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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书，此处指国家的法定用字。元·揭傒斯《题邹福诗后》：“余在阁中时，福又从林希颜学国书。”清·魏源《圣武记·卷一》：“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不用蒙古、汉字。”元朝为蒙古文字，清朝为满文字。 十二乌朱，指满文字的十二个字头。乌朱，满语，头。十
国书，此处指国家的法定用字。元·揭傒斯《题邹福诗后》：“余在阁中时，福又从林希颜学国书。”清·魏源《圣武记·卷一》：“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不用蒙古、汉字。”元朝为蒙古文字，清朝为满文字。
十二乌朱，指满文字的十二个字头。乌朱，满语，头。十二乌朱，即十二字头。满文的拼写规则。也是十二个基本发音。
邹升恒，（1675年—1742年），原名登恒，殿试后改名，字泰和、太和，号慎斋。江南无锡人。康熙丁酉科顺天乡试南卷第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科进士，选庶吉士，馆试第一，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任河南学政。授中议大夫。著有《借柳轩诗》。
和雅，温和文雅。《宋书·殷琰传》：“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旧唐书·文苑传中·贺知章》：“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
印文，释义：1、图章上或印迹上的文字；2、盖有公章的文件。《清会典事例·大理寺·会覈》：“凡应会三法司画题事件，刑部将稿面钤盖司印，注明缘由……用印文移送法司衙门画题，限十日内亦用印文送回。”
宪台，释义：官署名。汉称御史所居官署为宪台。唐龙朔二年（662年），改御史台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年）冬复旧称。御史官职的通称。后亦用为地方官吏对知府以上长官的尊称。
闲言碎语
阅读本条诗话，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十二乌朱”为何意思？感觉像外来语言的音译，想到了大名鼎鼎的金兀术。查了查资料，金兀术，乃汉人在评书里给人家起的名字，正确的名字是“完颜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zhú)、乌珠、斡出、晃斡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但没有“乌朱”之说。经请教群友，有高人提示，是不是与满族有关。此语一出，顿开茅塞。袁枚中进士后，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课程主要政务与满文。而邹升恒时任翰林院编修，应该是给袁枚上过课的老师。散馆时，袁枚因为满文考试不合格而未能选入翰林，外放知县。是不是因此故意把这位老师的养猫轶闻记录入书，我们就不妄测了。
邹升恒，出生于无锡望族。啥叫望族？啥叫书香门第？看看他家的家世，就知道了。人家这家世，颇令我等普通人家汗颜。
自明万历二年（1574年)邹氏家族考取第一个进士邹迪光开始，接着其兄邹龙光于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和其二兄邹同光称“邹氏三光”。邹龙光孙邹式金中进士、与弟邹兑金同为为著名戏剧家。入清后，邹兑金子邹忠倚考中顺治九年（1652 年）状元。邹忠倚孙邹升恒考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孙邹士随、邹一桂同榜考中雍正五年（1727 年）进士，邹一桂为著名画家。邹升恒孙邹奕孝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探花。邹氏一门八世八进士，且有状元、探花、传胪（二甲第一名进士）的累世鼎甲。至清末科举停办止，邹氏家族共有进士20名。邹氏后辈邹鸣鹤、邹炳泰，皆为晚清重臣。近现代家族著名人物有：实业家邹颂丹，经济学家邹依仁，昆虫学家邹钟琳，中医学家邹云翔，院士邹承鲁。呵呵，不说了，都是别人家的事情，我辈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
诗话里记载了邹升恒爱猫的故事。“每宴客，召猫与儿孙侧坐，赐孙肉一片，必赐猫一片，曰：‘必均，毋相夺也。’”情形十分有趣，不知道这个孙儿是不是后来于乾隆二十二年高中探花的邹奕孝。倘如是，这位探花应该不会忘记了这段与猫同食的童年经历。当然，邹升恒也没有白疼这个孙子，邹奕孝后来官至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正因为有这个孙子的官职与奏请，朝廷才会给邹升恒诰赠荣禄大夫。虽然这已经是邹升恒的身后荣誉，但其坟茔、祭祀等都可以使用从二品官员的等级，这也是享了后辈的福了。
袁枚还说了邹升恒在河南商丘的官署走失了一只猫，严令地方官员四处找寻。地方某县令“苦其烦，用印文详报云：‘卑职遣干役四人，挨民家搜捕，至今逾限，宪猫不得。’”哈哈哈……这个县令估计也是烦到了极点，所以故意用公文形式加盖公章正式上报本县找猫情况，还故意将猫尊称为“宪猫”。要知道，在清代官场上，只有知府以上的官员才会被尊称为“宪台”，“宪猫”之说犹如“地厅级猫”，不能不让人忍俊不禁。不过，以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这位县官也是欺负邹升恒是个“学政”，相当于分管教育的副省长，且属于中央下派的挂职干部，对其升迁去留、民刑粮赋没有制约，所以才出此恶作剧的。倘若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之类的官员，恐怕不敢如此作为。
为啥我说以我个人的经历可以这样判断？我在三十多岁时，任职某军区机关，某日，一位相熟的老乡突然从大院警卫营的连长职位平职调郊区某部。我觉得奇怪，询问其调动原因，老乡很伤感地告诉我：某首长家的一条狗走失了。上级命令必须找回。带着战士找了两天，渺无踪迹。首长把我单位领导找去一通训斥，还上纲上线的说，一个连的兵力，连个狗都看不住、找不着，大院的安全工作怎么能有保障？这狗要是个特务怎么办？不是让他从我们眼皮子下面逃走了吗？这样的人在这里当警卫连长能让我们放心吗？我单位领导压力很大，只得把我调出来，免得让首长看见我再发脾气。听完这席话，我们相对无语。古语有云：“宰相家人七品官。”在这个狗命比人贵的年代里，有“地厅狗”、“宪台猫”，当是与时俱进的表现。过了一会，我站起来，拍拍老乡的肩膀，大声说：“走，我请你吃狗肉去！”
