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画论《古画品录》提出的绘画要旨"六法"是指
导读：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管锥编》第四卷）“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汉人重气，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王充《论衡，·气寿》），曹丕以“气”人于文学批评，提出“文以气为

一、气韵生动；

二、骨法用笔；

三、应物象形；

四、随类赋彩；

五、经营位置；

六、传移模写”。（《管锥编》第四卷）

“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汉人重气，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王充《论衡，·气寿》），曹丕以“气”人于文学批评，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晋人多以“韵”品藻人物；“气”“韵”相合为一词，当指人的生命力与智慧、才情的统一。

而“生动”之说，可远溯《易传》“生生之谓易”，又承汉人“气生万物”之论。生命哲学用于艺术，“气韵生动”当是指人的生命、精神、学识、风度等，应表现在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之中。

这种既重精神风韵，重姿态动作的观点，继承了顾恺之传神写照“论，但又与顾氏忘“形”得“神”异，是对传神论的发展。

“六法”之二是“骨法用笔”。“骨法”源古代面相术，指人的骨体相貌，魏晋品藻人物，常有带“骨”字的评语，认为“骨”人的形体、精神、人品都相关。顾恺之将“骨法”引入绘画，使之成为“以形写神”的基础。

谢赫所说“骨法”，继承了顾恺之所论，但在评张墨、荀勗时又有“但取精灵，遗其骨法”之说，使“骨法”失去神圣意义而趋于世俗。

《画品》将“骨法”与“用笔”相联系，既明确了中国绘画与书法密切相关，又指出了线条是造型的基础。传为卫夫人作的《笔阵图》说：“善笔力者多骨。”“骨法用笔”之说当对此有汲取。综观谢赫对各画家的评论，是要求用笔有骨力，要创新，且“气韵生动”当凭借“骨法用笔”。

“六法”当以“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最为重要。其余四法属具体技巧：“应物象形”指按物象面貌来表现，不能臆造，“随类赋彩”指据不同对象表现各自的色彩，“经营位置”指精心构图、巧妙设计，“传移模写”指临摹技巧。

“六法”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宋郭若虚推尊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可以认为，《画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绘画理论批评著作。

对“六法”首作逐条转述的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自此而至清代，皆作四字一句连读，近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始作二、二断开，钱钟书亦认为四字相连失读（参见《管锥编》第189则），对此，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辨析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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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然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广其源，但传出自神仙，莫之闻见也。

第一品（五人）

陆探微。事五代宋明帝，吴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

曹不兴。五代吴时事孙权，吴兴人。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

卫协。五代晋时。占画之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说备形妙，颇得壮气。陵跨群雄，旷代绝笔。

张墨、荀朂。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高腴，可谓微妙也。

第二品（三人）

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如包牺始更卦体，史籀初改书法。常结构层楼，以为画所。风雨炎燠之时，故不操笔；天和气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楼去梯，妻子罕见。画蝉雀，骏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竞矣。

陆绥。体韵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传世盖少，所谓希见卷轴，故为宝也。

袁蒨。比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但志守师法，更无新意。虽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

第三品（九人）

姚昙度。画有逸方，巧变锋出，（鬼音）魁神鬼，皆能绝妙。奇正咸宜，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虽纤微长短，往往失之。而舆皂之中，莫与为匹。岂直栋梁萧艾可搪突玙璠者哉！

顾恺之。五代晋时晋陵无锡人，字长康，小字虎头。除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

毛惠远。画体周赡，无适弗该，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块然未尽。其善神鬼及马，泥滞于体，颇有拙也。

夏瞻。虽气力不足，而精彩有余。擅名远代，事非虚矣。

戴逵。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以后，实为领袖。及乎子颙能继其美。

江僧宝。斟酌袁陆，亲渐朱蓝。用笔骨梗，甚有师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长也。

吴暕。体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当年，有声京洛。

张则。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景多触目，谢题徐落云此二人后不得预焉。

陆杲。体致不凡，跨迈流俗。时有合作，往往出人点画之间。动流恢复，传于后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征本性。流液之素，难效其功。

