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60岁生日，刘墉为什么送了一桶生姜呢？
导读： 1、乾隆帝60岁生日，刘墉为什么送了一桶生姜呢？2、史太君的人物作用3、爷爷七十大寿，求祝寿词`4、河北这边送寿礼有什么风俗习惯了？乾隆帝一生奢华，他过寿之时，肯定有无数人进献奇珍异宝，刘墉想要自己的礼物独一无二，又能让圣心愉悦，他就只能

• 1、乾隆帝60岁生日，刘墉为什么送了一桶生姜呢？
• 2、史太君的人物作用
• 3、爷爷七十大寿，求祝寿词`
• 4、河北这边送寿礼有什么风俗习惯了？

乾隆帝一生奢华，他过寿之时，肯定有无数人进献奇珍异宝，刘墉想要自己的礼物独一无二，又能让圣心愉悦，他就只能另辟蹊径。于是他在乾隆帝60岁大寿之时，送给他一桶生姜，取其谐音一统江山。

乾隆帝一生好大喜功，虽然他建树不少，不过他的生活也无比奢侈，因为他的喜好，也带着前朝崇尚奢华与溜须拍马成风。因此在他大寿这样的日子，也就成了臣子们孝敬他，得到乾隆帝另眼相看的一种捷径。于是每年他的寿辰之日，就是群臣斗奇斗富的大赛。尤其到了乾隆帝60大寿之时，按照古人说法，这是甲子之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乾隆帝作为帝王活到60岁，比他爹雍正长寿，比起他爷爷康熙大帝也差不了多少，符合乾隆帝那种自傲的性格。于是这乾隆帝60大寿，就成了官员们拍乾隆帝马屁的最好时机。

刘墉官二代出身，又身居高官要职，虽然他为官清廉，但家底还是有的，乾隆帝过大寿，他送上几件值钱的东西还是有那个实力的。可要是一般情况下，他这些宝物就算不被乾隆帝看上，也不至于太寒碜，可因为官员们的花样百出，进献给乾隆帝60大寿贺礼，是一个比一个珍贵和稀有，这刘墉要是还按往年送寿礼，估计乾隆帝就该心想他这人太不重视。要知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刘墉可以不要乾隆帝的另眼相看，但也不能因为这小小寿礼，让乾隆帝觉得自己有意敷衍吧，这以后还怎么在前朝混呀？

不过刘墉毕竟是鬼才，拿钱砸寿礼，谁都会，他刘墉不缺对乾隆帝的孝心，可他缺银子，他比不过这些贪污的官员，不过比心思，这些官员不如他。于是他想到乾隆帝喜爱奢华，但他更爱自己的江山，要是能送上一件让乾隆帝觉得江山永固的礼物，估计什么钱呀，美人呀，都不值得乾隆帝一瞧。要经济实惠，还要博得眼球，如果这刘墉活到现代，一定是会搞营销的高手，人家愣是从自己家厨房里看到一堆生姜，想到姜山就是江山，收拾收拾就带着一桶姜山去给乾隆帝贺寿了。乾隆帝这么聪明的主，一看就知道，一桶姜山不就是一统江山，这寓意配着寿辰，多么符合乾隆帝十全老人的人设呀。

乾隆帝那叫一顿高兴，什么珍奇异宝，国色佳人，都一边站，最后刘墉一桶生姜就PK掉了所有寿礼。而且刘墉还得到乾隆帝嘉奖，最后还带着一堆乾隆帝赏赐的宝物高高兴兴回家，这买卖合算到家了。

