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父亲的礼物

虹影

昨天是我父亲的生日。因为北京紧张的疫情，我没能回家陪父亲度过他九十四岁的生日。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没能陪父亲过生日。看着妹妹给父亲过生日的视频，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印在记忆中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94岁的父亲在我心中就像大海。苍桑宏伟而深邃...现在，品味父亲的一生，就像海水又苦又咸。但是，隐藏在父亲身上的，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苦涩咸咸的海浪不停地托起我，拍打着我，陪伴着我，让我成长。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我心里，父亲是我赖以生存的阳光。他不断给我光明和温暖，让我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受到春天的明媚和夏天的温暖。父亲对我们姐妹的爱是无私的，我不求回报。但是，父爱是隐藏在生活点点滴滴中的独特情感，只有用心才能体会和感受。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籍在山东青岛。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我们国家三年的困难时期。在山东，连年没有收成，连能充饥的野菜、地瓜苗、蚂蚱都吃光了。为了寻找活路，父亲随东游盲潮来到东北，辗转通化、佳木斯、哈尔滨等地，最后定居在吉林一个叫舒兰的小镇。几年后，母亲带着家里仅剩的几斤红薯干和两颗花生，带着妹妹和弟弟踏上了去东北找老公的路。从那时起，舒兰就是我们家定居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我的记忆中，我小的时候，父亲个子很高，一米七八。他黑黝黝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额头上深深地刻着几条额头纹。他浓密的黑发总是被母亲修剪得整整齐齐，眼神坚定而坚决，给我一种冷峻、凝重、安全的感觉。他常年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帆布工作服，左上衣口袋里放着一支铅笔，宽阔的后背，高大的身材。他骨子里洋溢着一种山东男人的倔强。父亲是我心目中的百科全书。我的父亲总能解决我们四个姐妹的问题和家庭问题，他给人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上了四年私塾，读了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

学会谋生:

我父亲刚到舒兰时，在离舒兰县十多公里的东福粘土矿当工人。全家人的到来给了父亲很大的压力，没有户口靠苦力是不可能养活全家的。我父亲想掌握一门手艺，但那时候没有技术类的工作可供选择。他父亲的单位里没有“翻钳、铆、焊”这种抢手的工作。最常见的工作是艰苦的工作，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工作是木工。父亲苦思良久，最终决定学木工。

当时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教徒弟饿死很辛苦，学谋生也很辛苦。父亲利用休息时间，一边帮木匠干活，一边偷偷跟师傅学木工。当时我家的情况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全家住在临时改建的砖窑土坯棚里，四面通风。连炒菜锅都是向邻居借的，没钱买一套学习工具。斧子、刀锯、拐子锯、刨子、凿子、木锉、钢锉、刨子、直尺、拐杖、卡钳、墨斗盒、干水膜、水胶盒、砂纸、磨石等工具都是父亲长期收集制作的。用来抛光的砂纸被捡起来丢弃在矿里。黄柏木桌，椴木炕琴柜，椴木面板，橡木长凳，老榆木大头桌。我四五岁的时候，晚上经常光着屁股贴爸爸的板子。父亲在刨好的木板上涂胶水，我站在一旁。煮出来的胶刺鼻刺鼻，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我不敢用手擦，怕我一松手，爸爸硬粘的木板就碎了。父亲还给我做了一把手枪，用黑色墨水画的，很逼真。这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父亲用偷来的木工手艺和这些工具养活了我们一家，父亲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为家乡默默奉献。父亲经常唠叨，“手艺在身，金子在袖里吞。”“家里有一万两黄金，身上最好有手艺。”“书中有黄金屋，书中有颜如玉。”“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应该读完五经再到窗前。”我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勤劳者统治他人，劳动者统治他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多学习别人的长处。“虽然我年纪小，还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我知道，父亲的手艺可以为我们全家提供食物。

