，抢厕所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放弃群租后，她开始租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一居室。

独居女性的身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朝阳区某小区租房时，因为快递员经常把她买的新鲜速冻食品直接放在柜台里，在没有和快递员沟通后，她拨打了投诉电话。本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但晚上回到家，刘英发现房子的钥匙孔被堵住了，门口墙上的性服务小广告上写着他的电话号码。

“门口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有证据确认是他。我只能吃哑巴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刘颖说。

害怕被报复，刘英在和快递员相处时，只能强压怒火，保持一张温柔的脸。去年10月，房子到期后，房东决定卖房但没有续租。害怕继续租房的刘颖突然有了变化。她被限制在两天内搬出出租屋。

匆匆收拾行李，把行李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后，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她以为住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没想到却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相比之前朝阳区5500元左右的房租，长租酒店每月费用不超过4500元，其中还包括打扫房间、补充矿泉水、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费用。

刘颖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酒店住客和访客都需要刷身份证登记，还有24小时保安。在订餐和收快递的时候，你只需要填写酒店的地址，前台会帮你代收，然后机器人会送货上门。住在旅馆里，刘英感到很自在。她觉得自己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不会再受到骚扰或被赶走。她有权选择离开或留下。

她生活中还有其他被剥夺的东西。刘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巨蟹女，习惯了不求回报的付出，总是不自觉的把照顾身边的人当成自己的责任。18岁后，她经济独立，不向家里要生活费。刘颖毕业于长沙某大学传媒学院。从大二开始，她就在湖南卫视、央视等平台实习，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她也打过一些导演、摄影师的零工，在艺考培训机构兼职。在我努力攒钱的时候，刘颖说“钱是我的安全感”。

多年努力积累的安全感被接连不断的冲击击碎。在大学的一段恋情中，刘颖习惯性地为男友付出，“把赚的钱都给他”。男朋友赌博成瘾。刘颖在这段感情中花费金钱和精力，试图“把男友拉回正道”。当男朋友再次找她要钱，她实在拿不出来的时候，男朋友愤怒的摔了她的手机。“我醒了，所以我下定决心分手。”刘颖说。

结束这段亲密关系后，她安心过着攒钱的生活，再次被拖入泥潭。在安徽蚌埠，刘英的母亲在网上参加了非正规的小额贷款，欠下的钱越来越多。刘英迫于压力不得不帮母亲还钱，最多时每个月需要还5万。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刘英很无奈，觉得很委屈。“好像赚了那么多钱，从来没给过自己。”

存钱铺就的安全之路，在互联网借贷平台爆炸后终于崩塌。2018年，工作两年后，刘颖攒了30万，在老家买了一套小户型。看完房子，我无法把散落在各个平台的钱要回来。“努力就会有回报”，支撑自己的信念开始动摇。接下来的四年，刘颖用放松治愈了自己的失落，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努力和赚钱的意义。租房不顺利后，她住进了酒店，暂停了所有的工作。“看来我的人生目标变了。我可能不想变得富有，我不想再关心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家庭。我想先照顾好自己。”

决定照顾感情的刘颖，已经在酒店住了半年多。当被问及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时，刘颖回答:“只要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我就永远住下去。价格低，安全，没有理由不入住。”

在酒店的大部分时间，刘颖都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床头柜上有两瓶酒店提供的免费矿泉水和卷纸。新京报记者徐雪飞摄

对于35岁的小北来说，长租酒店也是对既定生活轨迹的一种逃避。一个人在香港生活了16年，小北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是沿着一步一步的生活节奏走着。在酒店待久了，终于有一种从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在此之前，人生是一条坚实而开阔的道路。她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它，坚定地走下去。2006年，小北以河南某市高考第一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从小在小城市长大的女生，通过高考独木桥来到香港。毕业后，他们成功地在当地一家媒体找到了工作。

顺是故事的A面，也是故事的B面，是一个小镇姑娘在多年文化冲击下的困惑。小蓓回忆说，在迎新会上，小区的学长们看到她后主动把语言切换成普通话。她很好奇，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大陆人。几天之内，她明白了问题的答案。香港本地学生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学生的标志:英语好，穿着时尚，有辨识度的轻盈自信，鹤立鸡群。相比之下，我打扮土气，第一次接触全英授课，摆脱不了别扭，和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班里的内地学生大多是北上广人，毕业于国际学校。大学校园里，小北说自己在边缘，同学们的自信和开阔的视野让她羡慕，也让她自卑。