贾母的这种“屏障”作用不仅施之于家族内部她的嫡亲孙儿贾宝玉，而且还及于她的丫鬟鸳鸯。在前八十回中，我们看到贾母大发雷霆有两次：一次是上面提到的向贾政动气，为的是宝玉；另一次是向贾赦动气，为的是鸳鸯。贾政、贾赦都是她的儿子，但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人子之道，违忤了老太太的心意。贾政素称孝顺，但因教子太狠，伤害了老太太的心头肉，气的登时要南归；贾赦一向荒唐，竟然看中了贾母的丫鬟，强要作妾，更气的贾母浑身乱战。“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老太太简直气糊涂了，以至把一家大小连与此毫不相干的王夫人等也怪下了。贾母留下鸳鸯，当然并不是为这个丫头的终身打算，而是因为离了鸳鸯寸步难行。老祖宗的起居饮食脾气性子贾府上下唯有鸳鸯料理得清，连玩乐斗牌饮酒行令离了鸳鸯都不成。贾母教训邢夫人说；“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我也没得缺了，也没气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真珠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就只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尽了孝的一般。”在这里贾母固然是为自己打算，贾赦更是为了满足一己兽欲，然而从宗法关系的大道理讲来，留下鸳鸯便是侍奉贾母、尽了孝道，强娶鸳鸯便是违忤尊亲、有悖孝道。因此理直词严的是贾母，自讨没趣的是贾赦夫妇。尽管贾母并不反对儿子买婢纳妾，但在这一特殊条件下却反对儿子纳鸳鸯为妾，从而遏止了贾赦的凶焰，回护了鸳鸯。可见，贾母这个老太君凭借她在宗法家庭里至高无上的地位，往往可以成为弱小者的屏障，她的存在客观上发展了宝玉离经叛道的个性、成全了鸳鸯抗暴自守的志向。

然而对于弱小者是屏障的到了权欲狂那里便成了拉大旗的虎皮、作威福的护符。只要看凤姐与贾母的关系便可了然。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说得好，这位琏二奶奶“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凤姐能够当家理事威重令行诀窍就在搬了老祖宗作靠山，真有“挟天子令诸侯”的味道。她的聪明智巧很大程度上用来讨取贾母的欢心，就连贾母特意命众人凑趣为她做生日的时候，也“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一旦遇着贾母生气，只有她能用巧言戏辞逗老太太发笑。这一切做得那样纯熟巧妙，不由得贾母不夸赞，“到底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对于凤姐来说，贾母是“上头三层公婆”的最高一层，她深知要营私弄权，必先取得“最高”的宠信。在这个宗法家庭里，上上下下对凤姐的邀宠卖乖即使心里明白，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因为凤姐的这些作为还顶着行孝知礼的美名。君不见“王熙凤效斑衣戏彩”么！“斑衣戏彩”又名“老莱娱亲”，原是封建社会妇孺皆知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七十多岁的老莱子还要穿上色彩斑烂的衣裳，拿着玩具装模作样地学小儿嬉戏使双亲欢娱。可见，不管是矫情的、做作的、虚假的、丑恶的，只要能博得尊亲的欢心便都是子媳晚辈的孝行。我们今天也提倡孝亲敬老，只是摒弃这类愚妄虚伪的感情。整个贾府，从贾赦、贾政以下，有谁能及得王熙凤这一手呢！小说关于贾母和凤姐关系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宗法家庭的这一侧面，设若没有这个老祖宗，王熙凤这个人物便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精彩。 在《红楼梦》的整个形象体系之中，贾母诚然不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但她对于书中主人公如宝黛以及重要人物如凤姐等等说来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取消贾母这个形象，那么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将无从展现。由于她老太君的地位，中国封建宗法家庭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得以在她周围展开。她并不仅仅是一个供奉起来的偶像，而是在现实的人间关系中时时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成为这个家庭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调节器。如在上述贾政和宝玉父与子、贾赦和鸳鸯主与奴之间的尖锐冲突中起到某种缓冲的作用。处于宗法家庭金字塔的顶端，“老祖宗”更多的是以仲裁者的姿态出现。试看贾琏偷情风姐泼醋那一场轩然大波，最后也告到了贾母那里才得收场，不过是戒饬贺琏、慰问凤姐、安抚平儿（鲍二媳妇的死活自然是不管的），于是各有面子、天下太平。其实贾母的“仲裁”被众人接受主要在于她的地位，而不在那裁决本身。连贾赦都认为老太婆“偏心眼”，中秋家宴所说的笑话便是有意无意的流露。在各房争权夺利的争斗中贾母并非超然，事实上向着凤姐、王夫人一边，是当权派的后台。不过贾母毕竟已不当家理事，只是因为封建宗法家庭的看重亲权，因而她的言行具有维系和调整贾府那个“虽未甚倒”的架子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了贾母，便没有了洋洋大观的贾府，也便没有《红楼梦》了。