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为了省下一毛五，从邻居家借了一把理发器来学习理发。直到我们参加工作，我妈给我们剪了头发。姐姐工作后学会了剪衣服，经常摆摊赚钱贴补家用。我也逐渐学会了生活的技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能辨认出山上所有的野菜:大蒜、艾叶、奶奶的老公、荠菜、多刺的老芽、芹菜、苦菜...春天放学就跑到山上挖野菜，一直到端午节；放学后，我去农民收割的地里捡废品，一直忙到大雪封了地；高中寒假的时候，我开始从同学爸爸当地的杂货公司赊账卖一些鞭炮，四合一的糕点盒，瓷碗，勺子到街边的小摊上。暑假里，我跑到离舒兰几十公里的西河、红旗、法特公社，买香瓜、西瓜、玉米，在县城里卖，赚点学杂费。父亲做木工一个月能挣三十二块二毛五，比二十年的工资还多。父亲退休时，一再叮嘱家人:“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吃饭的家伙”。不幸的是，我几次搬家，都不小心把父亲的工具箱弄丢了。如果这些工具还在，我一定会给父亲建一个小型的工具博物馆。这现在对我来说成了一种遗憾。

父亲的背影:

记得小时候喝水很困难，也是家里的一大任务。我不得不每天去几公里外的水井打水。我爸爸下班后去打水，我经常和他一起玩。井上支着一个木制的滑轮头，用一根20多米的绳子把水桶送到井底。水桶装满水后，用力转动滑轮头，将水桶慢慢提上来，两次挑一担水就完成了。滑轮头总是发出刺耳难听的“吱吱”声。来这里挑水的人很多，经常排着长队。轮到谁就把水桶绑在井绳上。有一次，邻居家的弟弟挑水的时候很调皮。为了省事，他放开双手，让起锚机头把水桶快速丢进水里。结果他把水桶掉到井里，弟弟吓得坐在井边哭。父亲安慰弟弟，告诉他很危险。他把杆子上的铁钩系在井绳上，在水里来回滑动。很快他就帮我弟弟打捞水桶。帮阿姨和孩子提水，打捞水桶，是爸爸经常做的事情。后来，我和弟弟学着父亲的样子，经常帮邻居打零工。因此，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邻居的朋友经常帮我为家人提水。很多年后，邻居的弟弟见到我会问起我父亲。父亲挑水几公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停下来喘过气。100公斤重的水桶在他肩上变来变去，脚步轻盈而稳健，桶里装满了水，没有洒一滴。父亲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挑水的诀窍。两个水桶靠惯性前进会很省力。一边想着父亲的话，一边背着父亲一路狂奔。父亲的话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浩劫更可怕:

十年浩劫像洪水猛兽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蚕食着中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家也没幸免，成了重灾之家。大灾难比贫穷更可怕，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深刻体会。

我爷爷邱锡远，青岛人，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为我党做地下工作。1949年3月20日，青岛解放前夕，在青岛红石崖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一家人享受革命烈士待遇。文革期间，舒兰县路段革委会只凭他家乡村委会的一张证明，就把我爷爷定性为“汉奸”、“反革命”，我们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属。政审一栏要填“历史反革命”，从父亲到我的小学生。周围的人都在回避我们。从他们异样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比瘟疫更可怕，甚至比罪犯更不得人心。从此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底的深渊，陷入了比贫穷更可怕的境地，尝遍了人间的苦、苦、咸。

一种无形的压力，像一根紧绷的绳子，让全家人无法呼吸。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成为下放劳改的对象。我远在青岛老家的奶奶也深受其害。她的户口被注销，烈士抚恤金和口粮被停发，她在邻居和亲戚的帮助下活了下来。作为一名班长，我不仅是班上考试第一名，还是一名好学生。因为反革命家庭问题，我直到小学三年级才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为了加入少先队，三年来我提交了几十份申请，然后班主任替我诉苦。以前不管生活多穷多苦，甚至断粮的时候，我都能在父母的脸上看到一些笑容。文革十年，我从没见过爸爸妈妈笑过。就算我把三好学生的奖状拿回家，全家人也笑不出来。

父亲从县城被发配到几十公里外的偏远养路班改造，一待就是6年。外婆的经历，孝顺的困境，一直在撕裂着父亲的心。因为政治迫害，精神压力，对奶奶的悼念，加上长期营养不良，父亲胆结石急性发作，已经穿孔才被允许去县医院做手术，医生救了他一命。父亲被推出急救室后的第二天，工宣队成员到医院，直接拔掉了父亲的输液管，威胁不要救治反革命家属。我父亲持续发高烧，几次休克。在他母亲、姐姐和哥哥的要求下，他当时是舒兰县医院的院长。迫于压力，他在工宣队不在的时候，偷着给父亲输液治疗，父亲在极端情况下得以保命。高院长是我们家的救星。多年以后，父亲经常去看望早已退休的高院长。