附：清·宋照《白云寺阁次壁间张使君韵》：白云小阁与云平，开阁莹然眼界清。 飞鸟没边孤塔见，乱山缺处夕阳明。 僧投远寺烟中去，筏下空江镜里行。林外声声啼布谷，青郊应及试春耕。
宋照，清江苏长洲人，字谨涵，号喜墨。康熙五十七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以撰文忤旨放还，归后杜门著书不缀。乾隆初，举鸿博，部议不准试，荐入《三礼》馆，以劳卒。有《礼经汇解》、《史闲》、《息轩杂文》。
左君弼
初为南方弥勒教主彭莹玉门徒。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他聚众数千人响应。莹玉牺牲后，其独占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行省首领。1363年，张士诚攻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他出兵相助，朱元璋诈称是左君弼让他来接小明王，骗出小明王韩林儿。次年朱元璋攻庐州，左君弼据守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368年(太祖洪武元年)降明。曾任广西卫指挥佥事等职。
左君弼事迹左君弼是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天完政权汴梁行省的首脑。他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期间，长期独守泸州（今安徽合肥），是江淮地区很有影响的人物。
彭莹玉的门徒左君弼，庐州人，他和赵普胜、李普胜等都是元末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也都是南方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的门徒。
彭莹玉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与其徒周子旺起义于袁州（今江西宜春），事败，其妻、子及子旺均被元军所杀，他逃匿淮西民家，继续从事秘密传教和组织武装起义活动，所以，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他的门徒已遍布江淮地区了。
莹玉早期的门徒多以“普”字命名，如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左君弼入教较晚，故未以“普”子命名。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三二《左君弼传》载：
“左君弼，泸州人。元季壬辰（1352年），群雄倡乱，君弼党于彭祖，聚众数千。”
可见，左君弼追随彭莹玉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的事。赵普胜、李普胜等则很早就追随彭莹玉了。左与赵、李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还得从左君弼入教以前开始说起。左君弼的父亲左武字继之，行十七袭千户，诰封将军（五品以上的官员称为诰封）子三君美、君弼、君辅，（老大君美扑鱼为业，老二君弼、老三君辅，随父亲军中效命）（常州左氏家谱记载）当年左君弼随父亲镇压过红巾军巢湖双刀赵与李扒头。后来左君弼经过彭莹玉的多次规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聚众起义。加入了彭莹玉的红巾军。但赵、李二人始终对以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左君弼加入红巾军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素相仇”也是以上原因所致。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蕲黄起义爆发后，彭莹玉在淮西的门徒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李普胜据无为，赵普胜据含山，俱称“彭祖家”，看来他们是彭莹玉的嫡系；左君弼据庐州，亦归彭领导。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
既是“素相仇”，恐怕应追溯到君弼起兵前后了。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与赵、李分裂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彭莹玉牺牲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十二月。元军占领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南方红巾军处境极为不利。淮西各支起义军亦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严重的分裂局面出现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普胜退居黄墩，与李普胜等结水寨于巢湖；左君弼独据庐州。双方分据南北，本无纠葛，但朱元璋垂涎巢湖水师已久，彭莹玉死后，朱元璋策反了廖永安等人，一起密谋嫁祸左君弼并吞巢湖水师，于是引起兵戎相见，迫使巢湖水师南下，最后出现分裂。何乔元：《名山藏廖永安传》记述甚详：
“元杀彭祖，……[廖]永坚往仕汉（当为天完——引者），[廖]永安则与其弟永忠、县人双刀赵、俞廷玉、玉子通海、赵伯仲、仲弟庸、合肥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桑世杰、含人华高，以战船千余结水军屯巢湖捍盗。庐人左君弼者，亦故为彭祖将，以书招永安，永安等不从，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数不胜，乃使韩成持书见高帝（即朱元璋——引者）和阳，愿以舟归。”
