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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认为去美国留学的儿童只有94个人回来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死在了美国，回不来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美国人的思想，不愿意回到腐败的清政府继续为清政府做事。当时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想要像西方先进的技术学习，学
我认为去美国留学的儿童只有94个人回来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死在了美国，回不来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美国人的思想，不愿意回到腐败的清政府继续为清政府做事。
当时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想要像西方先进的技术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是买他们的东西，是要学会怎么制造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才上奏慈禧太后，请求让中国的儿童去美国学习。慈禧太后当时也是非常犹豫的，因为怕他们学习了新的思想，就返回来推翻自己的清朝，但是，迫于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联名上奏，最终决定还是派他们出去。
但是他害怕这些儿童去了美国，被美国的思想洗脑了，就对清政府不管不顾了，所以他们要求他们留辫子，每天向清政府的方向朝拜，而且他们只能等清政府的任命。一边想让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思想，但是一边又给他灌输中国的旧思想，这其实是非常矛盾的，这也是后面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事实上，因为这些孩子被送去美国的时候，年龄非常小，小孩子接受新鲜的事物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即使有清政府向他们灌输忠君的思想，他们还是很容易的接受美国的这些新思想，新事物，就导致了他们不愿意再回到清朝。他们逐渐一步一步地摆脱清政府的控制，
1872年8月11日，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拍摄了下面这张集体照片。
随后，他们乘坐一艘轮船，从上海出发，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他们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度过15年的留学生涯。
他们就是清朝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一共30名。他们之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孩子，30多年后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一个叫蔡绍基的孩子，在20年后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同天津大学前身）。另外一名叫黄开甲的孩子，30多年后成为清朝优秀的外交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中国的权益……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朝一共向美国派送了4批留美幼童，共计120名。他们原本要在美国学习15年。可是，在1881年，他们即被召回中国。留美幼童回到中国后，活跃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仔细翻阅了留美幼童的名单，发现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于沿海地带。在第一批30名幼童中，有25名来自广东，3名来自江苏，1名来自福建，只有1名来自于内陆的山东济宁。
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留美幼童的待遇非常优厚：清朝承担他们赴美期间的所有费用，留美幼童回国后由清朝安排工作。招募留美幼童的条件也放宽到16岁以下，只要满足“样貌端正、家世清白、聪颖好学”等条件即可。可是，当清朝招募留美幼童的计划公布后，民间来响应和报名的家长寥寥无几。
在19世纪70年代的人们看来，一个孩子最好、最正经的成才之路，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步入仕途。当时的美国，在许多人眼里还是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家庭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家长，都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更别说一去就是15年。
多年以后，一名留美幼童回忆说：“在当时，到美国的旅程，好似到天涯海角一样，而一般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所有留美幼童的家长，都必须与清朝签订生死契约。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就签下了这份生死契约:“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美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我们现在看不懂，为什么清朝要与留美幼童的家长签订生死契约？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可以理解。
这是因为，派送留美幼童，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一群10来岁的孩子，在遥远的美国要生活和学习15年，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以预料。清朝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担保留美幼童在异国他乡平安无事地度过15年，直至归来。因此，清朝必须与留美幼童的家长签订生死契约，避免将来出事后发生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人愿意报名参与到美国留学。一是家里实在太过贫困，拿不出钱给孩子读书的家庭。二是沿海地带的家庭。
前者好理解，后者是由于沿海地带与海外交流较为频繁，对外界了解较多，知道美国并非“蛮荒之地”。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就是来自于广东香山。在容闳的示范和带到下，广东的家庭报名踊跃。在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中，光是广东香山的孩子就有13名，占据了三分之一强。
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人们就会谈起被誉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先入中学，后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业。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广州学习中文，后到香港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万里蹈海赴花旗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
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
。况且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1872年8月11日，这30名幼童由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住在美国人家里
为显示大清威仪，幼童们上岸时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特别是每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每到一处总是观者如云。
为了让初到美国的孩子们适应英语环境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容闳按照美方的建议，将孩子们分别安排在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
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