第四品（五人）

蘧道愍、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人马分数，毫厘不失。别体之妙，亦为入神。

顾宝先。全法陆家，事之宗禀，方之袁蒨，可谓小巫。

王微、史道硕。五代晋时。并师荀、卫，各体善能。然王得其细，史传其真。细而论之，景玄为劣。

第五品（三人）

刘顼。用意绵密，画体简细，而笔迹困弱，形制单省。其于所长，妇人为最。但纤细过度，翻更失真。然观察祥审，甚得姿态。

晋明帝。讳绍，元帝长子，师王廙。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

刘绍祖。善于传写，不闲其思。至于雀鼠，笔迹历落，往往出群。时人为之语，号曰“移画”，然述而不作，非画所先。

第六品（二人）

宋炳。炳明于六法，迄无适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损益，迹非准的，意足师仿。

丁光。虽擅名蝉雀，而笔迹轻羸。非不精谨，乏于生气。

-古画品录

文/敏娜  图/朱宏

此文已发表于《东方文化周刊》2019年

        与苏州博物馆门口长年排成长龙的队伍和馆内川流不息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位于潘儒巷31号敦睦园主楼二楼的苏博“书画装裱修复工作室”，仿佛与世隔绝，异常安静。工作室所在的王氏惇裕义庄旧址，初为王鏊后人所建。从堂前的砖雕门楼落款可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踩着涂着醇红漆的木地板走上二楼,82岁的范广畴老先生正趴在装裱台上,专心修复一幅古画。这是一幅苏博馆藏明清绢本花卉，范广畴正在补绢，眼前一小缕一小缕的，是范广畴老师多年搜集的明清时期的古绢，他经常把自己家里所藏的材料拿来修复。懂书画修复的人，懂的这样的修复材料何其珍贵。正是有了像范广畴这样的书画修复师，世人才得以看到古代书画万劫不毁之美。在这里还延续着最传统的师徒传承关系，有个40岁的小师弟，就喊着一个30岁左右但是先行拜师学艺的同门叫师姐。范广畴从1953年进入马荷荪先生装池迎文斋算起，到今天，时间已整整过去65年。

实用为本

      中国的工艺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与人们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其最大的属性，是实用。为实用服务，是工艺的根本。生活中我们离不开工艺，书画也离不开装裱，中国书画的材料主要是绫绢及宣纸，质地又薄又软，一旦着墨上色后往往褶皱不平，为便于收藏，必须进行加厚加固，书画装裱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收藏绘画的要求，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画，书画装裱有了很大发展。史书记载，日本使臣来我国学习装裱，唐太宗亲命张彦远面授技艺，装裱由此流传日本。“宋式裱”是宋徽宗内府收藏书画的一种装裱形制，是装裱史上的最高峰，历唐至宋，书画装裱进入鼎盛时期，到明清时期，书画装裱达到最高峰，装裱技艺也从宫廷扩展至民间，“苏裱”开始兴起。明清，吴地经济发达，出现大批文人鉴藏家，他们对作品的装潢十分讲究，与装裱师的交流探讨频繁，苏裱逐渐定型，形成了卷轴平挺柔软，装制妥贴，整体格调清雅洁净，讲究色彩搭配，图案花纹力求与书画作品协调的特色。周嘉胄《装潢志》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清钱泳著，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卷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3页）2011年，苏裱被纳入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是我国宝贵的艺术遗产。

情定嘉余

      苏裱技艺博大精深，范广畴能悠游其中，离不开他几十载痴迷热爱和艰辛努力。谈起和苏裱结缘,范广畴永远难忘放学路上的惊鸿一瞥。嘉余坊，是苏州一条古街巷,系宋前古坊,范广畴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次，他发现有家裱画店里一位先生在摆弄一张残缺的仕女画。过了几天，范广畴再次路过，发现残破的人物画已经完整无缺，熠熠生辉，范广畴暗暗惊叹，佩服不已。后来，他才知道，他遇见的就是苏裱大家谢根宝。学艺之初，范广畴从给谢师傅端茶倒水，打扫店铺，采买东西等粗活干起。三年学徒，三年学艺，三年谢师，范广畴肯吃苦，人勤奋，待人诚恳。谢根宝倾囊相授。范广畴也难以忘记曹颂清、唐文兵、纪国钧、王良生等名家的耐心指点。曹颂清合扇面一流，名家之扇，一两黄金合一扇面。他也不曾忘记为张大千装裱书画的连海泉和马秉辉老师，这两位是名家夏品山高足。李永桢先生修复古画有绝技。南方冬天，又湿又冷，范广畴一个人打6个人的浆糊，主动帮其他师傅做零活，深夜还在装裱室，细细品味老师白天的工作，观察进度，不断反思，细心揣摩。学手艺最好的办法是操作，为了有更多的机会配合老师，范广畴苦练左手，这样他就可以帮助老师在裱台对面同步协助，老师傅非常满意，经常叫他帮忙。慢慢的，范广畴做的多，老师傅们也教的多。他善于钻研，举一反三，提高效率，学艺越来越精了。（参见《治画记忆——苏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范广畴谈艺录》，苏州博物馆编，文汇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20页）