这种紧张一直持续到下班。毕业第一年，小北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吃饭逛街去西环路的路上，总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到同校的熟人。这让小北感到了压力。作为一个局外人，她拒绝了来自熟人圈子的管教，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她想要逃离。

2011年，在妈妈的支持下，小北决定买房。“房子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庇护所，意味着结束流浪，重获归属感。”抱着这种想法，小北一个人看了房子，她看中了离岛的大屿山。在这里，她可以远离城市和人群，最终似乎感到安全。

追求世俗标准的痛苦

华东政法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杜素娟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面对一些与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有两种类型的社会恐惧。一个是在我想要符合世俗标准，认同世俗标准之前感受到的痛苦。一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管教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表现为社交恐惧。”萧蓓和秦州都戏称自己为“社交恐惧”。他们迎合了主流的生活和标准，为之努力，也为怀疑这种秩序而痛苦。

在香港，大部分人以“上车”(买房)作为固定的人生目标来规划人生:独立生活，攒钱，买房，还完余生的房贷。逃离熟人圈子后，小北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种主流秩序。她需要为另一个世俗的标准努力:像大多数人一样务实，买房还贷，努力完成升职，结婚生子。

小北住在香港离岛的大屿山，每天早上九点坐船到中环渡轮码头，在起伏的海浪中吃早餐，然后坐半小时地铁到香港闹市的公司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坐船回家。

这样的生活很悠闲，但依旧。买房的时候，小北看中的是离岛的僻静，没有香港市区拥挤抽筋的感觉。在这个房子里生活的十几年里，其他朋友或结婚生子，或移民海外深造，只有她的生活留在原地。因为我未婚，和父母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她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学校是最优秀的学生，在家里是父母的好女儿，在社会上努力成为“精英”。“似乎所有人都在前进，只有我像游戏里的NPC，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的主题。”

2020年的爆发加速了松绑时刻的到来。封闭的生活让小北迫切想做一些改变。毕业后的十年里，小北换了三次工作。大量重复的事务和复杂的合作关系消耗了她工作的意义，她的工作已经不能给她提供价值感。同时，在具体的生活中，她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感官体验。从小北住处的窗户可以看到迪士尼。有时晚上七点半，迪士尼城堡在夜色中亮起，璀璨的烟花一个接一个地绽放。在过去，这些意想不到的烟火就是生活的回报。渐渐地，小北发现，岛上的海浪、雨水、鲜花，甚至迪士尼的烟火，都不再让她有任何感觉。

房子安抚了外人的漂泊感，但也给她带来了新的禁锢。“在这个城市，我的人生选择似乎更趋于保守。”雁北说。

2020年的一个晚上，小北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女人分享她在泰国的生活经历。在她的描述中，泰国人不太注重世俗的标准和对成功的渴望，压力小，轻松快乐。这就像突然触及另一种可能性。当下，小北打开电脑，开始查找起来。看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文化管理专业还在招硕士生，他马上递交了申请。5月，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小北辞职，把房子租出去，住在酒店。

说起为什么决定住酒店，秦州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叫《推倒思考之墙》。至今她还能记得这本书里写的一句话:“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一套房子毁了一个梦想”。

秦州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数字流浪者”。数字流浪者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他的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但他可以在这个前提下选择性地生活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打破陈规、纪律和既定的障碍。住酒店，过临时生活，在她看来，是对梦想的保护。背上黑色背包，带着电脑和耳机，随时可以离开。

秦州所期待的“游牧”生活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2018年，新闻专业毕业后，她进入了一家新媒体工作。她的日常工作是输出一些全新的媒体文章，她称之为“写软文”。有时候，布置的任务是写看似新闻报道的东西，其实写作方向是早就定好的稿子。在新媒体营销中，洗稿现象屡见不鲜。她需要在领导的指示下，从自己的头上或者竞争公司抄袭一些文章。领导告诉她，这是“分爆”。

除了与工作内容相冲突之外，秦州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公司的纪律。新媒体公司加班严重，但无论多晚，公司都要求员工每天早上9点前打卡，迟到者会被批评。在公司内部，她面临许多竞争对手。“他们比较年轻，学历好，工作能力强。”她感到焦虑，总是担心自己会被解雇。在与领导者的沟通中，领导者也注重压制性沟通。从校园走向社会，虽然秦州早已做好了“硬着陆”的准备，但这一次的工作经历和她未能成熟应对的“社会规则”仍然让她感到痛苦。

她会记住工作中领导问话的语气，每天结束的时候会反复琢磨其中蕴含的情绪。“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就像我身体里的木马程序。每当有事发生，这种应激反应就会发生”。