父亲从医院回家的那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全家人围着父亲哭了。父亲忍着刀口的疼痛，身体靠在墙上。父亲一边安慰母亲和全家人，一边说:“一定会好起来的。黑不能白，白不能黑。你爷爷的血不会白流，总有康复的一天。”每碗玉米糊都是父亲唯一的营养品。我爸吃好吃的没饭吃，也没说过不好吃。为了生存，父亲忍着刀口之痛，早早的安下心来工作。在全家几乎绝望的时候，父亲常常安慰家人: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固执刚毅的父亲不断给全家人希望，这可能是一家人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撑。贫穷也磨练了我的性格。我的父亲和母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从小到大，我心里没有什么困难的概念，因为所有常人看的困难，在我眼里都不是困难。还有比十年浩劫更难的事吗？

漫长的上访之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标志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方面拨乱反正的开始。父亲凭着他特有的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我们家的苦难即将结束。从那以后，父亲下定决心要去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诉。父亲明确告诉单位领导，第二年春天要去北京，必须去北京找牺牲的爷爷和家人要个说法。

我记得那是1979年的初春，当时还乍暖还寒。大地刚刚复苏，农民还没有开始耕种。父亲不顾单位领导的恐吓和警告，执意要去北京上访，母亲完全支持父亲的想法。我妈流着泪把家里唯一的猪卖了，给我爸收了点路费，怕丢了。我妈把钱缝到我爸内裤的三个地方。父亲离家的那天，我们全家送他去了北京很久。这次北京之行很不走运，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父亲左手提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干粮，右肩扛着一床用麻绳捆着的被子。他坚定地向前走，没有回头。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在心头不断升腾，泪水扑簌簌而下。父亲初到通化，和叔叔一起背起已经83岁的奶奶，踏上了漫长的进京上访之路。半年没有父亲的消息。我妈和我们姐妹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我妈经常被噩梦惊醒。半年下来，母亲面黄肌瘦，好像生了一场大病。9月25日早上，一群喜鹊在我家院子周围不停地叫。我妈送我去学校的时候对我说:“喜鹊报喜。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你父亲给我写信了吗？”当时我在学校的通讯地址是我父亲和家人联系的唯一地址。我一口气跑到学校，收发室的叔叔说，没有我的信，也没有电报。下节课，我又去了收发室，还是没有信。我不知道早上有什么课。中午，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收发室。我还没到门口，收发室的叔叔就给我打来了电报。我收到电报后，仍然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渴望、激动和焦虑。电报上写着:“儿子今日来电，报爷爷冤案平反，第二天回山东落实政策，然后回国不要看。”我一连看了五遍，怕误会，眼泪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泪有点苦，又有点甜。父亲为了省几分钱，连标点符号都不用，只用了29个字，紧紧绑在我们全家的荣辱、幸福、快乐、命运上。从学校到我家，至少有三四公里的路程，我一口气跑了回来。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时，妈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我十年未见的笑容。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却一声不吭，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父亲在初春的三月去北京上访，直到十月下旬才回到舒兰的家中。他走的时候没有种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白雪皑皑。青岛市政府实施政策，恢复奶奶户籍，补发养老金和口粮十年；舒兰县政府也根据国家政策为我的祖父毕希元重新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爷爷的功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我们家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十年后终于摘掉了。听父亲说，那时候需要拨正的冤假错案太多，进京上访的人太多，根本排不上号。我的父亲和叔叔，尤其是我83岁的奶奶，吃了很多苦，受了无数的苦。在北京，我爸我叔背着我奶奶盖着被子，睡在车站候车室、地下通道、公园长椅、路边、屋檐、树下……渴了雨水，累了兄弟俩，一个照看老母亲一个披着衣服睡觉，风里睡，蚊子咬，吃不饱，湿被子都能拧出水来。当他们生病时，他们没有钱去看医生。他们三个强行反抗。

十年浩劫席卷全国，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动荡的年代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也历练了我不屈不挠的性格。或许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所要阐述的道理。

祖父Xi西苑:革命烈士证书

男人的定力:

