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最终成为汉奸竟是因为怕老婆
导读： 周作人最终成为汉奸竟是因为怕老婆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最终成为汉奸竟是因为怕老婆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

周作人最终成为汉奸竟是因为怕老婆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最终成为汉奸竟是因为怕老婆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想而知，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历史人物 ）而是中国 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

　因此，独自住着八道湾高敞的三进的大房子，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弃这样优越的生活去逃难？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日本的军队，她就更没有必要逃难了。据香港凤凰卫视6集专题片《周氏三兄弟》（阿忆撰稿）讲：“一有风吹草动，太太（羽太信子）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

　2、性格软弱的周作人一味牵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是奈何不了她的。

　羽太信子不肯南迁，周作人为什么不坚持要南迁呢？因为性格软弱的周作人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牵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批评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太夫人（周作人的母亲）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亲和邻居俞芳的谈话说：“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

　鲁迅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周作人为了牵就羽太信子，曾经牺牲和兄长鲁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联系到周作人也可以为了牵就羽太信子而牺牲自己的民族气节。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里有一段叙述也可作为周作人是因为被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迁的证明。“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为药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3、为了满足羽太信子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迫使周作人为了经济目的放弃民族尊严而沦落为遭人唾骂的汉奸。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敌前的一段时间里的日记中的一些记载：

　10月6日：“金城银行通知，昆明9月14日汇300元。还煤店欠帐”。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店欠帐”。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也”。

　不仅在煤店、米店欠帐，连女儿处也负了债，这都说明生活的困窘。日记中同时又有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显然经济紧张的一个原因是不善安排。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士》）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坛大师周作人就这样为了“家小”和“啖饭之道”，以至于沦落为汉奸文人。可悲可叹。

1943年9月11日，汪伪政府特工组织“76号”的实际掌权人李士群在一番挣扎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临终前，他垂头丧气地对身边人说：“我死倒没什么，可我干了一辈子的特务，竟然还是被日本人给算计了……”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暗杀他的行动中，戴笠才是始作俑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李士群接到命令潜伏南京。但他并没有遵守中统命令，而是携带资料投靠了日本人，并劝说丁默邨一起投靠日本，组建了直属于日本特高课的“76号”，大肆杀害抗日爱国人士。

戴笠早就想杀了李士群。虽说李士群是“76号”二把手，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他针对军统在上海组织的锄奸活动多次采取行动，打乱了戴笠的部署，并对军统特务进行大规模逮捕、暗杀，使得戴笠早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当年，戴笠为了震慑伪政府工作人员，派人将炸弹送往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炸死了不少人。李士群得知后，称有“76号”做后盾，大家无须担心。为了对戴笠还以颜色，派人将炸弹送往国民党中央银行在上海的机构。

一次不行，戴笠又派人在大华医院杀了上海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李士群自然不能服软，派人杀了上海银行隐藏的财政收入大户，并抢走了大疆钞票，还将银行内50多名无辜员工杀害。

此时的上海是汪伪的天下，戴笠在地利上输了一筹，经过多次交战，军统损失惨重，许多军统特工不是被捕，就是被杀。后来，李士群一举捣毁军统在上海的整个组织，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戴笠虽然心中恼怒，可又没什么好办法，自此，戴笠和李士群的梁子结下了，双方都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戴笠欲多次杀掉李士群，都没有成功。直到周佛海投靠军统后，杀掉李士群的机会来了。周佛海在戴笠的指示下，开始着手除掉李士群的工作。

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命令后，进行了再三思考，决定借助日本人的手干掉李士群。

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调回日本，新来的柴山兼四郎对李士群早就心存不满。周佛海觉得时机已到，就找到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通李士群的坏话，冈村本是莽夫，积极就同意了周佛海的请求，帮忙除掉李士群。

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刚忙完一天的李士群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侵华日军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邀请李士群到自己家里做客。李士群平常杀人如麻，仇家太多，他时时心存戒备，心里不想去，可日本人邀请，他不好推辞。

到了后简单寒暄后宴席正式开始，当晚菜肴丰盛异常，主宾聊天吃饭，气氛相当热烈。宴席最后，吃到最后冈村让自己夫人端上一碟牛肉饼放到李士群面前，李士群见只有一碟牛肉饼便借故推脱不敢下筷子。冈村随后让人又端上3碟牛肉饼，说日本“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分成1、3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李士群听后才放下心来，又见其他人都吃了牛肉饼，自己再不吃也太不给冈村面子，就吃了一些。

参加完宴会2天后，李士群突然高烧不止，上吐下泻。李士群连忙命人将自己送往医院治疗，但此时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得扎不进针，医院的医生接到了日本人的警告，不敢给他治疗。当天傍晚，李士群死了，因为大量失水，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像个猴子。

经检查，日本人在牛肉饼里下的是名叫阿米巴菌，是用得过霍乱的老鼠培育出的一种病菌。人吃进这种病菌，36小时内没有任何症状，36小时之后，会出现类似霍乱上吐下泻的症状。不同的是，染上阿米巴菌的人死后，尸体会缩小。