以上旨在说明贾母这个人物与书中其他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依存关系，但决不意味着这个人物只是为了构成主人公活动的典型环境而存在，除去“陪衬”别无作用。实际上史太君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有它自身性格的历史，有它独特的典型意义。单就篇幅而言，全书中有关史太君的描写也很可观，约略算来，前八十回贾母出场有将近一半回数，其中有重要描写或简直以她为主的约廿回上下，也算得一个基本上贯串全书的人物。至于后四十回似乎强调了她的冷酷无情，与前面不甚协调，但也还有某些符合她性格逻辑的描写。以下就来谈谈第二个方面。

粗粗看去，贾母的确是一个有福有寿诸般如意的老封君。其实，在她丰足奢华恣情惬意的享乐生活背后，埋藏着一种深深的隐忧。这种隐忧愈到后来愈藏不住，七十五回写到甄家获罪抄没，贾母闻知心中不自在，却道“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她何尝没有预感、不知焦虑？只是不愿说出不敢捅破，此刻只有强打精神抓住眼前的繁华热闹尽情一乐，以填补空虚的心灵和冲淡不祥的预感。已届垂暮之年的贾母，比谁都更害怕贾府的衰落、担心那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终有一天会降临。如同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老天拔地，贾母的“晚福”也带有“末世”的特点，虽则繁华热闹却已是回光返照了。

在贾府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贵胄之家里，亲见过当年的盛况、领略到缔造的艰辛、缅怀着往昔的荣耀的，唯贾母一人而已（焦大虽则“老资格”，然而是奴才）。从老太君八旬寿日的庆典里，还可以看到那全盛时代的余辉。寿庆之期荣宁两府筵宴齐开连绵八日，自皇亲驸马王公诰命以至大小文武官员无不亲来上寿。更有礼部亲赐贺仪，元春专送寿礼，那排场势派确非寻常可比。与此相连属，平时应候宫内呼唤听命朝廷宣诏，对贾母来说也非止一次，此中升沉变幻利害荣辱深所知晓，因此每当太监来临便心神不定惶恐不安，可见身虽显贵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面对着子孙的不肖，她曾抚今思昔深为感慨：“我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子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从没经过这些事”。续书写贾府得罪抄家灾祸陡起，也只有老太君倒箧翻箱筹措家计，颇有临危视事的气度，“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她从自己走过的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从所阅历的各种各样世态人情中经验到，“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这也可以看作是贾母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得出的一种顺天安命的人生哲学。不同于那些固守一隅的土财主或张牙舞爪的暴发户，贾母性格所包涵的东西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遥想贾母当年，何尝不是“金陵十二钗”那样的人物，她当家理事的才干魄力不会弱于凤姐，她不是说过：“我如今老了，……当日我象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单就才干而言可以这样认为，其实凤姐和贾母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要在金陵十二钗里找贾母的影子，恐怕薛宝钗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些。贾母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薛宝钗，夸她“受得富贵耐得贫穷”，她对湘云说：“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他也一点儿不骄傲，后来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不见他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事实薛宝钗也是薄命司的人物，她性喜素净不事雕饰，并不合贾母的心意，似乎是福薄之兆。但就主要方面说来，她待人接物循理有节，颇有老太君的风范。设想宝钗如果生逢其时，赶上贾母那个时光，几十年工夫不也是俨然一个薛太君么！宝钗的安分随时同贾母的顺天知命颇有相通之处，在那个封建宗法和礼教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里，她们都如鱼得水十分谐调。