是时巢湖水师以赵普胜为首，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张德胜等皆其部属，故《洞庭集》《大明初略二》将此事系于赵、李之下：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而赵、李视君弼兵颇弱，为君弼所扼湖中，其势无所恃，于是遣使欲以舟师来降，使者三至，上（即朱元璋——引者）乃亲往。”
朱元璋又嫁祸赵、李二人要杀害与他，说是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等告密，李普胜被朱元璋所杀，赵普胜逃归天完，仍据含山，廖永安等降元璋，巢湖水师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彭莹玉所辖淮西各支起义军，本已素不相和，彭牺牲后即各据南北，被朱元璋策反瓦解，最后又引起水师分裂。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主要责任在朱元璋为自己私利，杀害同门红巾军。
天完汴梁行省首脑左君弼既曾“党于彭祖”，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天完政权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河南开封）。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天完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彭祖”，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天完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天完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忻都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左君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垅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河南淮阳）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归附明朝朱元璋致书左君弼后，还慷慨地送其母去陈州。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徐达率兵北伐，平定山东后，西指汴、洛，左君弼终于迫降了。《明太祖实录》卷二七载：
“洪武元年二月，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闻达至，召君弼谓曰：‘公与南朝数接战，熟其阵势，今授公以具，公前与战，我从后乘之，何如？’君弼偿感上归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势辄胆落，不能战，故投奔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令。’克彝无如之何，乃夜驱军民遁入河南（今河南洛阳）。于是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
左君弼降明后，受令为广西卫指挥佥事，曾率军镇压过广西左江上思州僮族黄英杰、黄英览起义，后来长期驻守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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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以善于断案而著称的名臣，比如武则天时期的狄仁杰，宋仁宗时期的包拯，他们的故事流传至今，无论是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还是在现代的**电视中，都流传甚广。其实，在明太祖朱棣时期，大明王朝也存在过这么一位断案如神的大臣，他的名字叫做周新。 电视剧《大明按察使》剧照 一、职场起步 周新生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广东南海人，自幼聪颖过人、勤学好问，从而以地方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的身份，入读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毕业后到大理寺工作，担任评事一职。大理寺相当于当时的最高法院，而评事是一个七品的官职，主要负责案件审理。可见，周新的职场生涯就是从一名法官开始的。 在大理寺的工作，周新可谓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上他本身扎实的法律功底、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很快就做出了一些成绩，获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周新从大理寺评事改任都察院监察御史。这是一个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的部门，跟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差不多，把周新放在这个位置上，也看得出朱棣对周新的信任。 事实上，作为皇帝的朱棣与周新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份超脱一般君臣的关系，虽然后来朱棣还是听信了谗言杀了周新，但这却是后话了。当时周新原本不叫这个名，本名是周志新，因为他又字日新，朱棣叫着叫着，索性叫他「 ”新”，而周新直接就以新为名，志新为字，君臣二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明成祖朱棣 二、任职监察御史 在明代，监察御史的职责不仅是监督百官，也要巡视地方，检查案件审理情况，纠正不合礼仪的行为等等。 