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骑兵之战】 全战阿提拉法兰克枪骑兵
导读：　　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争以及渐趋恶化的冷战形势的推动下，新式后掠翼喷气战斗机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提升高空、高速作战能力成为当时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展的着眼点。空军庞大的轰炸机部队使美国在战略力量对比上处于优势，但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

　　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争以及渐趋恶化的冷战形势的推动下，新式后掠翼喷气战斗机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提升高空、高速作战能力成为当时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展的着眼点。空军庞大的轰炸机部队使美国在战略力量对比上处于优势，但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面对苏制地空导弹，高空飞行轰炸机的生存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高越快越好”这个旧信条很快被“越低越快越好”取代。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变后掠翼技术此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项技术在60年代初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已基本进入实用化阶段。当时最出色的变后掠翼战机由沃思堡的通用动力公司研制。该公司提出的F-111赢得了美国国防部TFX项目竞标的胜利。F-111被飞行员们亲切地称为“土豚”(Aardvark，但这个绰号直到战机退役前夕才被官方接受，成为该机的正式名字)。F-111于1964年12月21日首飞成功，这时美国空军对超音速低空攻击机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但军方的军事计划制定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未来的潜在需求。

60年代初，美国空军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最小的损失深入敌境投放核武器。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当时苏联已在全境部署了大量防空截击机。对于美国而言，他们需要一种能携带核武器在雷达探测范围以下的低空进行高速飞行的轰炸机。

对这种轰炸机的总体要求是：在最大载荷情况下，能在低空以12马赫的速度飞行；如果在高空，速度还能提高到25马赫；除携带大量武器外，它还应拥有从美国起飞中途不进行加油飞往欧洲基地的航程。这是一项令人头疼的研制任务，尤其是还要为战机配备巡视地形跟踪雷达(TFR)。新式轰炸机配备两名机组人员，飞行员坐在座舱左侧，武器操纵员使用右侧的座椅。

F-111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变后掠翼飞机。当时不少专家预测，任何一种如此复杂的飞机在投入使用前必将经历艰苦的测试阶段，期间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正工作。F-111能够投入使用将是一个坎坷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些预言是完全正确的：F-111在研制过程中耗资巨大，当它开始服役时，立刻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政治“足球”。项目的大幅超支是引发反对意见的主要原因。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在一个技术跨度如此之大的项目中，开支激增的现象实属在所难免。

麦克纳马拉的蠢行

幸运的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站在了空军和F-111一边。他从一开始就是该项目的坚定支持者，并为此与政客们和媒体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一款新式舰队防空战斗机的需求。尽管海军和空军的需求之间存在颇大差异，麦克纳马拉还是指示F-111要同时满足两大军种的要求。这一决定为计划的顺利实施蒙上了阴影，虽然承包商格鲁曼和通用动力公司尽了最大努力，海军型F-111B还是没能发展成一款有前途的舰载战斗机，最终没能逃脱下马的命运。F-111B的部分子系统被保留下来，如变后掠翼、TF30发动机和AIM-54导弹等。经过漫长的发展后，这些系统在F-14上成功应用。

与此同时，空军型F―111A继续发展。根据测试日程安排，首批下线的18架飞机前往两个主要测试地点：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空军基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爱德华兹于1965年5月2日接收了其首架F-111。空军这时估计该机将经历漫长的研制过程，而F―111A至少要花费两年来解决身上存在的大部分问题。

代号“牛眼作战”I的初期测试进行得十分顺利。美国空军因此决定把F-111送往越南，接受实战环境下的检验。这项决定令生产和测试人员倍感压力，他们必须尽力使飞机早一些交到一线作战中队手中。

F-111参加实战前，还需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完成最后阶段的测试，以对飞机做最后的调整。该项目代号“收割机”，5架F-11lA被送往内利斯，配属给第4480战术战斗机联队第4481战术战斗机中队。这些飞机属于头30架下线的飞机，美国空军并未将它们视作量产型飞机。从第31架飞机开始，F-111身上的大部分问题已解决，漫长的量产才算正式开始。