贾府素称宽柔待下，贾母不失为一个豁达大度的长者，小说中那些苛虐下人的情节几乎都与贾母无关。诸如塞了焦大一嘴马粪的是宁府众小厮；用“香闺刑具”一丈青乱戳小丫头的是大丫头晴雯，对清虚观那个剪烛花的小道士扬手劈脸一巴掌的是凤姐，倒是贾母连忙止住道，怪可怜见的，叫人给钱买果子吃，别难为了这小孩子。类似这样的描写应当说切合贾母的性格和身分。列宁很欣赏屠格涅夫笔下“文明的人道的”地主形象，“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例如，他是那样的人道，竟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鞭挞费多尔的事。他是那样地人道，竟不关心鞭挞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过去有的评论也尝引用列宁的这段话，并且直指贾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伪善人”。这种分析似乎失之简单。如果顾及艺术形象的实际，就不能完全套用列宁的这段分析，把贾母就看作是葛伊甸式的地主。但是我们完全应当由列宁的话得到启发，懂得地主当中有粗野的、有文明的；有残暴的、有人道的；有的分明是虚伪、两面三刀，有的则自守清操笃信慈悲然而其实质仍然是虚伪的。贾母恐怕是真心诚意想积善修福，她恐怕也的确不曾动手打人滥施刑罚，然而她的这些善行并不能丝毫改变主与奴之间严峻的阶级关系。何况她在急怒之时也专横的可以，宝玉中了魇魔法命在旦夕，贾母一叠连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宝玉为黛玉要南归这句玩话迷了本性，贾母连忙诅咒“林家的人都死绝了。”一次袭人热孝在身，逢到喜庆之日不能伺候，对此贾母大大不以为然，因为“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可见贾母行善也是有限度的，主奴关系大于一切，就连封建阶级素所提倡的孝也因有碍主子而非取消不可，足见奴才对主子的依附关系。贾母房中作粗活的那个傻大姐，只因心性愚顽一无知识，竟作为一个发笑的玩物、解闷的工具供奉太君。至于刘姥姥的作为女清客，也具有同类的性质。在这里，作者完全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写什么贾母个人的劣迹，只消依照人物性格的逻辑给以合情合理的刻 画和描写，这个老太君的形象就是有深度的、充分典型的了。

不是我要抄人家的哦,以下真的挺好的,你可以用用嘛!

字不一定要多,但一定要精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长寿百岁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松龄长岁月 皤桃捧日三千岁

鹤语寄春秋 古柏参天四十围

愿献南山寿 年齐大衍经纶富

先开北海樽 学到知非德器纯

绿琪千岁树 杖朝步履春秋永

明月一池莲 钓渭丝纶日月长

寿考征宏福 闲雅鹿裘人生三乐

文明享大年 逍遥鸠杖天保九如

燕桂谢兰年经半甲 上寿期颐庄椿不老

桑弧蓬矢志在四方 君子福履洪范斯陈

瑶池春不老 设悦遇芳辰百岁期颐刚一半

寿域日开祥 称觞有菜子九畴福寿已双全

王树盈阶秀 玉树阶前荣衣兢舞金萱映日荣 金萱堂上花甲初周范陈九五福

桃熟三千年贤淑七旬人经几度七二风光现出麻姑仙草

导引三摩地应独有三千岁月结成王母皤桃

璇阁数华年恰合蟾圆一度瑶池看桃实预期鹤 耸千春

相夫教子壶范久钦际此欣逢设悦日

积福延龄期颐预卜而今初倍及笄年

萱寿八千八旬伊始

范福九五九畴乃全

设悦溯当年喜花甲一周又半

称觞逢此日祝萱 龄百岁有奇

由于逢寿必祝，祝诗祝联难免多且滥，所以有词家道出其中难处：“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纵观许多祝寿的诗词联话，都离不开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旧话，所以即使多得车载斗量也难以流传。宋代祝寿诗词最多，辛稼轩有一词谐戏欢愉被人称道，这是祝他本家一亲戚八十寿，其词道：

“更休说，便是个，住世观音菩萨。甚今年，容貌八十，见底道，才十八。莫道寿星香烛，莫祝灵椿龟鹤。只消得，把笔轻轻去，十字上，添一撇。”