在监察御史的任上，周新的为官之道、为人之德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敢说真话，面对那些不合规矩甚至违法乱纪的事，无论涉及到谁，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权贵，他都敢弹劾，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近乎不近人情，因此，时人称他为「 ”冷面寒铁”。 也是由于这个称号，当时京城里的大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只需说一声「 ”周新来了”，前一刻还在哭哭啼啼的小孩们马上就能消停下来，有的胆小的小孩甚至吓得要藏起来，史书记载「 ”辄皆奔匿”。 有一次，周新被派往福建巡视，当时的福建武将们不讲究礼仪规矩，常常对文官大声呵斥、不讲道理，即使有些文官的级别比武将的还要高，但真是「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周新到福建后，对这一现象略有所闻，甚至连自己还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他下定决定要整治下这种现象，不然任由武将们这样不守规矩，说轻了文官们不好开展工作，说重了武将们手握兵权，要是不敲打敲打，搞不好还有犯上作乱的可能。 于是，周新向皇帝上书，奏请都、司、卫、所不得凌驾于府、州、县之上，同等官阶的各级文武官员相见时都须用平等的礼节，并向皇帝详细论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皇帝批准了周新的建议，自此，武将们的霸道收敛了许多，文官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明十三陵之长陵 三、升任按察使 不久后，周新升为云南按察使，但还没赴云南上任，又被改为浙江按察使。在明代，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为一省司法长官，掌一省刑名按劾，与布政使、都指挥使分掌一省的民政、司法、军事，合称三司，可谓位高权重。 赴任浙江时，周新刚一进入浙江境内，只见自己自己乘坐的马车的马头被一大群飞虫围绕。周新凭借自己多年断案的经验，觉得此事却有蹊跷，不是一般的飞虫，于是循着飞虫飞过的路线，果然，在灌木丛中发现一具死尸，尸体上还挂着一个木制的方印。 周新小心翼翼取下木印，仔细一看，才知这是死者的印信，原来死者是个布商。有了这个线索，周新心想，案发处乃是荒郊野岭，一个布商横尸此处，而身边又无布匹，想必是运送布匹经过此处，不想被强盗杀人越货。 这是这个初步判断，周新于是让人到附近市镇购买布匹，但凡看到布匹上的印文同死者身上所系的木印相吻合，就立即将贩布人逮来审问。果然，杀害布商的强盗听说有人正在收购布匹，于是拿着抢来的布匹「 ”自投罗网”，周新经审讯，这几个的确是杀害布商的凶手。 到任浙江后，有一天，周新正在书房办公，一阵旋风吹来一片树叶，正好落在他的书案上。乍一看，这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周新正准备扔出窗外之时，突然发现这片树叶并非窗前这颗树上的，甚至周围的树上也没有这种树叶。他马上叫来熟悉当地情况的侍从，侍从一看，这种树叶只在城郊的一座寺院中才有。 周新顿时觉得此事不简单，他马上带领衙役赶到了城郊的寺院，经过一番查找、比对，果然在寺中发现了这颗树。周新细细打量眼前这颗大树，突然灵光一现，命人将树根的土挖开，不一会，竟然挖出一具女尸。经过一番审问，确是寺中一僧人杀人埋尸。 还有一个商人出差回家，由于赶夜路怕遇到劫匪，于是就把身上所带的金银藏在了荒林中一座荒废的祠堂墙角之下。晚上回到家，妻子见丈夫出差一趟，竟分文未带回家。一问，才知道他把钱都埋在荒林中了，于是夫妻二人商量第二天再去把钱取回来。 可第二天夫妻二人去取钱时，发现藏得好好的钱竟然不见了，于是向按察司衙门报案。周新受理了此案，他先是把商人的妻子单独叫来审问，一问，发现商人的妻子竟然与他人有私情，周新于是让人把商 子的情人拘押到堂。 一番讯问之后，周新终于查明了案件的始末，原来商人出差回来时原本是要给妻子一个惊喜，所以突然回家，而妻子的情人还来不及离开他家，便藏在了床底下。就这样，妻子的情人便偷听到了二人的私房话。等到半夜，商人和妻子熟睡之后，他从床底偷偷出门，家都没回，直接到城郊树林中找到埋金银的地方，取走了全部金银。 南京明孝陵 四、含冤而死 当时，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派了一名千户到浙江办案，此人仗着自己是锦衣卫，到处作威作福，公然索取贿赂。作为浙江按察使的周新对这种行为根本无法容忍，于是准备派人缉捕此人。不料，此人提早得知消息，一跑了之了。 后来，周新到北京出差，路过涿州，竟在此处碰到了这位千户大人，真是冤家路窄，周新随即命人将他抓进监狱。然而，此人却也有些手段，再次逃出了监狱，并赶紧去向自己的顶头上级纪纲求救。 纪纲是明成祖朱棣的心腹，早在朱棣是燕王时便追随他，此人心胸狭隘、心狠手辣，尤其擅长揣摩朱棣的心思，朱棣许多想做而不便做的事，诸如铲除异己之类的事，都由此人亲自为之。 纪纲得知周新竟敢公然抓捕自己的手下，决定铲除周新。他向朱棣上奏，添油加醋，诬陷周新擅自抓捕锦衣卫，朱棣大怒，当即命令锦衣卫逮捕周新回京。路上，锦衣卫奉纪纲之命对周新严刑拷打，把周新打得体无完肤。 到达京城后，朱棣首先质问周新为何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擅自抓捕自己手下。周新面对质问，不慌不忙，对朱棣说到，我抓的是违法犯罪之人，您为何抓我。 朱棣见周新不仅不承认错误，还狡辩对抗，更加生气，下令杀了周新，史书记载，临刑前，周新大呼：「 ”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不久，等朱棣冷静下来后，颇有些后悔之意，他问到左右侍从，周新是哪里人啊。侍从回答，广东南海人。朱棣感叹道：「 ”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南岭之外竟能产生此等人物，真是冤枉他了，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故宫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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