三叉戟作战

当5架飞机自1967年7月18日开始抵达内利斯时，参战机组人员的训练工作便开始展开，行动代号“三叉戟作战”。这也是F-111向越南部署前最后一个阶段的准备工作。由其他战斗机转飞F-111的飞行员要接受11周的地面学校学习、60小时的模拟器训练及40小时的飞行。对任何飞行员来说，他们要转飞的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作战飞机。

第4481中队的教官由7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向经过筛选的22名飞行员传授F-111的驾驶技巧。桑迪・马夸特少校便是这些接受训练的飞行员中的一员，他回忆了参加“三叉戟作战”时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夜间总是很忙，我们打击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之间遍及全国的目标。在绝大多数这类训练任务中，我们的目标根本不知道被谁击中。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时，我们已经从他们头顶飞过。尽管这些目标是模拟出来的，但F-111仍给地面人员留下了不知道敌人在哪的印象。只要听到我们飞机的声音，他们就已经被炸弹击中，原因是我们飞得很低。我们有几次被雷达发现，后来发现那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并很快予以纠正。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我们却没有充足的时间将它们落实。我们按已经知道的东西学习、作战，并尽力改正错误。”

前往越南的F-111小队由伊万・德思曼上校率领。首批30架F-111之后下线的飞机将交付第4481中队。得到通用动力公司的通知后，德思曼前往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亲自驾驶第3l架F-111A返回内利斯。通用动力公司当时正以每周一架的速度生产F-111A。这时，小部分参加了“三叉戟作战”的机组人员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因为他们将首先在敌对环境下使用这种极具争议的武器。

踏上征程

当时，准备参战的飞行员整日都在紧张地训练。五角大楼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尽快将F-111投入战场。另一方面，维护保养和测试人员已经在超负荷工作。22名飞行员每人至少在6架飞机上完成了60小时的飞行，这意味着维护人员，必须24小时持续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飞行员都是飞行老手，在加入项目前都有着丰富的战斗机驾驶经验。其中不少人还参加过朝鲜战争，或是不久前还在越南飞过F-100或F-105。在国防部的压力下，部署日期被定在1968年3月初。1968年1月20日，驻扎在内利斯的F-111单位编号做了修改，第4480战术战斗机联队更名第474战术战斗机联队， 第4481中队也随之变为第428中队。

3月15日，随着被压缩的训练阶段草草结束，6架F-111A(序列号分别为：66-0017／18／20／21／22／23)整齐地停放在跑道上，准备飞往远东。参加“枪骑兵作战”的所有维护人员此前已经乘坐c-141运输机前往泰国的达里克空军基地。从军事角度看，F-111此次迅速参战有两个目的。首先，证实低空攻击武器的价值和可靠性，从而减轻F-105的负担。后者因要直接在胡志明小道上做“z”字形作战而损失惨重。另一个目的是证明这种飞机能够不考虑气候环境，在树梢高度安全突破受到极为严密防空措施保护的地区。如果这些目的能顺利达成，通用动力公司的F-111生产线将全速运行。假如作战结果不尽人意的话，整个项目的前景就会变得相当黯淡。

在前往远东的远程飞行途中，小队在高空感受到了一丝敌意。中队记录显示，前往达里克基地的飞行用时20多小时，距离超过11265公里。飞机在飞行途中遭遇强烈的逆风，不得不在内利斯飞往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途中进行4次空中加油。全部6架飞机于3月17日在达里克基地安全着陆。首先降落的是德思曼上校驾驶的66-0018号飞机。达里克基地位于曼谷以北130公里处，是整个“枪骑兵作战”使用的唯一基地。