我父亲退休前，从来不喝酒。从我小时候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抽香烟卷。我家门前的墙上经常挂着几捆金黄色的烟卷。香烟热到闻起来呛人。夏天爸爸抽烟，家里没有蚊子，比现在的蚊香好多了。我妈用一根高粱秆给我爸做了个烟筐，里面有我爸常年擦的干烟卷叶，一盒火柴，还有我妈用我们用过的作业本剪的一叠卷烟纸。母亲空坐在炕上给父亲卷烟。粗的那端有拇指那么粗，细的那端被压平折叠起来，以免烟头遗漏。父亲抽烟时，总是习惯用牙齿咬掉两头多余的纸，点上一根火柴，深吸一口气，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他背靠着墙，深深地皱着眉头，陷入沉思，浓烈的烟味瞬间弥漫整个房间。我父亲抽了三十年的旱烟。父亲与贫穷、抑郁、无助、生存抗争的30年，也是战斗的30年。严打之后，一家人的心情渐渐从过去的阴霾中走出来，日子渐渐好了起来。有一天，爸爸下班回家，看到妈妈在补衣服上烧坏的洞，他就告诉妈妈从现在开始戒烟！前来探望的邻居大叔听到父亲说要戒烟，就试图向父亲要烟。父亲毫不犹豫地把挂在门口的烟篮、卷烟纸、整捆烟给了邻居的叔叔。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抽过烟，谁也没有想到父亲说戒烟就戒烟。

我刚开始工作。抽烟喝酒在当时的社会很流行。无论我去哪里工作，我都得分发香烟。酒决定性格的理论弥漫了整个办公室，饮酒量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学会抽烟喝酒，这样才能融入现在的社会，才能和大家有更好的关系，才不会一个人坐在聚会上。有矛盾的时候，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喝酒，为什么戒烟，戒烟后要不要重新拾起来？我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他想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不喝酒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酒，我想做好木工活也不能喝酒。吸烟有害健康。我抽烟只是为了缓解我的抑郁。如果我的生活更好，我会自然退出。”“人要有自己的定力，明明知道为什么要做坏事？如果一个人抵挡不住烟酒的诱惑，金钱的诱惑也抵挡不住，将来可能会铸成大错。”“人要活得有尊严，吃别人的短嘴，牵别人的软手。我们是烈士后代，不能贪图金钱，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抹黑祖先”。“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我工作的三十年里，我经常用父亲的话告诉自己，男人一定要有“决心”。时至今日，我依然继续抽烟喝酒。

放下斧头，拿起笔: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在辛苦工作了几十年后退休了。我以为父亲退休后会在家好好休息。你怎么知道第二天父亲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堆文房四宝，找了一条草绿色的旧军毯，铺在他以前做木工的案板上，又找了两块不用的磨石做镇纸，然后把笔、墨、纸、砚台、字帖放在桌上。我父亲研究墨水，并开始在旧报纸上研究书法。同时，他也带着浓浓的墨香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老父亲，乐观向上，放下了几十年的斧头，拿起了私塾读书时的画笔。父亲从小在私塾学到的书法技巧，加上他的学习和刻苦练习，使他的书法越来越受欢迎。每年过年，邻居都会来找我父亲写对联，祝福。很多厂门口还贴着我父亲写的大对联。谁喜欢我爸爸的话，谁就特别开心。他年年给家里写对联，从来不收他的钱。那些年，每年春节前，父亲都会在红纸上写下几百副各种各样的对联和祝福。腊月二十三，爸爸会去市场卖，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每天，父亲都会在零下20度的市场里站上七八个小时。每天爸爸回家，妈妈马上帮爸爸脱下棉衣和鞋子，让爸爸在炕上暖暖身子。我父亲喝完搪瓷缸里的热水后，就把一天收入的零钱都放在炕上。爸爸妈妈一边用长满老茧的手蘸着口水数着变化，一边和父母聊着自己的缺点。下班后，家里充满了温暖、舒适和欢乐。有一段时间，父亲迷上了书法，母亲吃饭时喊了好几次，有时根本不吃饭。父亲老了，我们姐妹心疼他在天寒地冻的地摊上不卖对联了。但是看到父亲对书法和卖对联的热情，孩子没有理由不支持父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父亲的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父亲一个冬天卖人物能赚一两千块钱。我父亲已经工作了十四五年了。母亲病逝后，父亲再也没有摆摊卖对联。