李士群在汪伪系统里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死自然闹得满城风雨。

日本人为了掩人耳目，给了李士群家属两个选择，一个承认李士群老婆叶吉卿和人通奸，毒死李士群；另一个就是说李士群得急病而死。李士群家属迫于日本人*威，自然选择了后者。

就这样，这个曾经仗着日本人撑腰，在上海耀武扬威，无恶不作的大汉奸一命呜呼。这样的结局真是何其讽刺。李士群死后，76号虽然还在运作，但其能力大不如前。很快随着汪伪政权倒台也就烟消云散了。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位大家深以“惧内”而闻名，一个是周作人，他被老婆逼得与鲁迅兄弟失和，后来甚至做了汉奸。另一个就是胡适了，可怜的胡博士在悍妻的之下，不情愿地与这个小脚太太走完了一生。

胡适（～），安徽绩溪人。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年，胡适回到，任大学教授，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传奇般的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他早年得志，一生显赫，人生相当的顺达；他是中国主义的首倡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倡导的精神，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家。

胡适26岁时来到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尤其是这里包容中西、博采众长的文化，更让胡适为之心折。闲暇时，他总是出入于琉璃厂，购了大量的碑文拓片和古代器物，然后潜心进行研究，或者呼朋唤友，来广和居打牙祭。这一年多的时间，恐怕是胡博士入“围城”前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因为很快，一个外表柔弱的妻子就让这个名声显赫的学界领袖尝到了窝囊的滋味。

无情人成了眷属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而后，冬去春来14载，两人未曾见过面。年12月，胡适回故里完婚，无情人终成眷属。

二人的婚姻出于偶然。小时候，胡适随母亲到姑婆家看民间的社戏，适逢江母也来了。江母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聪敏伶俐，就有意招他为女婿。但胡母未曾答应。她考虑到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不合时俗。而且，江冬秀属虎，据民间说法，属虎的女人将是母老虎。但江母并不考虑这些，只一意招胡适为婿。江母托胡适的本家叔叔为媒。这位媒人说动了胡母，于是就合一下八字试试。不料，八字正相合，一来二去，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就定下来了，也未征得胡适的同意。那年胡适太小，等他到了明白“结婚”这两个字含义的年龄，已经是木已成舟了。

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所以胡适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对于中国新派的第一人物来说，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讽刺。胡适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育成人，慈母的影响在胡适一生中都不绝如缕，使他受益，更使他想冲破而无法冲破。所以，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

他们之间有爱情可言吗？

一次，胡适病了，不认识多少字的江冬秀写信问候他。胡适为此曾写了一首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这首诗几乎代表了胡适终生对江冬秀的感情，只是“欢喜”而已。

年冬，时任大学教授的胡适回故乡完婚。从他们结婚照上看来，江冬秀长相极为一般，但是眉宇之间却隐隐透出一股杀气。而胡适恐怕还没有尝过老婆的厉害，笑得和一朵花一样。

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就自个儿回了。直到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新婚感情有点甜

新婚燕尔，小夫妻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他们一起逛琉璃厂，出入于各大古董店；一起去前门大栅栏东西、看戏。空闲时，相约到便宜坊去打牙祭。前门和大栅栏都是著名的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前门位于的中轴线上，十分繁华。大栅栏东起前门，西至煤街，在人人皆知。至于便宜坊更是著名的老字了，它在菜口米胡同，这里的焖炉烤鸭全国驰名，与全聚德比起来，甚至更正宗一些。

每适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来过节日。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她都要做徽州菜，在这些节日，找些朋友欢叙一次，吃些家乡菜，真是一件欢乐的事情。江氏还擅长做腊八粥，胡适则是最爱吃不过，有一次与程仰之打赌吃腊八粥，结果胡适赌输了。欢聚之时，他是最高兴不过的，还经常讲一个怕老婆的玩笑，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说完后，自己都哈哈大笑起来。胡适开玩笑时决不会想到，这些玩笑日后竟会一一应验。

爱热闹的江冬秀一过年总要拉着胡适去逛的庙会，尤其是厂甸庙会。

胡适逛厂甸的主要目的是为书和一些小件文物。琉璃厂是由书摊、书铺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厂甸庙会上，书摊也占有重要地位。大书摊多在海王村公园和土地祠内，的多为线装书，其中不乏精刻孤本。书摊是文人学者经常涉足并流连忘返之处。很多学者尽管是挚友，但由于彼此都很忙，平时很少见面，但往往在厂甸的书摊上不期而遇。此外，庙会还有很多玩具，还有许多江冬秀喜爱的小吃摊，大糖葫芦、杏仁茶、茶汤、豆汁、棉花糖以及各种传统小吃应有尽有，处处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