虽然地勤人员已经提前到位，但飞机在参战前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完成。直到3月25日，一切工作才算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不过这完全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已经宣布“暂停轰炸”，这意味着原定对海防地区的轰炸被冻结，而F―111小队的大部分空袭目标就位于该区域内。

不过，越南此时仍有大量目标可供新机迅速投入作战。这些目标中的大部分位于中间地带，远离受到限制的胡志明小道。3月25日下午，地勤人员忙着为准备在夜间首次出动的F-111挂装炸弹。随后，德思曼和他的武器操纵员里克・马泰斯中尉对越南建在一座岛屿上的弹药库发动了空袭。这是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教科书式的打击：F-111机群在树梢高度掠过水面，以最高速度自西方飞来。它们将炸弹全部投向目标，当炸弹爆炸时，机群已经脱离目标进入海区。这次行动被判，定极为有效。当夜出击的F-111投下的炸弹全部命中目标，并安全返回。夜间空袭的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无法评估轰炸造成的损害。

首次坠机事故

接下来几个夜晚的作战有如例行公事。所有目标均处于暂时不受限制的南方。但没过多久，小队便遭受重大打击。3月28日夜晚，小队损失了66-0022号飞机及其机组人员。人们对该机当时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两名机组人员亨利・麦卡恩少校和武器操纵员丹尼斯・格雷厄姆上尉被列入阵亡人员名单。

曾参加过“枪骑兵作战”的查理-阿内特上尉回忆了当天晚上几个令人疑惑的细节。“我记得与负责与亨利和丹尼斯保持联络的地面控制设施(GCI)操纵员谈话时的情形。他当时正在监视66―0022号飞机飞行，并对在雷达显示器上的1架F-111很感兴趣。这一定是他的第一次任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GCI代号是LION。麦卡恩少校的飞机当时在空中飞行，没有处在地形跟踪模式。”

“我断定他们在2440米左右高度飞行，或许还要低一些。他们在泰国上空转了几圈，显然是试图与空中指挥站进行联络，我认为那个指挥站的代码是CRICKET。他们随后进入越南境内几英里处，但随即又在中空高度返回泰国，然后突然消失在大雨之中。这时，雷达再也没有接收到飞机的回波，机组人员自此下落不明。他们消失在距CGI地点以东或东北74公里处。两名机组人员的失踪令我们所有人大为震惊，尤其是我们才刚刚开始部署。”

新闻媒体自然没有放过这条消息，并对其做了深入的报道。一名记者获准采访了两名在这次悲剧性任务中不时监视麦卡恩少校的GCI操纵员。一名来自前线CGI，另一名来自空中指挥所。两人均将F-111称为“小折刀”，因为他们会突然与雷达发生或失去接触，并总是处在一团杂波之中。一名操纵员表示，很多次都断定飞机在距离地面1524米高度飞行。但这一次，罹难飞机的飞行高度要高得多。

经过几天的谈话，调查人员才在GCI操纵员中找到了在F―111消失前负责追踪的那名操纵员。他看到飞机以8字形动作徘徊了近10分钟，它在距离达里克基地224公里处转向飞往西南方向。飞机在进入降雨区后消失在显示器上，此后再未出现。美军对最后见到飞机的区域进行了大规模搜索，出动装有大型扬声器的FAC飞机。这些飞机向当地民众广播，声称将向提供飞机下落信息的人颁发50美元的奖金，但仍是一无所获。飞机的残骸始终没有被找到，它是否是撞上了两侧的山峰也无法得到证实，其失踪的原因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不过，这起悲剧性事件并未动摇第428中队完成作战测试、完善战机在敌军境内作战能力的决心。

根据空军方面的记录，这架F―111是美军在越战时期损失的第813架飞机。至此，越南战争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朝鲜战争，与美军在二战中的时间不相上下。许多政客和军方***明白，F-111掌握着赢得未来战争的法宝。因此，测试工作不能放缓。然而，“枪骑兵作战”和F-111的烦恼并未就此结束。