在十字上添一撇，成了千岁，这种祝寿词确实比干巴巴地祝寿要强许多。

在祝寿上难免有借机谄谀献媚者，据《东望阁随笔》中记，南宋奸臣贾似道，曾祝寿谢太后和宋度宗，因为二人的生日仅差一天，其笺上写道：

圣母神子，万寿无疆，复万寿无疆；

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所以有人评论说，“文人慧业，此登峰极矣。”寿诗有一些本不是经心之作，却流传下来。有一村校书年70，买一妾才30岁，正巧苏东坡杖藜经过，老校书乞为寿诗，苏东坡戏为诗，

“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

以而立对古稀，工整而巧。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他60岁生日时题写一副自寿联：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观此联不愧是大手笔，舒适闲逸之态跃然纸上。上联言只要够吃够花、身体灵便就心满意足了；下联说不想成仙长寿，只有自在不虚度，眼下一日顶两日，已是活了一百多岁了。

在寿联上，人们绞尽脑汁使得词章工巧，构思奇特，清代彭文勤祝乾隆八十大寿，在位五十五年的寿联可以称“最”了，其上下联以“五”和“八”为对，可谓对得天衣无缝：

“龙飞五十有五年，庆一时，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事修，五福备，五世同堂，五色斑斓辉彩服；

鹤算八旬逢八月，祝万寿，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元进，八恺登，八音从律，八方缥缈奏丹墀。”

乾隆逢八秩大寿，联以“八”为词，那么百岁老人也常以“世上难逢百岁人”为题祝寿。清代一些老人百岁寿诞，岳麓书院主讲王文清送一寿联：

“人生不满公今满；

世上难逢我独逢。”

在祝寿的词诗联语中，也有不少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民国初年，有一位县太爷搜刮地皮，百姓怨声载道。这一年逢县太爷生日，要全县绅商送寿礼，一秀才代绅商写寿联道：

“大老爷做生，哪管它高粱、玉麦、黄豆、白花，刮尽地皮收贺礼；

小百姓该死，已吃尽苦蕨、葛藤、树皮、青草，求天开眼救微躯。”

据传闻，某奸臣为其母做寿，请人当场书写寿联，只见那人开始写道：“这个婆娘不是人”，满座见之哗然，寿星见之欲发作，只见那人从容写道：“王母娘娘下凡尘”；其下联是：“养个儿子是盗贼，偷来蟠桃奉至亲。”此联可谓“骂人不吐核”，让人有苦说不出。

寿诗寿词寿联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时下老年人是很重视自己的生日的，逢寿诞之日以吃为主的多，但祝寿的诗词曲联已是很罕见的了

这个是长了点，麻烦兄台整理下，我还没吃饭呢，赶时间。本人文笔有限，下面的可参考：

龙耀七旬新纪跨，寿山诗海任飞腾。

龙年贺祖龙，寿比泰山松。

李桃枝叶茂，诗坛不老翁。

七十阳春岂等闲，几多辛苦化甘甜。

曾经沧海横流渡，亦赖家庭内助贤。

连日凝神新墨劲，五更着意旧诗鲜。

如今但祝朝朝舞，当信人生二百年。

金沙峭岸一株松，干劲枝遒塑祖龙。

桃李盛时甘寂寞，雪霜多后竞青葱。

根深更爱阳春雨，叶茂犹怜翠谷风。

师表才情堪敬仰，古稀不愧焕神容。

南山信步好逍遥，杖国而今又杖朝

诗苑丰收夸老将，政坛竞秀领风骚

阳春白雪抒怀抱，明月清泉尚节操

汝向期颐跨劲足，我来祝福奉蟠桃 在你生日来临之即，祝你百事可乐，万事芬达，天天哇哈哈，月月乐百事，年年高乐高，心情似雪碧，永远都醒目

寿星佬，我祝你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等候都能出现，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 生日祝福

一年一度的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朱门”还是黎民百姓的矮墙小院，每一家的大门上都会毫无例外地贴上红底黑字的“福”字。更有甚者把这个福字倒过来贴，希望福的“倒”来。

　　那么，这个福究竟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发财致富”、“子孙满堂”、“寿比南山”……任何家庭只有具备了财、子、寿、禄，才算是美满幸福的。正可谓：“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儿孙不算贫。”

