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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5年8月8日，德国奔驰公司和北京汽车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成立北京奔驰汽车公司。合同签好以后，双方人员一同游览北京故宫。当时慈禧的一辆“坐骑”正在故宫展出，德国奔驰公司的总裁发现这辆老爷车后惊喜不已，声称这是奔驰公司生产的第二代产品，提出
2005年8月8日，德国奔驰公司和北京汽车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成立北京奔驰汽车公司。合同签好以后，双方人员一同游览北京故宫。
当时慈禧的一辆“坐骑”正在故宫展出，德国奔驰公司的总裁发现这辆老爷车后惊喜不已，声称这是奔驰公司生产的第二代产品，提出用十辆精品奔驰汽车换回这辆老爷车。
这事惊动了上级领导，经过一番研究，中方断然拒绝了奔驰公司总裁提出的要求，这到底为什么呢？
首先中方人员指出，慈禧的老爷车并不是奔驰公司生产的。中方人员指着慈禧的“老爷车”标牌上的字母让奔驰公司总裁看，只见上面刻着“DURYEA”，翻译过来就是“杜里埃”。
“杜里埃”是个人名，号称美国汽车之父，而慈禧的这辆老爷车，是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讨慈禧的欢心，用一万白银从美国进口的洋车，在慈禧66大寿时当做寿礼送给了慈禧。
当然这辆汽车命名为“杜里埃”，其实并不是他本人制造的。据说是美国马萨杜塞州的查理森利和法兰克兄弟俩设计的并纯手工制造的。
还说袁世凯是通过熟人从兄弟俩处购买的。讲真它是我国第一辆进口汽车。
慈禧的这辆老爷车虽然是木质车厢，但在当时来说是罕有的奢侈品，要知道慈禧对物质追求很高，比如她的洗澡盆是镀金的，她的收藏品是价值连城的。
亲们脑补一下她的翡翠西瓜和夜明珠，不是独一无二她还不稀罕呢！
现在看这个老爷车是有点寒酸，“枣木轴、柳木代”。发动机安置在乘客座席下面，前排是驾驶员，后排只能坐两名乘客，最高时速每小时19公里，这和现代豪华的奔驰汽车没法比。此一时彼一时，其实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慈禧对袁世凯送的这份寿礼相当满意，我们都知道慈禧喜欢四处游览。有了这个代步工具，她迫不及待的要出去观光旅游。
但是当时国内谁也没见过这个洋玩意儿，更别提有人会驾驶了。玩不转等于一堆废铁，袁世凯急忙从德国招了一位驾驶员。
慈禧高兴的坐到了汽车后面，旁边坐着李连英。当德国司机坐到前面座位时，慈禧不高兴了。李连英善于察言观色，马上呵斥司机到后边去。
德国司机蒙圈了，后面没有方向盘。
此时袁世凯急忙向慈禧进行解释，慈禧终于明白了。
最后她对袁世凯说，“以后再买汽车要买方向盘安在后面的，记住啊！”袁世凯唯唯诺诺答应着。
德国司机发动汽车，汽车一溜烟儿跑了起来。慈禧喜不自胜，高兴的说，“跑这么快得吃多少草料啊？”德国司机心中暗笑“这老娘们，真是土老帽。”
清朝时期的王爷如果能够守本分，老老实实做人，一般下场都不错，永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乾隆一共十七个儿子，永璘就是年龄最小的那个，生下永璘的时候，乾隆已经五十六岁，是土埋半截的人了。
在大多数朝代，一般最小的儿子在竞争皇储的时候不是出身较低，就是年龄太小，十分吃亏，但是永璘比较幸运的是，其母亲令妃身份不低，备受乾隆宠爱，而由于乾隆活的岁数比较大，他出生的晚，在乾隆去世的时候，他三十三岁，正是人生壮年。
因此，就有大臣向永璘建议，可以放手一搏，夺一下皇位，奈何这永璘却说了一句“皇位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得到和珅的府邸。”
这哪像一个正常皇子说的话，不想当皇帝的皇子，不是好皇子啊！永璘会这样没出息，都是乾隆给惯的，老来得子，自然得宠着来，而在不久之后，令妃去世，乾隆就将永璘交给其他的妃子抚养。
清廷虽然对皇子管教很严格，但却对大多数幼子管理比较差，尤其是乾隆这样惯孩子，妃子也不敢管教，所以就养成了不求上进，天天出入烟花柳巷，染上听取唱戏的毛病，跟当时的八旗纨绔子弟没什么两样。
在乾隆最后选择皇储的时候，几乎毫不犹豫的就将永璘排除在外，后来永璘也说过，就是皇位像冰雹一样掉下来，也砸不到我的头上，也表示自己对皇位没什么想法。
正因为如此，乾隆反而觉得有点亏欠永璘，尽量在其他方面给永璘以补偿，在赏赐上，都比其他皇子要多一点。
永璘的这种做法，让同父同母的嘉庆十分欢喜，因此，对这个弟弟十分照顾，本来永璘的爵位只是贝勒，等到嘉庆亲政后就直接封王了。
嘉庆对永璘最宠溺的一件事就是，在查抄了和珅的府邸后，就将这座府邸转让给了永璘，也算是满足了他一个小小的愿望。
在嘉庆一朝，永璘始终躲在这豪宅中优哉游哉的生活着，逍遥自在，虽然因为自己的问题犯了一些错误，嘉庆也总能原谅他，谁叫你不争气呢！
然而在放肆玩耍了二十多年后，到嘉庆25年，永璘还是身体不行，当时嘉庆为了表现自己对弟弟的疼爱，将永璘的爵位从郡王上升为亲王，以便让永璘的儿子继续成为郡王，这种殊荣在整个清朝时期都不多见。
这样一个不争气的王爷最终还能善终，也体现了清朝专制体制下的一些特点，有能力的疯狂争一下，没有能力的干脆退一步海阔天空，除了嘉庆的弟弟永璘这样没出息，乾隆也有一个弟弟弘昼也是这样，结果这俩人当真都是快活王爷，舒服了一辈子。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疯了”。在西方，能“与上帝争论”的人不多。许多人信仰上帝，却成为口是心非
的伪君子。于是，尼采要起来革命，推翻虚有其表的上帝，让人类得以解脱，正视生命的价值。
“真正的哲学家，是死后才出生的。”尼采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
尼采的家庭背景相当特殊：长辈三代皆为德国新教路德派的牧师，他由于父亲早逝，从小生活在全部是女性的家庭中。他原来攻读神学，后来失去信仰，改念语言学，希腊文极佳。25岁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就应聘为瑞士一所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但10年之后就辞职，再过10年就精神失常，逝世时不过45岁而已。