祸不单行

意外事故在两天后再度降临――又一架F-111坠毁，但这次机组人员利用弹射座舱安全逃生。坠毁的飞机是66-0017，它由桑迪・马夸特少校和武器操纵员乔・霍奇斯驾驶，当时正在老挝境内向越南飞去。飞机从3048米高度开始下降时，机组人员感到机头猛然抬起，随即失速进入翻滚。这时飞机的速度很快，机翼的后掠角约为50°。在短暂的重新控制飞机的努力失败后，机组人员明白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便弹射逃生。

安全着地后，霍奇斯和马夸特认为它们可能身处敌占区，设法隐藏了起来。当被搜救直升机救起时，他们处在距弹射座舱约13公里处。确定了弹射座舱的位置后，美军设法将其从丛林中吊起，运回那空帕侬。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接连损失2架F―111的事实迫使空军派出一支调查小组，以图搞清飞机出现抬头失控现象的原因。调查小组对坠机地点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根密封管。他们在初步 调查报告 中称，这根管子在飞机飞往目标途中插入飞控系统。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这并非是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最终出台的调查报告确认事故实际是由控制F-111俯仰和滚转的稳定器系统上一个致动阀门失效而引发的。报告还排除了飞机被地面防空火力击中的可能性。后来在5月8日，1架驻内利斯的F-111身上也发现了类似 的问题。

2架飞机的相继坠毁令该项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除少数军方高层官员外，F-111一时被人们普遍认定为一头吞金怪兽，而机组人员对它在越南的表现作出的正面评价几乎被人们完全忽略。鉴于小队只剩下4架飞机，空军便增派2架F-111A补充损失。4月5日，66-0024和66-0025两架飞机自美国飞抵达里克，两机分别由本・墨菲上校和弗雷德・德杨上尉驾驶，两人有着丰富的F-105飞行经验。其中，墨菲上校曾在内利斯基地担任第428中队指挥官。

两架新飞机到达7天后，大祸再度降临。4月22日夜晚，埃德・帕尔默格伦中校(曾在朝鲜战争参加100多次任务)和武器操纵员、海军交换飞行员“斯佩德”・库利中尉的座机在对北越目标展开攻击前消失在雷达显示器上。GCI报告称，在飞机高度下降至61米前一直在显示器上。两名机组人员被列入阵亡人员名单，机体残骸因落入越南北方而没有被找到。

第3架飞机坠毁后不久，第428中队作战大楼前的中队标号在一天夜里被好事者偷偷涂改。TFS(战术战斗机中队)字样被涂掉，改成TKS，意为第428战术自杀中队。据信，这场恶作剧是驻扎在临近地区的第42战术电子战中队(装备EB-66)成员所为。中队在此期间还出了一些其他事件，但都是这类恶搞性质的事件。

杰克・芬克少校对失事飞机机组人员所遇到的情况做了推测，“夜间在500英尺(152米)高度飞行几乎完全依赖惯性导航系统，其精度非常重要。但要保持高精度就必须不停地用雷达予以修正。在这样的高度上，作战雷达在崎岖地形上的有效探测距离约5～13公里，480节空速至多1分钟就能飞完。因此，雷达显示出转向地点的改变以及预测地点的修正，都会令右座武器操纵员的工作难上加难。”

“武器操纵员常常无法在有限时间内辨别不同的山峰，而飞机必须在惯性距离表倒计数归零前及时完成转向动作，该表实际就是一块死亡计时器。因此，周密的计划在作战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右座的武器操纵员来说更是如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利用雷达读数和雷达显示器上的影像，判断飞行路线上的每一寸土地。机长对地形、障碍物和航线上最低飞行高度的了解也十分重要。F-111虽然拥有大量先进设备，但要顺利完成任务，仍然离不开周全的计划和出色的操纵。”