江冬秀平时在家里喜欢打扑克，做安徽锅，请客，爱热闹，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她在厨艺上可是一把好手。胡适的朋友石原皋30岁的时候，家眷都还在家乡，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的要为他过生日，在胡适的家里请了两桌客，江冬秀亲自下厨，大菜里有一个徽州著名的“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客人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赞不绝口的还有一个大砂锅，里面有三斤重的一只大母鸡，三四斤重的一只蹄膀，三十六个鸡蛋，全家吃的兴高采烈，不亦乐乎。石原皋只花了十几块钱的菜钱，其他的都是胡家的。这一天，初得贤妻的胡适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出乎胡适之预料，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这样一个琐碎的女人却有一种男子的气概。她颇能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后，梁实秋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就帮助梁妻。闹到法庭打官司的地步，江冬秀也不害怕，亲自到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都。江冬秀的胆大由此可见一斑。夫妻两个也常常以此作为笑谈。

婚姻束缚多起来

这样，小两口的日子过的还是很红火的。但是渐渐的，胡适就感觉到以前自在的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束缚却越来越多。比如饮酒，人们都知道胡先生虽然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 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真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但胡适结婚以后，一有好友设宴相待，有酒如渑，胡先生就赶紧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看，上面刻着“戒酒”二字，这就是胡太太送给他的。反差之中，可以看出胡适生活的变化。

而导致他们感情出现裂痕更深的原因，则是两人性格与知识层次的冲突。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在，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他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论语》宣布：这本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15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江冬秀的性格应该说恰好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为一点小事，江氏就吵闹不休。尤其胡适是一代学术领袖，经常有崇拜他的知识女性登门拜访，却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胡适怕老婆的传闻不胫而走，传为笑谈；二是胡适在家中的地位急转直下。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的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胡适与江冬秀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也是同样太大了，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浪漫的故事，两人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火花外，大部分时间都太平静了，平静地激不起一点涟漪。

令人不解的是，而后几十年这样沉闷的生活中，胡适遇到了太多才貌远胜江冬秀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但是他却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发动家庭革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在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喜新厌旧，家庭革命，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新潮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这些有成就的作家），胡适能他人所不能，和江冬秀“恩爱”相处，便在朋友中受到特别的敬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爱面子好名的胡适也为此而自豪。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这些新派表面上西化，生活上却还是很传统的。胡适深有同感，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娶乡下女子江冬秀，朋友们非但不鄙薄他，反而对他深表敬意，为他的自我牺牲而感动。

其二，江氏深谙驯夫之术，整治胡适这样好面子、好为人师的学者，她是最拿手不过了。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恨不得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们评理，这些招术屡试不爽，吓得胡适噤若寒蝉。

胡适为人谦和，最不愿的事就是与人吵架，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他宁愿一个人吞下这颗苦果。在郁闷的时候，胡适经常出外到广和居借酒浇愁，或者到陶然亭和什刹海散心。徜徉于清山秀水之中，胡适逼迫自己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柱杖落手心茫然

胡适打心眼里痛恨这个婚姻，但是他不敢下定决心。他总是在学界领袖的地位与生活的之间衡量。应该说胡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江氏的凶悍，更是因为胡适自己的懦弱。

这次，大概在上演了一出家庭之后，无可的胡适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疗养。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真爱而又无法与之携手的女人，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年生，小胡适11岁。她与胡适有些亲属关系，是胡适的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裙带关系好长啊）。年，胡适归乡结婚时，曹诚英做伴娘。也许就在这一次婚礼前后，胡适真正的恋情悄悄滋生了。胡适曾做一首诗，题名“怨”，专写他与诚英的往事，其中就承认他与曹诚英一见就有意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

那段时间，胡适自谓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幸福滋味。徐志摩说“适之是转老还童了”。可见，胡适在青山绿水之间，心爱女性之畔是何等一副样态。

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及谋生的亲友大都知道这事。胡适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中拿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当下吓得胡适面如土色。江冬秀也不避亲近的人。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受种种流言蜚语，真是越想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

胡适的悲剧在于，在爱情面前，不敢坚定的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在胡适的人生中，更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事业，是自己国学的形象。所以，当爱情受阻时，他是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的，胡适此时所想的，不是像浪漫诗人一样为爱情而牺牲，而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传出去让别人笑话。

“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家有悍妻，胡适又能如何呢？他只好让曹诚英堕胎，答应保送她赴美留学，此事才告终。“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就此事，胡适留下了不少情诗，其中一首无题诗可见胡适“胆小君子”的本色：

隐处西楼已半春，

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思意，

为恐东厢泼醋瓶。

真爱就在眼前，这何尝不是一种苦涩？这种苦涩，胡适一生都不曾忘怀；这种苦涩，使胡适对人生有了彻骨的体验。他后来不顾悍妻的极力反对，为再婚的徐志摩做人，对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表示理解，与其说是价值观的驱使，不如说是自己内心对和真爱的呼唤。中国的学者，能从名利的俗世界中跳出，寻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真是非常不易，胡适从精神上做到了，但是他的双脚却始终无法迈开。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流过，十几年后的胡适已经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了。他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