写到这里，我必须说一下我的母亲。我母亲是旧社会缠足的受害者。她拖着一双断指的小脚，为我们家操劳了一辈子。为了一个月挣十五块钱，我妈白天做家务，晚上还要去七八公里外的化肥厂打零工。一个重达40磅的肥料袋至少要装200袋。我妈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铁路货场，寒冷漆黑的夜晚阴森恐怖。从她的手和衣服上，经常可以看到摔倒的痕迹。我妈经常把脚泡在热水里，坐在炕沿上，费劲地用刀割脚上的老茧。我妈时不时皱起眉头，我问我妈，疼吗？她总是二话不说摸摸我的头。当母亲刮去脚上的老茧时，她总是感到一种解脱感。我立即拿起扫帚和铲子打扫地面。我妈不识字，就天天催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四个姐妹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妈妈是一个贤惠，内向，坚韧的女人，我爸爸以学艺术为生，我妈妈帮助我爸爸。精心照顾病重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去北京上访母亲卖猪给父亲收路费；父亲抽烟，母亲每天为父亲卷烟；父亲练字母亲为父亲剪纸磨墨；爸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妈妈把不愿意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我妈和我爸会共度余生，她是我爸的好伴侣，好帮手。虽然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到年夜饭，我们总会给我妈摆一副碗筷，放上一些我妈爱吃的食物。我能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一些安慰的眼神。母亲走后，父亲的性情变得更加沉默，思念母亲成了父亲的生命。

我的大孩子:

我父亲是个孝子。记得在我们开不了锅吃饭的日子里，爸爸妈妈坚持给奶奶寄钱，奶奶喜欢吃冰糖。父母安排我们每年给外婆送点冰糖，外婆在青岛老家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父母的孝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已经退休的姐姐和姐夫也一直在亲自照顾我的父亲，让我可以腾出身体和时间专注于我的养老孝心。

父亲退休后，我开始劝他喝点红酒软化血管。我爸说:要喝就喝点高度白酒。只有白酒才够劲。每次给父亲买一些好的高度白酒，父亲从来不让我乱花钱。每次只喝小酒盅，喝完都要用嘴吸干净，生怕浪费一滴。那就在我眼前。

几十年过去了。年过八旬的父亲虽然身体依然硬朗，但瘦弱的身体、微弯的背、小脑萎缩经常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尤其是八十五岁以后，父亲的动作越来越像小孩子:经常把抹布当毛巾；往往一个人在卫生间洗脸洗手很久；总是往鱼缸里放垃圾；经常忘记摘假牙；总是穿衣服，扣错扣子；父亲变得特别爱哭，一想起往事就流泪。但是，他下楼散步的时候，总喜欢和路人打招呼。在外人看来，此时的父亲根本不像是一个患有小脑萎缩症的人，而是一位好客的长者。去年夏天，住在青岛的86岁的小姑子和83岁的小姑子，在孩子的护送下，去北京看望我93岁的父亲。三位老人做梦也没想到，三姐妹能在八十多岁的时候相聚在北京。姑姑在北京期间，家人陪三位老人参观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鸟巢等名胜古迹，品尝了北京的特色美食。父亲时不时认识我姑姑，知道是姐姐来看我，聊家乡话题；有时候他指着他阿姨问我这是谁。有时候捧着水果给阿姨吃；父亲不认识人的时候，姑姑总是热泪盈眶。90岁的父亲就像一个老小孩，单纯透明，似乎看不起世间的一切。父亲认识人清楚了，就像小时候一样跟我们说实话，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困难，总想帮我们做点事。看着就难过。我陪了三位老人几天，既开心又安慰，痛苦又快乐。告别姑姑时，我望着三位老人手挽手颤巍巍地走着的背影，心中感慨无限:真是千难万险，老了也难上青天；老了难，老了更难。我劝你不要为老年人着想。

左:87岁大妈；中国人:94岁的父亲；右:84岁的大嫂

我父亲是我的人生导师。冰心说:父爱是无声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或学前班。我的学前教育是在父亲的膝盖上度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很有威慑力，从不溺爱孩子，也从不打孩子。无论是什么时候我拿到了学习的奖状，还是回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工作和父母的汇报，父亲总会放下繁忙的工作，抛给我那句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不要骄傲！但是，我的表情表现出骄傲和欣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给了我八个字，“要端庄，不卑不亢”，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父亲永远是我心中那个倔强，刚毅，执着，勤奋，淳朴，善良，深爱着我们的山东汉子。

在外面，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我的父亲。我知道我爸爸正在家里等我。知天命，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孩子面前是父亲。当我打开门，看到我的父亲，我可以喊:“爸爸，我回来了。”这是多么幸福啊！

父亲在这里，家人在这里，父亲的健康给了我们欢乐和幸福。我爱我的父亲，愿上帝保佑我父亲幸福安康！

这篇文章献给我父亲的94岁生日礼物。

2020年6月27日，梅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