虽然参加“枪骑兵作战”的机组人员出色完成了50次作战任务，但媒体对3架飞机和两组机组人员损失的报道已经使公众产生了整个实验是一场灾难的印象。不过，事后返回美国的飞行员均对F-111的未来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们的预测终将被事实所证明。

无论每次作战任务计划的得多么周到，在作战中总是还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有些甚至到了令机组人员难以应付的地步。与情报人员的紧密合作也十分重要，在敌军控制区作战时尤其如此。在前文提到的坠机事故中，死里逃生的武器操纵员乔・霍奇斯回忆了后来沿同一路线执行的几次作战任务：“一天晚上，我和马夸特少校在早先从66-0017飞机逃生地点附近执行了一次任务。我们在此降低高度，然后向湄公河下游飞去。当我们转向东面飞行时，我在一个名叫班拉博的地方修正惯性导航系统。在雷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地方。但我们从它上空飞过时，整个地区突然一片大乱!地面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对空射击，其中不少还是配备了曳光弹的自动武器。我们从他们头顶飞过后，从后视镜看到他们仍在向空中开火。过了一会，我们向可能停放卡车的地点投下炸弹，接着离开该区域。”

“稍后不久，我们在那空帕侬着陆，随后进入基地情报室听取正式简报。我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目光停留在一张老挝东部和Route Pack I(非军事区以北)的大地图上，上面插满了大头针。他们解释说，任何一位那空帕侬的飞行员被击落后，他们就会在地图上用大头针标出坠机地点。我向一名那空帕侬基地的‘天袭者’飞行员询问那些大头针和班拉博周围的情况，他表示对这样危险的地区他们只会远远躲开!然而我和我们的情报人员却对此毫不知情!!我们能从这一地区飞过并安全返回实在是万幸。”

“帕尔默格伦中校和‘斯佩德’・库利阵亡后，我们在Route Pack I执行了几次中空高度任务，有时甚至会有F-105‘野鼬鼠’战机在身后16公里处监控我们的活动。第7航空军想要确定我们是否进入能让某些人知道我们位置的地区。与‘野鼬鼠’飞行员交谈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他们使用过的最昂贵的诱饵!”

“我记得一次很无奈的任务。那次我和查理・阿内特搭档，深入Route Pack I北部。当时天气十分糟糕，我们设法在122米高度飞行。当我们接近胡志明小道时，看见小道上有上百辆卡车开着车灯向南行驶。我们没有机会做任何反应，只能像傻瓜一样飞过。当然，以450节速度在浓密的云层下盘旋也是非常困难的。敌人认为他们不会受到低空飞机的干扰。此外，它们不是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

“我们执行过多次这类令人沮丧的任务，但当我们编队飞抵计划中的目标时，便能把炸弹从他们头顶上投下。”

“枪骑兵作战”一直持续到1968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在此期间，F-111在越南南部的作战区域受到限制，而且任务数量也比计划的要少，但仍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这样的成功丝毫无助于扭转公众舆论的负面反应，中队于11月22日返回内利斯空军基地。”

直到1972年，两个中队的F―111A才重返达里克基地，参加了“后卫”攻势。1972年9月2日至1973年3月，48架F―111A共计执行4000多架次战斗任务，在战斗中损失6架飞机，其他原因损失2架。这样的佳绩使F-111无可争议地成为越战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作战飞机，充分证明了参加“枪骑兵作战”的机组人员对该机充满信心绝非盲目乐观。

