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6）：一脚跌进命运之河，三变扭转了人生

2023-12-05 18:00:56 领导 0 112

读《曾国藩》（6）：一脚跌进命运之河，三变扭转了人生,第1张

读《曾国藩》（6）：一脚跌进命运之河，三变扭转了人生
导读：得遇七天国庆长假，唐浩明先生所著《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三本已经全部看完了。 10月5日凌晨1点半，看完最后一段文字，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看完，怅然。这套书看得很慢，除了的确是工作很忙，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从过往陷入对曾国藩的莫名的

得遇七天国庆长假，唐浩明先生所著《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三本已经全部看完了。

10月5日凌晨1点半，看完最后一段文字，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看完，怅然。

这套书看得很慢，除了的确是工作很忙，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从过往陷入对曾国藩的莫名的崇拜中，找到一个可以真实触摸的灵魂。

这期间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如2009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梁文道先生主持的十集专题片《近人曾国藩》、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及早晚跑步听的大量有关曾国藩的音频节目。

可以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人性的思考，历史的回顾，还有梦想的追索。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未曾有一步踏入命运的洪流，未曾经历跌宕沉浮，他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在此岸遥望彼岸。

从道光十八年，27岁中进士，到咸丰二年，41岁出山办团练，这十四年的仕途生涯，因为得遇军机大臣穆彰阿这样的贵人，成其门生，加上自己穷究理学，善修辞章，又为人谨慎谦卑，识才放达，曾国藩的仕途可谓平顺。

这样的日子，看似用心经营，看似闪烁着做人的哲思和光芒，但，那也只是生活。

无大任，少磨难，失壮阔，不足以称人生。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踏进命运之河，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这取决于你，是否聆听到了，上天的召唤。这样的召唤，在这乱世之中，尤为强烈。

其实，研究曾国藩，最重要的节点，不是他在咸丰十年终于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也不是在同治三年攻破天京封侯之时。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的节点，恰恰是在咸丰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时间。

从衡州发兵，到再回湘乡奔父丧，这整整三年时间，曾国藩所经历的，比之前几十年所经历的还要绚烂，还要悲壮，还要激昂，还要绝望。

就是这三年，让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家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的曾国藩，却落得个皇帝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不容的境地。

短短三年，他几乎差点死了两回。

那么这三年，他到底是如何过来的？

咸丰四年五月：兵败靖港，投河自尽，为部下所救，羞愧难当，不敢进长沙城，进了长沙城，为自己置办棺材，几欲轻生，左宗棠骂他：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只因你今日一死，便如同铜打铁铸，永远伴随着你曾涤生的大名！

咸丰四年七月：重整水陆各军，攻陷岳州；

咸丰四年十月：攻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率军攻陷田家镇。

整个咸丰四年的下半年，应该来说都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可以用四个字描述，那就是：坐困江西。

咸丰五年二月：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痛失臂膀，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塔齐布，在久攻九江不下之际，愤恨呕血而死。

咸丰六年：曾国藩的好友，湘军的创始人之一罗泽南，料江西困局已定，突围无望，也离开了他，同年攻武昌战死，临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泽南一生，自谓求学尚能刻苦，然学业未成，事业未就，愧见先祖于九泉。近年来与长毛作战，亦有一点心得。今将远别，愿送与我兄：“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

如果不是咸丰六年九月的“天京事变”，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石达开奉命回南京，历史真的会完全被改写。

借着石达开撤兵江西的缝隙，咸丰六年十月，曾国藩在老家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就是那个日后攻破南京，威震寰宇，功盖天下的吉字营，统领正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九帅”的曾国荃。

咸丰七年二月，“借着”奔父丧的机会，曾国藩终于“解了”江西之困。临别的时候，他的好友也是幕僚郭嵩焘的三点劝告颇具深意：第一，要联络好地方文武，不要总是站在与他们为敌的地位，当妥协处则妥协。常言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第三，要利用绿营的力量，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干。若做到这三点，许多事情会办得好些。

这也为他日后重新出山的蜕变，埋下伏笔。

这就不得不说到曾国藩一生的“三变”。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也是其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

所以，湘军攻城后的抢掠财物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曾国荃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他最佩服胡林翼的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连他自己也长叹一声：唉！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

当一代圣人深陷这样的困境，我们会如何评价？我们赞其“打掉牙，和血吞”的坚忍，会再赞一句：“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逆境时，也习惯用这些牛逼的人的经历来激励我们自己。