尼采认为，每一生物都会设法扩张自己的活动及影响范围。即使弱者屈服于强者，也是为了成为更弱者的主人。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疯了”。在西方，能“与上帝争论”的人不多。所谓“上帝死了”，是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西方世界的价值（尤其是道德）原本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譬如，你问一个人为何要有道德, 则答案是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与无所不能，为恶必受惩罚。但是，许多人信仰上帝之后，言行表现依然故我，成为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像他们这样的信徒不是谋杀了上帝吗？不是证明了上帝是个易受利用的工具吗？
于是，尼采要起来革命，推翻那老朽不堪、虚有其表的上帝，让人类得以解脱，重新正视生命的价值。他要对人的生命及其一切潜能说“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叔本华的“求生存的意志”给尼采很大的启发。尼采认为，与其说“求生存”，不如说“求权力”（或“求力量”），因为有的生物会冒着生命危险而采取行动，目的是求其个体力量的最大扩张。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在表现“求力量的意志”，即使弱者屈服于强者，也是为了成为更弱者的主人。
就一个人而言，征服自己是更大的挑战。他说：“无法服从自我的人，将会被别人领导。”因此，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向别人寻求自己行动的理由。能符合这种标准的人想必很少，尼采认为凯撒、歌德、拿破仑算是比较接近的。真正理想的，则是“超人”。
尼采心目中的超人，原义是“走过去的人”（uebermensch），翻成英文是“overman”，而不是“superman”，超人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要努力胜过自己。由于上帝已死，留下来的空虚感就只有用“我成为超人”来弥补了。那么，如何可以成为超人？答案是把身体与心智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尼采认为，拿破仑加上歌德，大概就接近这个要求了。但是，在真实的人间，他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还须参考他的“精神三变”之说。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用一页篇幅介绍精神的三种变化，就是：骆驼、狮子与婴儿。一个人是骆驼，就是他听别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这表示处于被动接受命令的阶段。其次，一个人是狮子，就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如何！”这显示他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能够决定自己的作为，可以开创自己的世界了。然后，到了婴儿阶段，他只说简单的一句话：“我是。”这是用现在式的肯定，表示当下这一切都很好，是新生命的开始与进展。精神抵达这个阶段，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
尼采的比喻十分深刻。无论东方或者西方，许多圣哲都肯定小孩子的纯洁与潜力是人类应该珍惜的典范。但是，真正可贵的不是小孩子的天真状态，而是经过人生历练之后依然充满信心与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不但没有发疯或叛逆，却说出了永恒的真理。
然而，尼采并不认为世间有所谓永恒的真理。他对后现代社会的贡献之一，即是他的知识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诠释的历程，表现了意志的支配欲望。知识的目的不是要知道，而是要支配。知识是力量（或有权力者）的工具。
最后，焦点转回到人的身上。尼采认为：人是“悬挂在深渊之上的绳索”，是介于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条绳索。“人是必须被凌驾的物种，人只是过渡的桥梁，而非目的。”那么，世间芸芸众生从古至今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尼采说出掷地有声的答案：“超人是世界的意义。”意思是：若要理解大地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就必须等待超人来临。等到超人出现时，万物的意义才会豁然开朗
1901年：中国首辆汽车被划入马车行列
1901年冬天，旅居上海的匈牙利人李恩时从香港运来了两辆“奥兹莫比尔”牌汽车，汽车在诞生16年之后，终于驶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李恩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令他成为了中国汽车历史的开端。
李恩时的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捏喇叭，两辆车还特意加装了车顶，外表与马车十分相似。当他把汽车开到上海大街上时，立刻引来众多市民围观。一时间，这种会发出巨大轰鸣，跑得比马车还快的机器“马车”震动了上海滩。
由于尚无先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特地开会研究如何向李恩时的汽车颁发牌照，最后决定给予临时牌照，暂列入马车类，每月征税2元。从此之后，汽车开始逐渐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但过了很久，人们仍把它视为一个稀罕物，甚至到了1926年，成都一家公司在为几辆汽车试车时，围观者还惊叹不已，说这个东西开动起来是“洋房子走路，铁轿子打屁”。