“我觉得可能是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社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带着这种失败感，秦州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同时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和考研。两次失败后，2022年，秦州回京，决心调整自己，她开始住酒店，踏上了“做自己”的艰辛旅程。

秦州住在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浴室里没有秦州的私人物品。她带着酒店提供的大量一次性用品生活。新京报记者刘洋摄

[/s2/]一些新的可能性

2022年初，秦州回到北京，住进了一家青年旅舍。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住在这里。他们会在晚饭后讲自己的故事，弹吉他，在小客厅里开演唱会。他们会一起看全英文音乐剧《汉密尔顿》，互相推荐工作。秦州觉得自己在准备考研和公考期间已经放弃了，自己最在乎的东西都回来了。

但是，青年旅社不可能永远呆下去，暴露在高强度的社会环境中是很累人的。2022年4月，秦州搬到了一家拥有更多私人空房间的酒店。

2022年5月，北京疫情期间，秦州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人群。隔离结束后，她选择了一家均价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来犒劳疲惫的自己。因为价格高，第二天，她就搬到了附近一家只要150元一晚的酒店。她的房间被安排在走廊尽头，因为她是“密切接触者”，被要求不得随意进出房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秦州拿着所有的行李去前台结账。

秦州第一次意识到，住酒店并不意味着“说走就走”的自由。自由的幻想被打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6月，她刷进了朋友圈。照片中，她朋友的猫懒洋洋地躺在一床被子上，是最常见的格子图案。可爱的猫咪，温馨的画面，秦州在朋友圈下方评论道:“真羡慕你有自己的被子。”朋友回答她:“你不是有自己的被子吗？”

我旁边的被子是酒店一个客人换的白色被子，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秦州回答他的朋友:“我有，但不是我的。”

像这样感到孤独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数时候，秦州仍然喜欢呆在酒店里，她仍然相信“游牧”生活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她列出了一长串阅读和看电影的清单，并运营着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她看来，人生的终点不是考公就是做大厂，她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真正的“数字游民”。

8月下旬开始研究生课程，从5月到8月，小北度过了人生中最“闲”的一段时间。在之前33年的生活中，小北努力做一个“不打扰父母，不游手好闲，能得到父母认可”的女儿。不进步是可耻的，因为她满足了就停止努力也是不可取的。她逼自己，在困境中失去了幸福。小蓓把住酒店的日子形容成高考后的暑假。”感觉生活好像终于有了一些希望，有了一些新的可能，有了很多的休息，有了很多新生活的打算。"

小蓓开始习惯自然醒来，每天早上做三明治吃。中午在酒店转悠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族的茶歇时间。办公楼下，上班族穿着正装，三三两两地抽着烟，餐厅外排起了长队。因为赶时间，很多人只能打包外卖。即使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大多数人也会点一些可以快速煮熟的食物，比如烤米饭和牛腩面。

贝一个人吃饭，经常和别人同桌。她眼角能看到周围人的手指不断在手机上游走，回复各种消息。作为一个观察者，小北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她发现自己有太多奢侈的时间。“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失去的意识正在慢慢恢复。在酒店附近，小北最喜欢的地方是位于维多利亚港海滨的“石油街实现”艺术室空。这座红砖屋顶的二级历史建筑，有两层建筑用于展览和活动，约3000平方米的室外空房间用于展示大型室外艺术装置。在这个“城市中的艺术绿洲”里，小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她最喜欢的艺术装置是流动/汩汩，她还记得第一眼看到时的震撼:在一个宽大的房间里，她坐在中间的长椅上。落座后，房间变得完全黑暗，异常安静。几分钟前，小北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官，但后来，内心的感受渐渐清晰起来。突然，有一个闪亮的光点从房间黑暗的一端发出，一直到房间的另一端，然后另一个光点又出发了。每个光点都有不同的路线，光点越来越多，但它们都去了同一个地方。

在香港，小北在“油街变现”art 空期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能感觉到一种自我的渺小，一种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感觉。”小北说。她已经多次看过这个展览了。直到楼外绿地的颜色由青翠变成五颜六色，已是秋天。小北在泰国完成学业后，回到香港，再次住在自己家里。像艺术装置中的一个小光点，短暂的偏离后，她还是飞向了和千千万万人一样的路，属于她的路。在这几站中，前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但至少，小北说，她开始承认自己的脆弱。终于，她摸到了自己初到香港时羡慕的轻盈。

新京报记者刘洋徐雪飞编辑陈晓曙校对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