可是，逆境之逆，往往在于心逆。

心不平，气不顺，就容易与外部世界为敌。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衡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当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的时候，他做人做事的风格，已经开始杂用了黄老的道家无为思想，这在他的日记中可窥见一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常言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作字作文与做人是相通的，既然字可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文可含阳刚于阴柔之中，那么为人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呢？”

在日记的结尾处，迅速添上两句话： “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

正是这样的变化，扭转了曾国藩后来的人生，也改变了历史的格局和走向。

不得不说，后人眼中“最能坚持”的曾国藩，其实也是非常讲究变通的人。

坚持的是内心的理想，但行为会随着外部环境，应时应景应人而变。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其行为在一步步在靠近心学宗师王阳明。

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第一，他的历史功绩：在太平天国爆发时，他是朝廷二品官员，历任兵部左侍郎（副国防部长）和工部左侍郎等。1864年7月，他率领的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即南京）。所以，对于剿灭太平天国，他的功绩是第一。因此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这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简单的说，他灭了太平天国。

第二，他的谥号是文正。这个谥号比较高，但也不是唯一的。整个清代，得到这个谥号的总共有8人。

第三，他与李鸿章的关系。李鸿章是他的后辈，李鸿章是他的学生。李鸿章的父亲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类似于同学情谊。李鸿章的兄弟李翰章，也曾在曾国藩手下任职。太平天国兴起时，李鸿章仕途不如意，正是哥哥让他投奔曾国藩，李鸿章就成为曾国藩手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后来，曾国藩让李鸿章回安徽老家组织淮军来抵抗太平天国。这也是后来李鸿章能崛起的关键。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高升到直隶总督（相当于首都市长），但不久，爆发了”天津教案“（1870），曾国藩也处理得不好，洋人、朝廷和民众都不满意，因此被贬官，改任两江总督（南京，相当于副首都市长）。次年就因病去世。

天津教案时，李鸿章担任湖广总督，曾国藩被贬官，李鸿章就接替了老师的位子。然后李鸿章接着处理“天津教案”，因为李鸿章手段圆润，调解各方，终令各方满意，颇受洋人和朝廷的注意，因此李鸿章官运从此一飞冲天。后来，李鸿章又兼任了北洋大臣，主管与外国通商外交事务，同时又主管清廷最大的军队——北洋军（北洋水师），同时又兼任首都市长，因此李鸿章的官职，相当于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阁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长达25年。李鸿章的官运，远超他的老师曾国藩。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引咎辞职，才终止了他的官运。但不久，朝廷又缺乏各国都认可的外交人才，不得不找他出来与各国斡旋，因此后来的莘丑条约，还是让他当全权代表去签订。

1917年8月23日，一位心怀壮志、矢志报国的青年奋笔疾书，利用书信与挚友黎锦熙交流救国救民的道路与真理。

他挥毫泼墨，在信纸上倾吐内心，思绪从身边的尺寸之地飞扬至华夏大地。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清朝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胸怀壮志的爱国青年们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想到新中国的辉煌未来，回忆起“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给挚友写信的青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在信纸上写下：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均声名赫赫。

奇怪的是，毛主席在早年表达了对曾国藩的认可，推崇曾国藩，但晚年态度转变，很少提起曾国藩，这是为何？

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要从曾国藩、毛泽东这两位湖南名人谈起。

在湖南的历史中，有着两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晚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曾国藩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曾国藩生于晚清，在其从政之时，官场风气污浊腐坏，道光年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在进入翰林院之后将名字改为“国藩”。

所谓“国藩”，隐藏着“为国藩篱”、报效祖国的意思，入朝为官的曾国藩，心怀宏大抱负，拉开了自己官场的序幕。

进入清廷以后，曾国藩兢兢业业在朝中从政，他的官职不断提升，单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年，官职“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

为官时顺风顺水的曾国藩，在朝中积攒了不少人脉，然而他的心中仍有壮志难酬的失意感，官场的污浊风气让他感受到愤懑，这种心境可从他的诗文中看出：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在诗文中曾国藩称，自己既没有西汉名臣汲黯那样直言敢谏的气节，也无法像西汉大臣张禹那样溜须拍马，巧言媚上。

大清王朝也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封建剥削的压迫让民众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掀起了反清的起义高潮。

起义的战火在全国四处燃起，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清朝还面临着外患，帝国列强垂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争食大清疆土，清朝不仅陷于平定起义军的困境，还面临着列强蚕食中国的危机。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旧中国的国门，在战争中尝到败果的清政府割地赔款，签署《南京条约》等条约。