刚登上新大陆的小留学生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住在美国友人家里，西洋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有些美国家庭的女主人出于爱怜，经常一见面就抱起小留学生亲吻他们的脸颊。这让这些初到异国的小孩子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好些人吃不惯西餐，饿肚子在所难免。据说带队的清朝官员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孩子们偷吃光了。每当小留学生们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指着他们的小辫子高喊：“中国女孩子！”
这让中国的小留学生们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
在学习上，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既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中文。当时最让他们头痛的是每周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先生就会打屁股。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之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初来美国时的生活困难已经不复存在了，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时人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述了他在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情景：“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这些远离父母和家国的孩子们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还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美国化”严重，清政府将他们提前召回清政府中的一批人倡导办洋务，本身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挽救垂死的清王朝，其思想精髓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遣幼童赴美，是希望假外国人之手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科技知识，但骨子里满脑袋封建纲常礼教的卫道士。幼童留美的结果却与这一初衷大相径庭。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小孩子思想简单，非常容易“美国化”。到美几年之后，这些孩子们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只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当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有的幼童剪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由此对这批留美幼童政治上失去了信心。此外，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让清政府不能容忍。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
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自身也通晓英文，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8月21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3批启程回国。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可能很难想象留学这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被视为“耻辱”。去国外进修，原本应该是学习新知识的好机会，可晚清时期清政府招留学生，居然还发生过招不满名额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晚清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不要说是大臣，就连皇帝也开始思考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挽救危机。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渐渐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心人物。而洋务派也在朝中掌握实权，迫切需要新式人才为其服务。
就在1872年至1875年间，经过慈禧太后的认可，清政府陆续派出了4批幼童合计120人赴美留学。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按理说这个身份应该有很多人羡慕才对，然而尴尬的是，封建社会专制荼毒太厉害，不少富贵人家还是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耻笑出洋留学。
负责这项事务的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有“留学生之父”之称的容闳，他曾经在上海招收留美幼童，无奈招收第一批的时候，由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很多父母不愿意送子女来，原定的30名留学幼童名额让他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凑齐人。
不管怎么说，“留美幼童”翻开了我国近代留学的新篇章。只是作为第一批外出“吃螃蟹的人”，他们要接受的挑战实在太多太多。派出去的120个孩子，最终只回来了94人，而且还是提前召回来的，这其中又有什么曲折情节呢？
原来，这些孩子出国时的年龄非常小，平均只有12岁，连汉文都没学习完全。按照清政府的设想，送他们去留学，是为了让他们在保留尊奉清廷思想的前提下，把西方的知识技术带回本国来，然后为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
清政府还让这批孩子签下了“免责文书”：“……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可是让慈溪太后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批孩子刚到美国就因为头上的那条辫子引发众人围观，这让他们感到难堪不已。
而且他们吃不惯西餐，连负责监管他们的随行官员带的腌黄瓜，都被这些孩子偷吃了；学习压力又重，他们既要学汉文又要学英文，学不好就免不了挨板子；时间一长，孩子们终于适应了繁重学习，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国外自由开放的环境，让他们接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平等人权文化。他们越来越厌恶传统的四书五经，有人偷偷剪掉了辫子；有人跟着寄宿家庭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还有人与外国女孩谈起了恋爱、以及组建球队与外国男孩比赛等。
这样的“反叛”让他们感到新奇又兴奋，但这些却是清政府万万不能接受的。原定的留学计划有15年，为了不让这些孩子彻底“西化”，清政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1881年，这些已经在异国学习八九年的孩子被强迫召回了国内。
但是，回来的只有94人，还有26人去哪了？原来，早在留学初期，负责的清朝官员就已经把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守纪律”的孩子送回了国；另外，由于留学的压力大，一些孩子没能熬过去，客死异乡，比如15岁就考上美国大学、与詹天佑关系极好的神童潘铭钟。
还有一些是想办法对抗清政府高压，坚持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比如容闳的族弟容揆。基于这三点原因，120个孩子没有齐刷刷被召回国，而回到国内的孩子，也被清政府关了一段时间禁闭，随后被胡乱安排工作，比如詹天佑学的是工程，却被派去教英语。
虽然这段被迫中止的留学历史看起来很荒唐，但这些孩子毕竟在国外待了多年，学到了先进的知识，回国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投身铁路建设、矿业以及教育事业等，利用自己所学的东西造福故土，他们中走出了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走出了一大批历史名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