袁世凯讨好慈禧送汽车，太监司机跪着没法开
拥有第一辆汽车的中国人，有史可查的是慈禧太后。1902年11月，慈禧太后迎来了六十大寿。为了讨好慈禧，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花了1万两白银，从香港购进了一辆美国产小汽车作为寿礼送给了慈禧。尽管与现在的汽车相比，这辆汽车显得十分简陋。但在当时，这辆拥有双排座、黑色皮革内饰的汽车，可以算得上是最豪华的汽车了。
慈禧一生生活奢侈，汽车这种洋玩意倒是头一次见，于是便兴致勃勃地乘坐汽车去颐和园，随从们则抬着大轿在后边跟着。然而，汽车刚刚开出宫，慈禧突然发现担任司机的太监孙富龄不仅与自己一样平起平坐，而且坐在自己前面。慈禧顿时大怒，喝令孙富龄跪着开车。被吓破胆的孙富龄只好跪下开车，可是由于跪姿无法用脚操作，他的手又要顾及方向盘，又要代替脚来踩油门，点刹车，驾驶实在困难，汽车便左摇右摆起来，差点酿成中国第一起汽车车祸。这下可吓坏了慈禧，随从们更是怕得要死，纷纷下跪乞求慈禧下车。慈禧于是换了大轿，也对汽车这个新鲜玩意失去了兴趣，将这辆车丢弃在颐和园。得知此事弄巧成拙，袁世凯后悔不已。
清政府协办跨洲汽车拉力赛，民工、马车跟着赛车跑
虽然中国引进汽车较晚，但在汽车运动方面却走在了世界前列。早在1907年，在全国还没有几辆汽车的时候，中国就协办了跨大洲汽车拉力赛。1907年3月，法国《晨报》提出要举办一次“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这个惊人的创意得到各国赛车手们的热烈响应，短短几天就有25名车手报名参赛，其中有意大利的贵族博盖塞亲王，也有法国马戏团的工人戈达德。为了参赛，他们各显神通，财力雄厚的博盖塞定制了一辆特别用于汽车比赛的赛车，戈达德则拉到了汽车制造商世爵以及轮胎制造公司米其林的赞助，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路途远花销大，最终只有5名选手5辆汽车从遥远的欧洲来到本次拉力赛的起点——北京参赛。
由于对法国人举办此项赛事存有疑虑，清政府一开始坚决反对，试图用拒绝给车手发护照的方法阻止这次比赛。但在法国等国驻华使节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最终还是改了主意，成为了赛事的协办方。获得清政府批准后，车手们在北京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车手都雇用了大量民工，租用了不少牲畜和马车装载油料，跟在汽车后面进行补给。为了顺利驶过艰险路段，车手们还带了大量绳索以备民工们帮忙拉车。
1907年6月10日早上8点，随着一位美丽的法国贵妇手中旗帜猛然落下，5辆车轰鸣着从北京使馆区出发，开始了万里征程。在路边的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一边嚎叫一边能自己跑动的铁壳车上坐着一个洋人，后面跟着大量工人、马车拉着油桶、工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
由于沿途基本都是土路，路况十分糟糕，赛车无法开得很快，发动机也总是过热，车手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找水。在路上，马掌上掉下的铁钉还经常扎破他们的轮胎，为了正常比赛，博盖塞甚至使用了一个中国工匠制作的木制车轮参赛。过了张家口，赛车手们很快就进入蒙古大草原，有人给他们指点迷津，说只要顺着电线杆开进，就可以顺利通过，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迷了路。好容易到了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车手们又被清朝驻当地总督拦了下来。原来，总督看上了汽车这种新奇玩意，非要博盖塞开车带着他去兜风过瘾后才放行。此后一个多月里，车手们历经艰难终于横贯欧亚两大洲，于8月10日到达了巴黎。最终，博盖塞获得冠军，戈达德屈居亚军。
张学良资助首辆国产车，引发国内造车潮
随着汽车在中国逐渐增多，很多军政要员、商界名人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张学良就是其中著名的汽车“发烧友”，他曾拥有英国劳斯莱斯公司生产的顶级豪华轿车“鬼怪”等多部名车。据说西安事变后，被拘禁于南京的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赵四**过来陪他，另一个就是把他的高级小汽车运过来。
张学良不但是汽车收藏家，还是勇于实践的实干家。从1929年开始，一直梦想造国产汽车的张学良，资助东北军的兵工厂从美国购进“瑞雪”牌汽车一辆，作为样车试制国产汽车。到1931年5月，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终于试制成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75型18吨载重汽车。在全车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国产化”率高达70% “民生牌”汽车研制成功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9月，在上海市展览会上，一辆棕色“民生牌”汽车作为中国民族产业的骄傲，特地摆放在展厅中央。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张群、实业部长孔祥熙等亲自到场祝贺，张学良和他的国产汽车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受此刺激，阎锡山、杨虎城、何应钦等人也开始支持手下造汽车，在中国掀起了一个造车的热潮。其中，在杨虎城的资助下，发明家汤仲明制成了木炭汽车，这种车后来在汽油匮乏的抗战时期风靡大后方，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2年：1902年的中国