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被逐渐削弱，也给旧中国带去了耻辱，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这就是在晚清做官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危机迭起，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环境里，农民起义、列强入侵，使得国家政局动荡。

曾国藩在这种环境里矢志报国，献身于力挽狂澜之将倾的事业中。

身为官员，上效皇帝、下对百姓，曾国藩认为为官要有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他秉承了儒家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内涵，有经世之学的务实，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

太平天国军进入湖南时，他在湖南举行团练，带出了一批忠臣干将。

在曾国藩的治理下，他培养出的湘军勤于训练、严守军规，湘军逐渐崛起，这支队伍奠定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地位，还有利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外敌入侵时，曾国藩目睹了外敌坚船利炮的威力，他重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推动旧中国走向自救的道路。

在清朝内忧外患丛生的时代背景里，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青史留名，在故乡湖南备受推崇。

毛泽东少年时就浸润在崇仰、学习曾国藩的风气中，近代众多名人曾盛赞曾国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是其一。

梁启超号召国民将曾国藩视为楷模，开启了“新民”运动，还提倡用曾国藩的言行教育学生。

毛泽东在湖南求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曾对曾国藩著述进行过深入研究，主张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学习他扎实就学、艰苦朴素的作风。

杨昌济在日记《达化斋日记》中对毛泽东赞赏有加，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为了勉励毛泽东，杨昌济还曾用曾国藩等人的例子教育他：“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曾读过曾国藩的《家书》等著作，从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问里汲取营养。

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曾引述了曾国藩的一些观点，例如“反省内求”等。

毛泽东早年写给他人的信件里，也出现过曾国藩的影子，例如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件中说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这些名人的思想给毛泽东启发。

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国藩作为清朝时的大政治家，矢志报国、安邦治国，在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里扶大厦之将倾。

曾国藩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安邦治国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在特定的视角里，毛泽东看到了曾国藩的能力。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青年学子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到了晚年，毛泽东以更深厚的阅历、更宽广的视角，对曾国藩的感情也变得复杂。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人们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国情感，面对列强的嚣张气焰、清朝的委曲求全、领土和主权遭到的破坏，爱国志士不甘沉沦，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浪潮涌起。

1911年夏，湘、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拉开地方与清朝中央对抗的序幕，10月份爆发的武昌起义以武装暴动的形式，将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看到毛泽东有“俊才”的杨昌济，用梁启超、曾国藩的例子勉励他，希望毛泽东能够效仿前辈积极入世。

青年毛泽东在1914年到1918年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心怀一腔热血。

正如他在词《沁园春·长沙》中所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与许多青年才俊一同，踏上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1917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推翻俄国临时政府。

推翻临时政府之后，列宁建立了世界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列主义渐渐传播到了国内，给毛泽东带去了新的启迪。

在尚未与政治接轨之前，曾国藩的见解影响着毛泽东的成长，曾国藩的一些思想被毛泽东挖掘出来。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治学、研修学问便是“修身”的根本。

毛泽东曾言：“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

所谓的曾氏“杂钞”是指曾国藩篡写的古文精华集《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不仅对这本书表达了肯定，还从中汲取了曾国藩治学的经验。

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并非照单全收，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治学等方面对曾国藩表示肯定，但在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等方面，毛泽东则“抛弃”了曾国藩。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析事物，虽然曾国藩的思想与行事给毛泽东带去了启发，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感情慢慢变得复杂。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中的朝臣，承袭着传统文化，他的生活、处境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下，统治权落入一家之手，臣子受命于天子，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团练湘军、开展洋务运动之外，曾国藩为官生涯里，还曾遭遇过“天津教案”的冲击。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将曾国藩调补为直隶总督，在任期间，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该事件发生于1870年五月，彼时“天津民意激愤难违，侵略势力猖狂难抗，朝廷政见摇摆难依”，对曾国藩而言，此事十分棘手。

最终曾国藩作出了处死天津市民多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向外国人赔偿损失40多万两的判决。

曾国藩的这一处理让社会舆论一片大哗，同僚的讥弹、百姓的怒骂，让曾国藩名誉扫地。

彼时的旧中国在力量上不及外国列强，曾国藩衡量了国家利益，消弭叛乱以保国家安定，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