　　北京动物园位于北京西郊，是中国最大的动物园。明代为皇家庄园，清初改为皇亲、勋臣傅恒三子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俗称三贝子花园。东部叫乐善园，西部叫可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可园和乐善园合并，收集了一些动物，称万牲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全面整修扩充，辟为西郊公园。1955年改今名。全园占地面积50公顷，建筑面积约5 万平方米，动物活动场地6万平方米。各种动物都有专门的馆舍，如犀牛馆、河马馆、狮虎山、熊山、猴山、鹿苑、象房、羚羊馆、长颈鹿馆 、熊猫馆、海兽馆 、猩猩馆、两栖爬虫馆、鸣禽馆、小动物园等。在此安家落户的有中国特产的珍贵动物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白唇鹿、麋鹿（四不像）、矮种马、丹顶鹤，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动物如非洲的黑猩猩、澳洲的袋鼠、美洲豹、墨西哥海牛、无毛狗、欧洲野牛、狮虎兽（即父为狮、母为虎的杂交后代）等，共有动物570多种，7000 余只。两栖爬虫馆分上下两层楼，内有大小展箱90个，展出世界各地的爬行动物100 多种，其中有一种世界上最大的鳄鱼——湾鳄。馆中部建立的跨两层楼的大蟒厅内展出了巨大的网蟒。北京动物园还成功地进行过动物的产卵育雏、传种接代工作。园内有小溪湖沼、假山曲径、绿林繁花以及儿童游乐园、动物活动场。园内还配有餐厅、商亭等服务设施。

　　历史沿革

　　〖清末建园〗

　　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原乐善园、继园（又称“三贝子花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由清农工商部领衔建立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占地面积约71公顷，对各类农作物分为五大宗进行实验，即谷麦实验、蚕桑实验、蔬菜实验、果木实验和花卉实验。农事实验场附设的动物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公共动物园，1908年首次售票开放。

　　北京动物园最初的展品是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自德国购回的部分动物及全国各地抚督送献清朝政府的动物，约数十种百余只。农时试验场位于西直门外，交通便捷，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动物、植物科学普及为一体的，带有公园性质的农事试验场，因此，从开业以来，人气极旺。

　　〖民国时期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台，农事试验场几易其名，从“中央农事试验场”到“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再到“实业总署园艺试验场”直至“北平市园艺试验场”。

　　由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农事试验场大部分动物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夭折，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头亚洲象饿死，园中猛兽如狮、虎、豹等在抗日战争末期的1943年以防空的理由被日军下令毒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农事试验场被日军占据作为守备仓库，国民政府接收后又被作为防空部队作为临时营房长期占用，1946年重新开放时仅有猴十只、鹅、兔子、鸽子两只、火鸡、鸵鸟、孔雀、鹰、葵花鹦鹉、白鹦鹉、桃红鹦鹉各一只。1949年北京解放时园内只剩下13只猕猴和一只鸸鹋。

　　农事试验场曾经采取种种措施吸引游客，其中尤以“巨人售票”最为引人瞩目，当时的农时试验场管理部门专门招募了两名身高在220厘米以上的巨人担任检票工作。

　　〖解放初期的西郊公园〗

　　1949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当时名为“北平市农林实验所”的北京动物园后，将其更名为“北平市农林实验场”。考虑到农时试验场的条件已经不适应进行农桑实验，经过整修、改造和绿化，于同年9月1日定名为“西郊公园”。

　　1950年3月1日，西郊公园正式开放。为准备开放西郊公园，西郊公园管理处将园内的围墙、牡丹亭、豳风堂、动物园兽舍等加以修缮。并整修了鸟笼、鹿棚、猴山和甬路，增添一些小型动物，购入了黄雀、交嘴雀、金翅、太平鸟、燕雀、火鸡、鹰、灰鹤、大雁等鸟类及鹿、狼、鼠、豹等兽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还将赠送的亚洲象、猞猁、长臂猿、黑熊、大耳羊、麋鹿、印度犀牛等珍贵动物转送给西郊公园饲养展出。此外，西郊公园管理处还从国外采购和交换动物，这些工作扩充了西郊公园的动物种类极数量。

　　〖北京动物园的发展〗

　　1955年4月1日，西郊公园正式改名为“北京动物园”，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郭沫若题写园名，文革期间，由于郭沫若受到冲击，由他题写的园名匾额被摘除，从毛泽东诗词书法《沁园春·雪》中选择“北京动物园”五个字，拼凑成了现在使用的园名牌匾。动物园的西洋式门楼上方雕花龙纹也被砸掉，