李上网来
如果我们能够登上时空列车，如果我们能够穿过光阴的隧道，如果我们能重1902年的中国，如果我们能够腐地观察，冷静地反思，我们也许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看似平静，实则蕴藏着重大玄机的一年，是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各自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年，是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相当影响的一年。
（一）北京
曾经是三千年的古城，曾经是六百年的帝都，曾经有多少辉煌的往事，有多少精彩的传奇，但如今她已经是不堪重负了。两次西方列强的洗持，不仅让她大伤元气，更让她丧失了作为首都应有的权威。
1月8日，慈禧太后和光绪返回了阔别一年多的紫禁城，老佛爷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但丢掉了昔日的威信。当初她听信满洲贵族的一面之词，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违反国际公理向列强宣战，荒唐地攻打各国使馆，结果是列强占领帝国首都，她老人家狼狈逃跑三千里，全中国老百姓跟着倒霉。“东南互保”的成功，与她的可笑战争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重振昔日的权威，既安抚诸侯，又讨好洋人，我们的老佛爷在镇压了维新运动，杀害戊戌六君子后不到两年，就把自己重新定位在了改革家的身份，她要成为戊戌变法的遗产继承人。
虽然我们痛恨老佛爷，认为她是一个双手粘满鲜血的郐子手，但客观地看，老佛爷这个人的确称得上一个有手腕的政治家，她领导的清末新政，已经比当年的戊戌变法走得更远。我们可以痛恨老佛爷这个人，但不能否认她的改革，不能说好搞的改革就不叫改革。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一）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
在以后的十年里，国内的民族资本有了相当的壮大，出现了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些人很多都投身于立宪党，要求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支持革命党，想成为开国元勋
（二） 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校，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
老佛爷希望新式教育能为大清培养出更多的工具，结果是留学生成了反清的主力，辛亥革命的领袖，大部分是留日学生出身。而很多选编知识分子，在失去了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性后，也造了大清的反，给革命党当文秘去了。
（三） 改革军队，建立新军，裁撤传统的绿营，旗兵。
改革军队本想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结果产生了两个恶果：一是为革命党培养了人才，武昌起义就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另一个是袁世凯的坐大，他在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把北洋新军培训成只认他不认大清的家族军队，在辛亥革命时，他以武力为后盾，压制南北两方
的势力，当上了大总统，甚至要当皇帝。
（四） 改革官制，实行预备立宪。
在各方面矛盾已经很深的情况下，改革官制无疑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由于原来支持朝庭的立宪人士对清政府立宪的期望值过高，以皇族为主的内阁让他们大为失望，很多人投靠了革命党，或者宣布独立。
在面对亡国亡种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的心态很难作到客观理智，“毕其役于一功”是他们的理想。但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没有扎实的工作，没有几代人的努力，仅仅靠一个好皇帝的开明，或者一次革命的成功，并不能带来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字。4月8日，中俄双方达成了撤军方案，规定俄军分三期全部撤完，每期六个月。但俄国并不愿意真正撤军，使得日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引发了1904年震惊世界的战争。
（二）东京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1月30日，日本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并进一步暴露出吞并中国的野心。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本年是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本年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这一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从首期开始连载其重要作品《新民说》，梁启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后来成了革命的主力军。