　　在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生育。由婚姻家庭模式所决定的，由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所支撑的有关生育的一整套行为与观念模式构成了生育习俗，多子多福是生育民俗价值取向的核心所在。

　　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依靠有性繁殖来繁延后代的，只要男女两性循着动物性的本能进行结合，就可以通过受孕、分娩等自然过程生殖下一代。然而，人类的性行为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考虑到性行为的结果会产生基因的遗传和婴儿的抚育，种族的延续便不能仅依靠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满足，它必须有一套公认的规则和相关的物质文化条件，即生殖作用的文化和制度体系，这就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生育的载体。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有缔结了婚姻关系的男女性行为才是合乎准则的，只有生儿育女能够传宗接代的家庭才是完美无缺的，这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不婚或婚而无嗣是一种愧对祖先的行为，是人生最大的不孝。孔子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旷男怨女”的社会，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要结婚并且生儿育女，这是做人的天职。

　　重生育观念千百年来已内化为农民的社会心理，体现在浓浓的风土民情之中。

一、“娘娘”求子

　　当人类还在愚昧的撒哈拉沙漠孤独地行走时，当科学的显微镜还未能发现只有精子和卵子的有效结合才能孕育生命的秘密，人们对于生育现象充满着神秘和无知，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牛郎织女们总以为有神灵支配着生育。因而他们普遍供奉及祈祷生子的神有“床公床母”、“送子张仙”、“送子观音”、“碧霞元君”、“临水夫人”和“注生姐姐”以及“金花姑娘”等等。其中，在山西农村流传最广的莫过于“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了。

　　观音菩萨本是外国人的上帝，传入中国之后，便由一男子演化为“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的慈悲女子。这个观音菩萨本事之大，远远压倒了中国神界的各路诸侯，在中国百姓心中地位，简直可以和针在十字架上解救世人苦难的耶稣基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由于中国化了的观音是女人得道，因而最得女人崇信，而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育，最关心的也是孩子。显然送子一类的事情也就非女菩萨不办。这样一来观音也就有了“送子观音”之称。结果，中国化了的送子观音就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和重生殖的墨家合拍同调了。

　　从黄河两岸到大江南北，中国人几乎都相信观音送子，观音成了民间习掌生育的女神，观音诞辰是民间求子的吉日。在华北各地，据说观音诞辰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每逢是日，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借长幡，云求子得子”。（顾铁卿《清嘉录》卷二）在山西各地，那些没有儿女的妇女更是求子心切，她们往往于年初绣一双小鞋，放在观音像前，如果年终仍不生子便取回，如果生子了就放置不取，再想得一子者，必须另做一双。那些长年放在观音像下的绣鞋，显然是求子的灵验之物，所以不育的妇女在参拜时往往要到观音庙里偷佛桌上所供的莲灯，或把佛座像下放的绣鞋拿回家去。

　　除观音菩萨之外，在山西民间掌管生育最有权威的是“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她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山西各地都称她为“娘娘”而不名。在民间，娘娘庙几乎遍布各个村镇，寺庙，泥塑神象多如牛毛，影响极为广泛。至今晋祠中和平遥双林寺中所供奉的娘娘仍旧香火不断。晋南有的娘娘庙中，侍神抱一袋内装面做的婴儿，有男有女。另一女侍，手提花篮内装象征婴儿的红黄绿白彩色纸花。每逢正月是香火最旺时，求事者不断，一般顶礼膜拜，送上全猪，并许愿如生子后，镀金身披红袍。求子的婆婆，有的在花篮中拔一白花或黄花插在新房的烟囱角上，据说这样可得子。如果此后果生儿子，就按所许之愿为娘娘送上沙灯，是布匾、金匾，上面写“为家赐嗣”、“发斯衍庆”话语。

