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李丽的小女儿)

1952年2月，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首的17人“赴朝创作团”，作家李莉是创作团成员之一。当年在抗美援朝前线，除了采访和文学创作，李莉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剪影。

1952年3月11日，赴朝创作组部分成员在沈阳东北军区招待所前合影。左起:李强、菲菲、巴金、子涵、黄谷芳。

“你们不都是爱志愿者的吗？现在爸爸也是志愿者”/s2/]

“不用找什么英雄，在最普通的人身上就能看到”[S2/]

1952年2月，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首的17人“赴朝创作团”。我的父亲李莲是成员之一。参加这个“国家队”的文艺工作者是一次性选出来的，大部分来自部队。当时父亲41岁，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他为什么要报名“赴朝创作团”并获得批准？

1952年5月，李莉在188师司令部坑道采访。从右起:188师师长李力、张、副政委陈英、政治部主任楚、政委李震、副师长徐成功。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除了工农，知识分子也和齐新一起劳动。文化工作者，甚至艺术大师都争先恐后地荣幸地去朝鲜前线。我父亲在2月23日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应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告诉大家，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允许我去朝鲜前线。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为我高兴，因为很多同志都是经过几番斗争才争取到的，能得到组织的允许，我真的很荣幸。

他父亲3月16日入朝后，3月22日在甘仓受到彭司令的接见，4月4日抵达平壤，在郊外的地下指挥所受到金日成总理的接见。之后随巴金率领的“西线队”去了十九兵团。我父亲在63军住了五个月，然后在47军住了一个月。

1952年朝鲜的战局与志愿军刚入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大战役”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51年7月10日，美中在开城来凤庄举行第一次停战谈判；1951年11月27日，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在板门店达成协议。之后谈打就打，开始了近两年的“持久战”。

开城是中国和朝鲜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为了配合谈判，在开城地区进行阵地防御成为这一时期志愿军的主要任务。

我父亲和巴金1952年4月到达开城前线后，最先看到的是志愿军的坑道，是“进可攻，退可守”，“集战斗、指挥、驻军于一体”。

在“五大战役”的血战中，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总结和回顾。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志愿者们发起了自下而上的建功立业运动。63军各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在雪马里战役中活捉63名英军士兵的孤胆英雄刘光子，在开城战役中大量杀伤敌军武器的特战队员李曼，清除美军在我国埋设的所有地雷并掩埋在敌人体内的扫雷英雄姚先如，郭恩智， 铁源战役坚守阵地四昼夜的特功八连连长，五次战役“消灭坦克”的英雄排。 庆典结束后，父亲和英雄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大雨中，和他们一起乘坐军车踏上了漫漫征途。父亲9月20日的家书是姚先如回国参加国庆典礼时从北京寄出的。

我父亲的采访对象都是基层志愿者。他在5月25日的信中写道:

不需要找什么英雄。你能在最普通的人身上看到它。比如一个电话接线员，在防火封锁中架设电线，在困难的时候自动用自己的双手拉起电线让电流通过他来完成一个重要的通话。一个担架手，除了抬着伤员穿过被炮火封锁的交通沟，用自己的嘴给伤员伸腿(冬天)，还主动给边防战士扛子弹，身上绑手榴弹，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滚到阵地；一个厨子每天给山上送饭，上山下山40里。敌人几次封锁后，他自动搬运伤员，捡柴火，保证战士们的衣服每周熨一次...诸如此类。而当你为他的努力或成就感到惊讶时，他却很平凡，总是说“我们什么也没为人民做”。很多人从抗日战争开始拿起枪，一直到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连城，然后在山沟里生产，然后出国抗美援朝...

我的父亲在朝鲜前线期间，与许多志愿军指挥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63军政治部主任杨璐，他是一位内心仁慈、外表优雅的儒家将军。杨沫《青春之歌》中的“第一英雄”陆家川就是以他为原型的。父亲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上，路主任给我们讲了他们过晋江时的情况。许多干部，在几英里外，脱光了衣服，命令所有的人匆忙涉水。河底有许多蒺藜。敌人的炮弹不断在水中爆炸，傅崇碧的帽子，军队的指挥官，由水漂。渡河后，一百多人中，有十二人伤亡...从这些对话中，你可以

是188师的官兵和父亲建立了友谊。他们把父亲视为兄弟姐妹。军长张，政委李震，都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进入朝鲜战争后，在突破临津江、阻击铁原之战、保卫开城等战役中屡立战功。87师师长徐新是一位虎将，在第五次战役和西海岸保卫战中战功卓著。

我父亲还采访了189师的老师蔡长元。他们坚守在铁原阻击战的最前沿，击退了美国四个机械化师和两个南朝鲜师的进攻。蔡老师的豪气、朝气和求实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出现在父亲书信和日记中的志愿军指挥官，大部分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位列三军之首。1953年《人民日报》公布的志愿军英雄模范名单中，出现了我父亲写的20多位英雄。我父亲的几篇采访笔记记录了上百名英国模特的名字和事迹。

父亲也见证了战争中志愿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在7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记录道:

今天，在村子东边两里多的山坡上的树林里，看着战士们的表演……几乎每一个节目都让人感动。首先，战士们对文艺是认真的——表现自己斗争的武器。他们挥汗如雨，自己下舞台，自己借东西，自己化妆，自己制作。他们跳舞的时候，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认真。很多地方让我突然想流泪。这种含泪的感觉很复杂。一个是有些舞蹈动作和一些歌词真的很感人。它们来自内心，而不是大脑。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扮演他们自己。有多少人才，却被埋没在过去。艺术团的工作精神和演出不止一次感动人，但像军人自己的表演一样被感动，这还是第一次。他们的每一个小表演都是战斗生活的真相。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清晰明了，已经解决了。