398片拼成石涛《梅花图》

    上世纪60年代，南京军区副政委张加洛将军为了修复家传古画来苏寻访名家。在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陪同下找到谢根宝。见多识广的谢根宝小心翼翼的打开包着古画的报纸，众人围上来一看，沉吟半晌，不出一语……原来，由于时间久远，保管不善，古画已经碎成了398片，稍顷，有几位高手轻轻地走开了。来苏之前，张将军寻访全国名家都被打了回票，抱着最后再试一试的念头，来到苏州。见没有人回应，在角落里一直没有吭声的范广畴轻轻说：“师傅，我看此画多花点功夫是可以修复的。”谢根宝拉起爱徒，走到一边，“这幅画碎成这样，你有把握吗？修不好怎么向两位领导交代啊。”范广畴胸有成竹的点点头，“我既然敢接，就一定能修好。”见徒弟如此笃定，谢根宝答应了张将军。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时间上不能急。二是请名师接笔和题跋。谢根宝将画全部交给范广畴。范广畴接了任务，细细观察，循迹而行，经过半年多的反复细排，揭洗、配比，形制逐步显现。吴湖帆入室弟子徐绍青接笔，又经施仁补好题诗落款，八个月后，水墨淋漓的《梅花图》宛若重生，那一年范广畴还不满30岁。

无文不远

      好的装裱师，不仅要有扎实的技艺，更要有深厚的艺术鉴赏和书画水平。范广畴深知，在文化基础知识上有所欠缺。他订阅《中国文物报》《故宫院刊》《书法》《收藏家》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家里一半的空间堆满了多年来订阅的报刊杂志。另一方面，学习绘画，提升涵养。当时很多书画家会请范广畴裱画，其中，有张继馨、吴养木等大家，他抓住机会当面请教。范广畴还经常去看张大壮画画，一边看，一边领悟和感受。此外，范广畴报名夜校，学习画画。当时，著名人物画家刘振夏在夜校教素描，书画家施仁教国画，班主任是张继馨。范广畴还来到苏州工美学院进修，学习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沉下心来的努力学习让他眼界开阔，审美提升，对书画的精妙更有领悟。

为王季迁修复书画

      苏州人王季迁集收藏家、画家及学者于一身，旅居纽约，收藏之富，为华人魁首。书画市场上有“一入王门，价格三倍”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王季迁有一批古书画需要重裱修复，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经友人介绍，认识了范广畴。看了一些资料后，王季迁认定这批珍贵书画的装裱，非范广畴莫属。于是，寄了不少画作的照片，包括宋元册页、明朝山水扇面、明四家唐寅、八大山人、倪瓒等作品。范广畴心动了，可以修复这么多文物，范广畴受邀赴美。一年间，范广畴修复了大量的珍贵字画。王季迁的收藏，俨然一部中国美术史的缩影，像唐寅、陆治、蔡羽这些人为王鏊所画的画，在王家代代相传。修复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正式操作前，王季迁会与范广畴反复探讨交流。装裱过程书画鉴赏的知识也大增，从纸张，从绘画语言、审美和经营布局上，能分辨出古今区别，把握真伪。

享誉海外

      所谓“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长年接触古书画作品，范广畴在实践中逐渐炼就了不凡的书画鉴别本领，对各个朝代的古纸、古绢颇有研究。在美期间，鉴定了一幅刘定之的装裱作品。刘定之是书画装裱大家，一直以来，吴湖帆的重要收藏装裱多出自刘定之之手，起初在苏州开装池，后搬到上海，闻名沪上，有“装潢圣手”之誉。谢根宝就曾经在刘定之的工作室工作过。因为这样的情结，范广畴特别想看看刘定之的作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黄山谷》的手卷，一直传说是刘定之所装裱，但就是找不到实据。凭着多年经验，范广畴在手卷上找到了一枚刻着“刘定之”的朱文小印。见多识广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人员，投来钦佩的目光。赴美一年，范广畴以精湛的技艺，得到美国学者、艺术家的称赞，给予“高超艺术人才”的称誉。其高超的修复理念与技术，征服了世界知名博物馆的当家人，当时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纷纷抛来橄榄枝，均被范广畴一一婉拒。