　　在河东地区，流传着一首拜娘娘求子的古代歌谣。歌词云：

　　“七里胡、八里道，转过弯儿娘娘庙，娘娘庙，盖得高，夫妻二人把香烧，或男或女抱一个，明年三月十八挂红袍。”（朱扬善《山西河东民歌》《风俗》总第67集）

　　农民的观念中，俗以为“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之女，宋代才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因为这位姐姐也是一位女神，因此她最知道女人的痛苦，也最同情女人，所以妇女祈子，祈求生育平安，祈求子女平安都去找她。在山西农村，娘娘几乎垄断了人们特别是妇女的信仰世界，除了诞生于山西的关圣帝君以外没有一位神能与她分庭抗礼，可见民间对于生育的重视程度。

二、“巫术”求子

　　所谓“巫术”求子，是人们利用生活化了的带有巫术色彩的方式求子育婴的方式。新婚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民间在婚姻缔结之初就寄寓了求子的期待，古时有送新人九子墨、九子蒲之类的东西，希望新娘过门后多多生子。在山西晋南地区，旧时男方送的彩礼是金银首饰组成的十大件，取新郎新娘十全十美之意，其中之一便是能够多生子。问名时清算命先生看双方八字和属相，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否生子。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也说：“夫欲求子者，当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与德合并，本命在于废死墓中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相克，及与刑杀冲破，并在于休废死墓中者，则求子不可得。”（《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汇考）这种习俗的形成虽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异，但观念价值在百姓之中可谓根深蒂固。

　　在迎亲之日的习俗中，求子之意俯手皆是，在山西农村广泛流行的有，女方准备嫁妆时，要请财、子、寿都具备的全福之人，男方准备四季服装、被褥时也要请所谓的儿女双全的人，全人专为新郎理发，作新娘的伴娘，为新娘开脸，这是类推和暗寓法，寓祈子之意。

　　当新娘的花轿落地时，新娘出来忌讳直接踏在地上，一般要铺上红色毯子或花席，这一习俗源于游牧民族，如铺毯子、毡子，唐以后始在中原地区流行。但民间百姓下轿时远没有今日国家元首下飞机时长长的红地毯，他们一般用两块小毯来回倒着送新娘入新房。在山西，“以绫一条，令新郎、新娘各执一端，谓之牵红，踏以红毡，男女先后相随进院。”（民国：《翼城县志》）后来改用布袋和棉麻织的口袋，互相交替，清代王棠在《知新录》中载：“今人娶新妇入门，不令足履地，以袋递相传，令新妇履布袋上，谓之‘传袋’”。（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国书局，1990）这里是借用“传袋”外推为“传宗接代”，以此祈子。

　　民间婚礼中的撒帐习俗本身就是一种祈子方式。撒帐在古时新婚夫妇坐床时，撒花果于帐，取其吉利和多生子女，此俗始于汉武帝，当年汉武帝纳娶李夫人时，预戒宫人遥撒同心花果，汉武帝与李夫人以衣裙盛之，得多者多得子也。

　　在山西，新娘入洞房后，把小馒头、李子、花生、核桃、石榴等东西撒往床上，或者提前将这些东西放在暗送的被褥内，届时撒给来客。枣子、花生、核桃、石榴等物都具有早生，多生等寓意。

　　这种习俗在五台一带称作“捞儿女”，捞儿女时，一边把花生红枣撒向众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白女女、黑小小、跟上大妈吃枣枣。”

　　在离石一带，撒帐用的核桃、红枣、花生要事先放在窗格内和炕上四角，炕上还放有一张桌子。新娘进屋后婆婆说道：“一桌桌生得杂，一盘凉菜把它压、麒麟（核桃）生贵子，状元、榜眼、探花。”乞盼儿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晋中，新郎新娘的枕头由新郎父母在厕所旁装，边装边说：“白女孩、黑男孩，跟着爷爷奶奶吃饼子。”

　　吕梁一带，撒帐之后，入洞房的新人需吃两碗“拌汤”，有“一拌两拌儿女兴旺，站在一圪洞，生下两板凳，双双儿女，双双枣（早）。”之说。

　　临汾一带则要求，新婚夫妇同床睡觉之前分吃枕头、被子里塞的红枣和花生，希望第一次入梦就能怀孕生子。

　　此外，对于婚后久不孕的妇女，还有吃喜旦、偷瓜吃、栓娃娃、插花等习俗，据说很快就可见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