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曾国藩的一生，他有过保家卫国的辉煌，也有过“屈辱求和的污点”，因此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投身于革命的毛泽东渐渐成为中国***早期的领导者，为抗击外敌、解放民族的事业奔波，在此过程中，他很少提及曾国藩的事迹。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中讲习授课时，曾提到过曾国藩、洪秀全。

洪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将洪秀全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曾国藩更了解国情民心，他作为清朝统治的捍卫者，领导湘军战胜了农民军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曾国藩维系封建统治，奔走在拯救清朝统治的道路上，他无疑是捍卫封建统治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次授课中，将农村阶级分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多个等级，曾国藩则属于“湖南的地主代表”。

在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毛泽东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对曾国藩进行了阐述，展现出曾国藩令人佩服之处，也指出曾国藩政治立场和作为与历史进步相违背的事实。

毛泽东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

毛泽东还指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和青年时期相对纯粹地推崇曾国藩不同的是，晚年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知更加广泛，其感情更加复杂。

他在长期的奋战历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知识渊博、见识广阔，不再局限于对曾国藩的推崇。

实际上，党内部的同志们也有着对曾国藩的辩证性看法。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回忆元帅刘伯承时，谈到了刘伯承对曾国藩家书的看法，曾国藩从年轻到去世留下诸多家书，就持家教子、为人处世等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家书体现着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人格品质，例如曾国藩谈到坚忍时，曾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刘伯承曾询问薄一波是否看过曾国藩的家书，刘帅还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

刘伯承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保持了辩证性的看法，他的见解反映出彼时***高级干部对曾国藩持有的普遍认知。

在领导民族走出动荡局势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曾国藩的一大成就便是团练湘军，在时局巨变的历史背景里，他保持了对先进武器的认可和敬畏，但是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先进武器并非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曾国藩曾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出自《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没有忽略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参军作战时，良将勇士同仇敌忾，在疆场上与敌人浴血拼杀，将领的军事谋略、士兵的顽强斗志，均会对战争产生正面的影响。

毛泽东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人民群众能够缔造历史，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讲演《论持久战》中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种观点与曾国藩“在人而不在器”的看法一致。

受老师引导、风气影响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认可曾国藩在军事谋略、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看法。

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在治学求知的过程中，汲取了曾国藩思想里的精华，因此早年推崇曾国藩。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感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身上有守旧的一面，他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肩负着捍卫封建统治的历史使命，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而毛泽东等中国***的***，则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跟随时代的发展，与曾国藩逆向而行，在政治立场和作为上，他们与曾国藩有着明显的不同。

曾国藩捍卫了清朝的统治，在清朝统治日渐式微的晚清时期，恪守职责，挽救命若悬丝的大清，甚至不惜做出向外敌求和的举动，没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因此毛泽东等人没有将曾国藩的所有言行、举止兼容并受，而是选择批判性、选择性地继承，汲取他行动、思想中的精华，提取出对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有利的因素。

与青年时期求学求知不同的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引导人民抗击外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他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知识的汲取，而是需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里，解决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曾国藩的形象也不再是提供思想启发的清朝伟人、湖南名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从曾国藩的治学、为人等方面，扩大到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行动等方面。

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远见卓识，总是能理性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他没有摒弃所谓的“反面人物”身上的优点，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将其运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从政治、阶级立场来看，曾国藩从维护封建地主的地位、利益出发，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毛泽东等人则是要创建新中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其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特殊阶级，曾国藩固守封建传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阻挡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敌入侵时看到外国军队尖兵利炮的威力，主张变革，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求变，为中国传统注入新的因素。

接受了外来文化冲击的曾国藩，并没有在思想上出现完全的转变，他仍忠于封建君主，局限于封建体系里，受到了彼时历史大环境的制约。

对于曾国藩这个“复杂”的人，毛泽东一方面大量地借鉴、学习他的思想，并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灵活运用，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政治立场有着清晰的认知，没有全盘接受曾国藩其人，也没有简单地对曾国藩进行片面、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

与曾国藩相比，毛泽东等人踏入了新的历史浪潮中，清朝覆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扎根，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封建体系的桎梏被冲开，政治立场等方面随之发生了转变。

总的来看，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晚年对曾国藩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源于思想、阅历的转变，曾国藩治学为人、带兵做事等方面有可取之处，这使得他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中饱受崇敬。

但曾国藩所捍卫的清朝封建统治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挽救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做法，成为违反历史进步的事实。