在国防和休息的变化期间识字和学习文化是军队中独特的风景，它反映了士兵在胜利后投身于祖国建设的信心和愿望。我父亲到达47军后，在9月29日的家信中说:

这里的军队在攻击文化。每天集中精力学习六个小时。走进山谷，树木和石头，到处都是音标。早上醒来，四周都是“波波触佛”的拼音声。照顾我的快递员说，他们认识2000多字已经一个多月了。面对这一切，真的让人发自内心的开心。

关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美军“细菌战”的堕落，甚至我军对“战俘营”中“联合国军”俘虏的人道关怀，都忠实地记录在父亲的笔下。这些话有利于了解朝鲜战场的多面性和全景式。

“希望在胜利凯旋之日，我们高举琼酒，祭奠英雄”

1952年，巴金带领中国文联创作团队前往朝鲜，为了见证和记录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开创和创造历史。他们在华北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值得后人调查研究。父亲书信和日记中的大量文字，给这些文艺工作者留下了清晰的时间空和传承的轨迹:他们面对烈火一丝不苟，写作刻苦，生活严格自律，工作富有团队精神。

李丽丽的通讯报道集《在朝鲜前线》，中南人民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封面为固原木刻。

父亲在63军住的时候，巴金和魏巍也去过部队。政治部主任杨璐安排三位作家“参军”，让他们同吃同住，互相学习，成为对方作品的第一批读者。自然，一夜之间就要谈到文学理论和实践。

1952年6月27日，父亲巴金和魏巍背着行囊，跋山涉水，来到板门店附近的159高地，在那里直接对敌，住在连队的炮洞里。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发现洞里灌满了水，我的鞋子都漂起来了。他们三人登上观察哨，观察隧道工事和敌人阵地。从那以后，我父亲和巴金目睹了温德尔·迪金森一触即发的战斗。父亲在7月7日的家信中写道:

7月3日，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场激战。敌人在我们山前一两英里的一座小山上，发起了进攻。发射了两三千发炮弹，发射了无数的烟幕弹。当时真的很黑。炮火过后，敌人连续发起16次冲锋，但最终未能攻占我班(12人)守住的阵地。敌人打死打伤了四五十人，留下了许多武器。然后敌人报复了。十二架飞机轮番轰炸那天我们冒雨去看的那座山，但我们击落了两架。

巴金和父亲来到肉搏战前线，一时成为佳话。

是先在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将来回国后再“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工作”，写出一部“杰作”吗？在作者看来，这既矛盾又可以并行考虑。我的父亲是一名记者，擅长“真实的故事，快速的写作和快速的发送”。历时8个月，发回10余篇通讯报道，第一时间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他在8月27日的家信中写道:

昨天收到了中共文艺办公室宣传部严文静同志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在一批入朝的同志中，我们三个人，巴金和黄谷六，在写作上最努力，等等，让我更加尴尬。我决心延长到10月底，回到祖国。

敌机到达头顶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涌上心头的唯一念头就是，我要努力，多写，不管工作，一切从能够打击敌人的角度去想。

父亲也提到很多地方的日常写作环境，特别是感觉很难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刚才，房间里没有桌子，我只好像只癞蛤蟆一样躺在地板上写…

早上，我在石碑的“桌子”上写字。没有集中思想，写了流水账...

有时候坐半天，苍蝇咬，又缺桌子凳子，经常半途而废...

永远记住:一个作家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的快乐感觉。如果他经常这样想，就不会对物质生活不满。

写手们除了写文章，还帮部队整理战士的立功材料，为艺术团修改歌唱台本。面试是在各部队之间进行的，离开的时候少不了和指战员互相提问。父亲的日记里有很多志愿者深情的留言。这些“手”在今天看起来特别珍贵。还有父亲写给战士的字，不知道从哪里找。父亲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团长、副团长、政委，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齐让我们为他们题词。除了一般的悼词，他们还为齐参谋长写了一首打油诗:“沙川江畔千山万水，钢铁阵地相约欢乐。希望凯旋之日，高擎琼酒，祭拜英雄。”

下午五点半，我离开了159高地，带着一种向往的心情离开了。

父亲的书信和日记也谈到了许多地方赴朝作家之间真挚的友谊和感情，记录了他们闲暇时不忘读书，并随时传阅《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世界知识》、《参考消息》等报刊，研读托尔斯泰和爱伦堡的名著。在战争的磨砺考验中，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和风范处处彰显。

“我们要和志愿者叔叔一起去朝鲜给你洗衣服”[S2/]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那些日子，我真想再过一次那样的生活”[/s2/]

1952年11月中旬，父亲结束了在朝鲜8个月的生活，回到了祖国。本来他打算辞去一切行政职务，静下心来写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干部短缺，1953年初，父亲被调到武汉，担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他与朝鲜的文学关系从未结束。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派，与洪汐一起出席了第二届朝鲜作家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接受了朝鲜作家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

“文革”结束时，父亲再次与巴金建立了联系。巴金在1977年7月16日的回信中说，“信终于由《文汇报》送来了。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日子，我真想再过一次那样的生活。”我父亲和薇薇的友谊会持续到永远。1998年1月14日，父亲去世，韦唯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悼念文章《悼念李可》，并题写了纪念文集的书名《让我们的爱与你同行》。

父亲是一名记者、作家，1938年去徐州战地采访，报道台儿庄大捷。在他的青年时代、壮年时代和老年时代，他经历了三次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三次勇敢地上了前线。“学者除了像刀子一样的笔之外什么也不为他的国家服务”。父亲的《回朝鲜老家日记》是他爱国性格和情操的真实写照。

《光明日报》(2020年10月30日第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