人品高于作品

      上世纪60年代，汪亮委托范广畴合一幅山水扇面。作品完成了，汪亮却杳无音信。扇面作者张大壮，是章太炎之外甥，作品精雅秀丽。半个世纪过去了，找不到汪亮，还不了作品，成了范广畴一桩心病，他多方打听，终于见到了拄着拐杖的旧友，完美而用心的完成了托付，把扇面交给了他。当得知，汪亮身边没有师父唐云的画了，范广畴当即拿出唐云荷花图相赠。物欲横流的今天，归还50年前所托作品已是仁义至极，还把珍藏的花鸟画送人，身边的人说他傻，“唐云的画标价已经到了六位数，您就这么送人了？”“扇面是托付我装裱的，归还理所应当,汪亮所藏老师唐云的画丢失了，我给他一张正好可以让他遂了心愿，他是唐云的学生，学生怎能没有老师的画呢。”不熟悉范老的人肯定想，范老肯定富裕的不得了，否则怎会如此大方。事实上范广畴家境普通，工资的一大半用在了买书订阅报刊上，一套80多个平方的老公房里，装裱工作室占了一个最大的房间，家里连一个像样的书柜都没有，目光所及，全部是各种书画方面的报刊书籍，为了送心爱的小孙女出国深造，范广畴卖掉了自己的老宅。台北凤甲美术馆创始人邱再兴是范广畴好友，知其要去美国，托人捎给他一千美金备用。一年后范广畴回国，把钱从银行里提取，连本带息还给了邱再兴。范广畴，以高超技艺，谦虚之心，至诚之德，在苏裱领域被称为大家。

钟情苏博

掌握“苏裱”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像范广畴这样造诣精深，人格高尚的大师更是凤毛麟角。深知苏裱对于名画修复的重要，苏博两任掌门人张欣、陈瑞近邀请退休在家的范广畴主持苏博的书画修复工作。拒绝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聘请，谢绝了日本轻工局的相邀，范广畴被年轻的苏博掌门人打动了。2008年，范广畴来到苏博，十年间，他和弟子一起累计为苏博装裱修复了400多件馆藏书画。2018年，在“吴装妙技一脉传承”苏裱修复技艺展上，82岁的范广畴和徒弟，姚瑶、王嫣妮、张华等展示了修复的作品。自古以来，装裱修复师是幕后英雄，籍籍无名，但凡留下来的，都是汲古开今，成就卓越的大家。长年累月的埋头工作，范广畴没被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搅动，外界对他评价很高，他还不适应，常对学生说，“再冷门的技术，专心做，也肯定能走出一条路来。”老人现在最大的牵挂，就是苏裱技艺的传承，年岁的增大，老先生腿脚也大不如以往，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依然保持着一颗宝贵的赤子之心，不为利益，仅为传承，“万一哪一天我走了，我手里的技术，可不能消失啊。”在命运辗转浮沉的岁月里，老先生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担当，让人产生深深的敬意。

重阳节贺卡插画

重阳节是指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的日子。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佩插茱萸、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等内涵，于重阳之日享宴高会，感恩敬老。

重阳节的传统习俗重阳节与三月初三日的“踏春”相似，都是全家外出，在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等等。

1、重阳登高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秋天到了，冷空气南下，雨水减少，天气晴朗。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气温既不寒冷，也是炎热，正好适合出游。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强身健体、祛除百病的目的。古人很早就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比如唐代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写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们南京地区也有一句俗话叫“春牛首，秋栖霞”，就是指春天要去牛首山踏青，秋天要去栖霞山登高。

2、吃重阳糕重阳糕，也叫“花糕”、“菊糕”、“发糕”等，为重阳节的传统食品。糕上还要插五色小彩旗，糕上印两只羊，取“重阳”的意思。有的地方在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放儿女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还有的地方，祝寿回礼就要送糕，也取了高寿和步步高之意。

内容很多，看你愿不愿意看了：

古字画的鉴别

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隋、唐、五代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摹《兰亭序》、杜牧书《张好好诗》，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无不如此。北宋以后则急剧减少，但北方辽金的经纸还用麻料。以后用麻纸作书画的则几乎没有。隋、唐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同时又随着手工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精细的佳作。此种质料亦发暗无光，仅比麻纸稍亮一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还有用桑树皮造的纸，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为扁片形。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以后，树皮纸产于全国。竹料的造纸用于书画始于北宋。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不采用。竹料造纸其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或硬刺形，转角外也见棱角。北宋中期后，造书画纸的原料已无不具备，因而从此就不易以纸质来区别时代的前后了。

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其它一些证据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