晚年的毛主席，不像青年时期那样常常提到曾国藩，但给曾国藩相对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从曾国藩身上的“复杂”性出发，肯定了他的能力，但也指出他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楼下少误人子弟，凡是进户部清点银库的人都是要脱光的，不过狡猾的小吏还是想出了办法，就是用肛门夹带，夹带的办法容易导致疾病，所以很多作弊的人都死的很早。这时候曾国藩应该是四品内阁侍讲学士，和户部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向尊奉程朱理学的他，不可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去脱光，还像个小吏一样去查点银库，一脱惊艳更是无稽。曾国藩一生从没在户部做过官，他是从礼部侍郎署理兵部侍郎，也就是相当于兵部侍郎的意思。五部大权是扯淡，都是小说家言，不必当真。

　　曾国藩高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他升官的诀窍在哪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信奉程朱理学，有自己心中的理想，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到朝廷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升官要分两个阶段看，道光时期和咸丰时期。

　　道光时期曾升官非常快速，38岁左右就做到了礼部侍郎。为什么道光帝这么提拔他？我认为与三个人分不开，道光，唐鉴，穆彰阿。

　　道光时期已经是清朝晚期，这个皇帝有点碌碌无为，但是又很重视家庭伦理观念，特别讲亲情，尊崇程朱理学，超级尊敬理学大师湖南人唐鉴，曾经一天内五次召唐进宫聊天。曾国藩就拜在老乡门下学习程朱理学，有一天皇帝看到曾国藩，就问他家里情况，曾国藩说起他爷爷还在世，皇帝一听很高兴，这不是福臣吗？道光帝对他印象非常好。

　　除了道光和唐外，穆彰阿这个人也对曾的仕途起了很大作用，穆当时是道光帝的首席大臣，军机领班大学士，权倾朝野，号为穆党。曾国藩当时考进士的时候，文章做的很朴实无华，老老实实的，大家都知道，文章要吹牛逼啊，那些状元榜眼进士，一个个口气比天还大，老曾就不显眼了，落榜了，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把文章拿给穆看，当时考试前后嘛，穆是负责这次考试的，曾就通过门路，文章拿到穆哪里，大学士一看，唉，说心坎里去了，为啥？穆彰阿和道光帝也是一样，有点碌碌无为，性格类似，其实他们三个性格都是很相近的，穆看到这篇老实的文章，有点土土的，“于我心有戚戚焉”，就选上了，“赐同进士出身”。（古代三榜，一等的叫进士及第，三个人，二等进士出身十几个人。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百十人。）曾国藩就这样成为穆的手下。一开始做翰林院官，给皇帝讲课，几年以后升内阁侍讲学士，是正四品的，然后就由以上的人和事，做到了侍郎。似乎三公，大学士不太远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道光帝去世，让曾的仕途升迁大受打击。

　　道光帝去世，咸丰即位，其实道光帝是准备把曾留给咸丰提拔的，因为道光年纪大了，提拔也没啥用，不如把好臣子留到新朝，但是咸丰即位并没有提拔曾，很快又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后边的事不罗嗦了。提醒下，1860年曾国藩攻占安徽首府安庆1年后，才被授予署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曾1838年考上进士，1848做到侍郎，十年七迁，1850年咸丰即位。然后1848到1860，12年未升一职，始终以兵部侍郎官衔和太平军作战。咸丰，慈禧宁可把尚书交给何桂清这样人，也不给曾升职，这样升官是快还是慢，可以说是超级慢了，后来曾平定太平天国，去和捻军作战，开办洋务，交出军权，在累迁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在咸丰朝，曾备受打击，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太平军作战，十几年如一日，这是他成功的关键，期间曾三次想自杀，绝非混混官。还是借用叶帅那句话：夹着尾巴做人，昂首挺胸做事。这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

原文：曾国藩懂得恩威并重的道理。他认为带兵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对待营中官兵，他常以父兄的身份向他们不厌其烦地谈为人处世的道理，言辞诚恳。

其实，带兵打仗就像带公司员工一起打拼事业一样，都需要读懂人心，权衡好各方利益，最后才能更好地驾驭人。

第一句话：用恩莫如仁，关键字——“仁”；

我们理解的“仁”是指仁爱、仁慈、善良，但是曾国藩认为这只是“小仁”，真正的“大仁”是如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稳，也要让别人站稳，自己要腾达，也要让别人腾达。

正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用恩莫如仁，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意思就是说：施与手下将领恩惠，做好的办法就是“仁”，就是自己要站稳，也要让别人站稳，自己要腾达，也要让别人腾达；对手手下士兵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儿子一样，经常真心希望他们成事立业，希望他们发达兴旺，并时不时推举他们一下，他们自然知道感恩。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悟透这个道理的，而是后面受到启发才大彻大悟的！