梁启超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中看出了轻言革命的危险，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他说：“ 新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新也，新民之义有二：一是淬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反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同年，他的《新历史》，《新小说》等作品，对后世的学者影响极大。
和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相比，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让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这一年孙中山在日本和美国间活动，联络各种力量，力图东山再起，1900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人员减少，经费困难，在与保皇会的对抗中明显处于下风。
4月26日，章太炎在东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借机鼓吹种族革命，孙中山则应邀出任大会主席。革命领袖和革命教父的联手，为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参会的很多人，也成为了同盟会骨干。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重庆青年邹容，他本年来到东京，阅读了大量西文著作，基本上完成了《革命军》的第一稿。后来由于邹本人性格张狂，剪掉了学监的辫子，被赶回了中国。第二年，他在上海出版了这本二万字的小策子，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革命军》成了反清革命的《人权宣言》。
（三）上海
干净宽阔的街道，穿行不息的人流，精致的花园洋房，迷人的外滩，机器轰鸣的工厂，一片繁忙的码头。。。。。这不是伦敦，不是巴黎，而是一座中国的城市，一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一座西方人最熟悉，最喜欢中国的城市。这就是上海，中国通过她认识世界，世界通过她认识中国。
北京与上海，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两座城市，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首府；一个居住着中国最多的官员，一个生活着中国最多的富商；一个用政治权威向全国发号施令，一个用经济手段使全国俯首称臣；一个是“城”，是封闭的，保守的，内向的，一个是“市”，是开放的，进取的，外向的，一个抱着残缺的中华文明不放手，一个却已习惯了西方的思维。这也意味着一个是中国走向繁荣的阻力，另一个则是把中国带入富强的先锋。
1843年，上海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租界，这里是最大的外商投资中心；自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起，这里又是洋务运动的中心；随着“同光新政”的发展，这里又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天堂。经济的进步，西方文明的影响，使上海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传播中心，中国新式报业的中心，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
本年2月，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联合对抗外国资本，上海的商人联合组成了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从此后，商会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对于推动上海的地方自治与顺利光复产生了深远影响。
4月，蔡元培，王慕陶等人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其宗旨是教育青年，开发民智。中教会对于推动上海新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本身也有革命团体的性质，促进了1904年光复会的成立。11月16日，南洋公学发生了二百学生集体退学的风潮。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学生们转到了新成立的爱国学社继续学习，并发起了拒俄，排满运动，很多学生后来成了革命党，走向了公开反对朝庭的道路。
在1911年的革命中，如果不是上海有这么好的环境，那么夺取上海将是极其困难，而如果不是及时占领了上海这个中国的工业中心，在武昌被袁世凯包围，陷入困境时，革命党将丧失谈判的本钱，重演太平天国的旧路也未可知。
（四）武汉
“两江三镇，九省通衢”说的是武汉的独特地理位置；“唯楚有材，于斯为盛” 说的是武汉的地杰人灵，人才辈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的是武汉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毫不掩饰的霸气。
这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和贸易中心，也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之一。汉口的租界和教堂给这个商业传统的大都市带来了新鲜的海风，
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六十五岁了，他出身清流，公正廉洁，象一个勤劳朴实的木匠，兢兢业业地修补大清帝国这条破船。在他和一帮精英的努力下，武汉新政有声有色，给好大喜功的张大人带来了极高的知名度和极大的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