　　在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北京动物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先后兴建了象房、狮虎山、猕猴馆、猩猩馆、海兽馆、两栖爬行动物馆等场馆，其中狮虎山、猩猩馆、两栖爬行馆等场馆使用至今，并成为北京动物园的标志建筑。

　　北京动物园曾先后饲养展出过毛冠鹿、秘鲁企鹅、西里伯斯水牛、华南虎、北美麝牛、亚洲象（米杜拉）、日本鬣羚、智利火烈鸟、美洲河狸、白犀、鼷鹿、暹罗鳄、中美貘、加勒比海牛、白唇鹿、阿拉伯狒狒、山魈、黑犀、象龟、绿狒、大羚羊、土豚等各国***赠送中国的礼品动物，以及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征集采购和交换来的珍稀动物。

　　除了接受和饲养外交礼品动物，北京动物园还向国外提供了很多中国特有的珍贵动物，作为国际交流的礼品赠送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0年代打开外交局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动物园迅速发展，兴建了非洲象馆、雉鸡苑、中型猛兽馆、鹿苑、豺狐兽舍、袋鼠兽舍、箭猪豚鼠兽舍、鹤类繁殖岛、火烈鸟馆、朱鹮馆、夜行动物馆、热带鱼馆、热带小型猴类馆、大猩猩馆、大熊猫馆、金丝猴馆、黑颈鹤繁殖兽舍、狼山兽舍、长颈鹿馆扩建兽舍、大熊猫繁殖兽舍、小熊猫繁殖兽舍、鹤类繁殖兽舍、大熊猫馆等新兽舍场馆，其中为1990年亚运会配套工程的新大熊猫馆还获评当年度的北京新十大建筑，成为北京动物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这个阶段，北京动物园的动物繁育饲养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大熊猫、朱鹮等珍稀动物的人工繁育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1990年代，北京动物园向北扩建，同时将西部及南部的土地作为商业用地高价转让。这一时期修建了新象馆、犀牛河马馆、北京海洋馆、科普馆、鸟馆、非洲动物放养区等新馆舍，同时采取较科学的动物喂养方法，拟造其原生环境，并将部分动物散养或混养。

1955年4月1日，西郊公园正式改名为“北京动物园”。

在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北京动物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先后兴建了象房、狮虎山、猕猴馆、猩猩馆、海兽馆、两栖爬行动物馆等场馆，其中狮虎山、猩猩馆、两栖爬行馆等场馆使用至今，并成为北京动物园的标志建筑。1958年9月，经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准，按照动物园的发展规划，征用长河北土地21公顷。

北京动物园曾先后饲养展出过毛冠鹿、秘鲁企鹅、西里伯斯水牛、华南虎、北美麝牛、亚洲象、日本鬣羚、智利火烈鸟、美洲河狸、白犀、鼷鹿、暹罗鳄、中美貘、加勒比海牛、白唇鹿、阿拉伯狒狒、山魈、黑犀、象龟、绿狒、大羚羊、土豚等各国***赠送中国的礼品动物，以及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征集采购和交换来的珍稀动物。

1960年，成立由在京各有关单位专家组成的北京动物园科学技术委员会。共计67人，其中本园有21人。由于重视科学饲养动物，加强管理，重视对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使不少珍稀野生动物很快适应人工饲养环境，并达到繁殖。50年代繁殖的珍稀动物有东北虎、紫貂、金猫、绿孔雀、非洲狮、水獭、河马、鸸鹋、斑马、白马鸡等。在科普宣传工作中，除利用动物说明牌、宣传橱窗普及野生动物知识外，还编印《东北虎》、《水禽》两本小丛书，绘制导游图和游览图等。