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喊出了“不贪钱，不怕死”的口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多人才都聚集在他名下。但后来，幕僚和将领都纷纷转投到了另一位湘军统帅胡林翼的府下，曾国藩很是不解。

一位幕僚赵烈文说：“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

曾国藩问：“那该怎么办？“

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即：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

曾国藩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武人给钱，文人给名，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氏幕府越来越壮大，人才济济，甚至发展到了“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的地步。

曾国藩用“仁”驾驭了人心，成全了他人，更是成全了他自己的功名富贵。

第二句话：用威莫如礼，关键字——“礼”；

下级对上级时，晚辈对长辈时，我们经常强调要讲礼仪和礼节。其实，上级对下级时，也要做到一个“礼”字，因为这个字便是驭人术的关键。

具体怎么操作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是这么说的：“用威莫如礼。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要想展示自己的威严，并让人尊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平等地以礼待人。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都不敢怠慢，态度安详舒泰却不骄傲；自己衣冠整齐，目不邪视，使人见了就让人生敬畏之心，威严而不凶猛吗；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一来，别人自然尊重你的威严。

作为一个领导，最忌讳做了什么而导致无“礼”呢？

诸葛亮在《将苑》中说：“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将领(或领导者)，不可以骄傲，目空一切，因为骄傲就会对下属丢失礼仪，不能以礼相待下属，就会导致人心背离，人心相背就会导致众叛亲离。

所以说，做了一个领导，首先要戒骄躁，做好“以礼待人”，礼贤下士，才能“以理服人”，继而很好的驾驭人心。

曾国藩总结的两句驾驭人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而关键两个字就是“仁”和“礼”。若能熟记于心，并活学活用，也可以在职场上轻松驾驭人心，无往而不利，人士通道，事业有成。

一代圣人曾国藩，不是出身就是圣人，而是在二十多岁看到和他一样考取功名的人后立志成为圣人，最后终老都是一只努力勤奋，每日反省，让人诚心佩服。

一、人生如此

从曾国藩的人生中，比他出身和资质聪慧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却可以最后获得如此之高的权利地位，而且心中还有信仰和坚定的理念，对事物的看法也如此通透，给我们传递的首先是，读书必须要静心下功夫，平静的心才能去处理和思考事情，对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是第一步；第二是面对挫折都会去解决和适应，天大的难事他都能挺过来，何况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第三是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在处理和面对事情，都会去自我反省，找到自己的问题，再去行动，这样坚持的能力到最后才是他完成精神世界的改变。

人生一生，短短几十年，陷入虚幻不自知，最后也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而自己迎难而上的人，在困难中善于自我反省，在磨难中自我锤炼，自我驱动，才能不负来到世间。

书籍如同良药，结合经历和实践把药效发挥出来，带给我们彻底的改变。

二、智慧流传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中入海。曾国藩自己用自己的身心立行做到了所说的这句话，每日的进步最后像他这样资质平凡的人变成圣人也是人生对我们的希望。

和光同尘，是曾国藩在官场失意后回家静思，同时在遭受功名利禄没有他的时候悟出来的道理，这也告诉我们像水一样，在任何环境里面可以学会去融入，也可以去生存，不过自己的本心是没有发生转变的。

从而我们也能明白，失败和问题才是给我们启发和对我们最大的财富，所以人生哪里还会有问题呢？处处都是机会。

结硬寨，打呆仗。让我们每走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去前行，不要想着什么都可以去学会，直接进行飞跃，而是稳中求进，步步高升。

三、悟

我们在面对问题上一定要去辩证思考问题，我们所看到的答案也许并非是呈现出来的样子，也有可能背后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所以看书看的也不是表明，而是能不能看到书背后的道理，然后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帮助我们更高效的去解决更多的系统问题。

面对困难，全部都是机会，迈不过就等于失去一个机会。

人的能力是可以刻意训练出来的，如记忆能力，通过不断把看过的事情进行回忆，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回忆能力；如果在回忆能力里面去归纳总结，就可以锻炼我们提取核心和总结的能力；记忆的增强永远也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掌握背后的规律，最后变得记忆力增强的。

自我反省，梳理自己的问题等于是在给自己升级。如查理芒格说的，在一件事情想成功，不是去掌握成功的方法，而是找到做这件事可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当错误都被规避，哪里会有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