60年代初，与国际、国内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交换仍较为频繁。野骆驼、毛冠鹿、猩猩、褐马鸡、秘鲁企鹅、西里伯斯水牛等均为这时期得到的珍稀动物，并在国内首次展出。科研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国宝”大熊猫于1955年在园内首展，并于1963年本交繁殖成功。华南虎、金丝猴、白唇鹿、小熊猫、白熊、阿拉伯狒狒、黑犀牛等珍贵动物也达到繁殖。

60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园内的基本建设也受到影响。动物馆舍在整个60年代仅建一处，即1960年动工，1964年竣工的海狮馆，投资75万元，建筑面积150平方米，运动场面积900平方米。用旧房改建一处鸟舍。1965年，建首都体育馆时，占去园西部土地约4公顷。1966年因筹建首都体育馆，占用在园外的饲养场，经北京市规划局及有关单位批准，在十三陵地区征地23公顷筹建饲养场。

狗和狼是同一个祖先，同一个物种， 都属于犬科。

犬科（学名：Canidae）：犬科动物全球共有13属36种。包括狗、狼、豺、狐狸等。

体型中等、匀称，四肢修长，趾行性，利于快速奔跑。头腭尖形，颜面部长，鼻端突出，耳尖且直立，嗅觉灵敏，听觉发达。犬齿及裂齿发达；上臼齿具明显齿尖，下臼齿内侧具一小齿尖及后跟尖；臼齿齿冠直径大于外侧门齿高度；齿式为。

毛粗而长，一般不具花纹。前足4-5趾，后足一般4趾 ；爪粗而钝，不能伸缩或略能伸缩。尾多毛，一般较发达。身体构造已演化成特别适合狩猎生活的形态。

善于快速及长距离奔跑，多喜群居，常追逐猎食。大部分食肉，以食草动物及啮齿动物等为食；有些食腐肉、植物或杂食。狗（家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最早由灰狼、胡狼、豺等驯化而来（多起源），现已有200余个品种。赤狐、北极狐、貉等是珍贵毛皮兽。

犬科是食肉目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科，除了少数岛屿、南极洲外，几乎遍及陆生食肉类的全部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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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科分布范围

犬科是食肉目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科，除了少数岛屿、南极洲外，几乎遍及陆生食肉类的全部分布范围，澳洲野狗是唯一在白人之前到达澳洲的陆生食肉目成员。

繁殖方式

取决于物种，在怀孕期51-80天后，犬窝通常约有4-6只出生的幼仔。 食肉动物中的北极狐每窝产仔数最多，平均约11只，有时达20只以上。 

北极狐在地下窝穴，空心圆木或树木，隐藏的清洁区域，巨石之间或岩石裂缝中分娩。非洲野犬常常在被遗弃的土豚洞穴中分娩。犬属动物在冬末繁殖，而幼仔出生于春季中后期。它们的眼睛通常在2周左右睁开，每兽养护幼仔4-6周。

较小的犬科物种可以在只有一岁时开始繁殖，但是体型较大的物种，如狼，直到两三岁才达到性成熟。

下级分类

犬科分为3个亚科：犬亚科、薮犬亚科和狐亚科。共有13属、36种。

参考资料：

犬科

你是问食蚁兽的数量比土豚多240只吗？不是，土豚更多。

食蚁兽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捉和自然因素，濒临灭绝，目前野外现存4-5千只。土豚的具体数量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可以查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土豚没有被偷猎分子看中，生活状况还算乐观，所以其数量多余食蚁兽。

土豚又叫非洲食蚁兽，是一种身强力壮的动物。“土豚”在非洲语中意思是“土猪”。土豚是食虫动物，靠吃蚂蚁和白蚁为生，一顿饭可以吃掉5万只蚂蚁。土豚看起来像是多种动物的奇妙组合，它有一个像猪一样有弹性的鼻子，一个兔子的耳朵，一条食蚁兽又长又粘的舌头，还有一条像负鼠一样裸露的尾巴，但实际上跟它们并无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