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80后、90后一代孩子的童年记忆中，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的位置。这部在制作上不能用精细来形容，形象设计有点粗糙的电影，即使时隔20多年，也不乏闪光和动人的特色。总是和儿子玩各种游戏，从不孤傲而是做“一对好朋友”的父亲，仍然是很多家庭需要努力的方向；影片中那些家庭的日常呈现，与童话情节交融，依然有着国产动画少有的亲切和生活质感。

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浙江淳安人，现居上海。40年来，他一直为儿童写作，代表作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等。

他是郑春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故事的原创者，也是1995年漫画的编剧。相对于这部作品的巨大名气，可能没有那么多观众和读者了解她。在中国儿童文学拥抱市场的近二十年“黄金时代”，郑春华显得相对安静，作品不多，也不常在媒体上露面。直到最近，因为新书《米斗的大计划》的出版，记者在出版社的反复协调下，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

曾经，由大儿子、小爸爸和围裙妈妈组成的三口之家，是幸福家庭的典范。然而，在郑春华最近两年的三本新书中，她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痛苦或残疾的家庭，以及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2015年《一姐二哥》写了一个小女孩的柔软的故事，她的父母分别离异和再婚；之后的《亚中和亚传》写了社区里一个外来务工家庭的双胞胎女孩如何与城里同龄的孩子相处；最新的一本书《米斗的大计划》讲述了一个父亲去世的一年级男生米斗是如何走出迷茫状态的。

米斗的大计划

郑春华

插图:胡版:接力出版社2018年7月

图片来自《米斗的大计划》

在儿童文学中写不幸并不常见，也不容易，因为一个沐浴在阳光中的幸福童年符合大多数父母的期望。读这三本书，每一次故事里的孩子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都让读者感到焦虑。虽然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都很温暖，但那种安慰、喜悦夹杂着苦涩和无奈的感觉，是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无法提供的阅读体验。

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到这三部命名为“小露系列”的新书，对郑春华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但其实当时她创作的初衷是看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孩子的孤独和父亲陪伴的缺失。讲一个完美的故事，还是正视缺点本身，将近30年过去了。在不同的选择下，郑春华始终没有离开对童年和社会现实的关注。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很多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探索儿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为什么从一姐二弟开始创作这样一个系列？有没有特定的生命原型或起源？

郑春华:《一姐二弟》其实有点生活原型。是我女儿的一个青梅竹马。她是我们的邻居，父母离婚后就搬走了。有时候我们会想起这个孩子，可怜她，担心她。几年后，我在一家文具店遇到了她，我很惊讶地认出了她，因为她和我想象中的离异家庭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她比以前更好看了，穿得也不错，和父亲交流也很自然，好像在给老师选教师节礼物。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过去，我不会想到她来自一个离异家庭。那天走出文具店后，我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灵感。

我想的更多的是，有时候我们成年人因为经历，吸收了很多东西。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幸时，我们以前吸收的消极的东西可能会加强它。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所以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灾难时，他们可能会用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去应对，这种方式更简单，更宽容，也更强大。

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郑春华

插图:胡

版本:接力出版社，2015年12月

新京报:总的来说，儿童文学是美好的，阳光的。如果选择苦难作为主题，你会觉得是一种挑战吗？

郑春华:我觉得儿童文学不可能是单一的，总可以是一些关于快乐校园的作品。因为世界是完整的，总有一些人要经历这些不幸。这是童年时期的客观事件，我觉得应该写一下。

我觉得儿童文学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问题是怎么写。和米斗大计划的写作一样，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我长期观察儿童世界的产物。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对孩子的尊重远远不够，尤其是在情感和心理方面，对孩子的误解太多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成年人，也以一种固有的经验认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丧亲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不然。所以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其实是想探索儿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观察、积累和探索孩子的世界的？

郑春华:像米斗大计划的开头，写的是幼儿园毕业典礼。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女儿的毕业典礼。是真的。我当时是以家长的身份去的，然后我在家又看了一遍录好的碟片，突然发现我女儿班上有个男生一直在边唱边哭。我当时很惊讶，因为这个男生来自台湾省，只在这个班呆了一年，而班里其他同学已经一起上了四年幼儿园，所以我感觉他的感情还没到这个阶段。

可能是职业关系吧。我必须追寻这个奇怪的现象。我打电话给他妈妈，想找到答案。他妈妈的回答是，是的，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相当脆弱。但是我听了之后并不满意，一直在思考。我开始以为这个孩子是从台湾省来大陆的。他已经离开了曾经的台湾省的朋友一次，这个班的前半段他过得很艰难。第二学期，他刚入群，又要走了。其实他的内心已经压抑了很久。他是个孩子，他没有办法表达。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释放，这也是他哭得如此强烈的原因。由此，我感觉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经历了一些变化，却无法像成年人那样更全面、更细致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只能压抑。我写《米斗大计划》的时候，也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丧亲家庭的孩子。书里有很多细节，都是前世积累的。

新京报:儿童文学有童心的要求。你在写作的时候，如何调整苦难和阳光的比例？

郑春华: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儿童文学是儿童第一，文学第二。所以，我写这样的题材，不会写得那么痛苦，那么催人泪下。我会考虑这个主题，它是给孩子们看的。所以回归到的是孩子的单纯，一种不受成人世界干扰，自己产生的力量。他们有一颗很单纯的童心去面对和消化生活中的这些变化。所以他写米斗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去强化这个悲剧，而是用自己的单纯和质朴去吸收消化这个灾难。

新京报:你想象中的读者是有类似经历的孩子，还是生活幸福，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孩子？你觉得他们看完会有什么感受？

郑春华:其实这个问题我不会想太多。因为对我来说，我写作首先是为了我自己，就是我要表达我心理上的感受。我要尽可能把我发现的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我会觉得不舒服。其次，我觉得我的写作应该更多的是和孩子平起平坐，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教育。

这样的主题应该不会受到孩子的欢迎，甚至很多家长可能会回避，认为不吉利，不开心。家长可能更愿意接受那些快乐的儿童文学。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名编辑。所以我多为自己考虑，不太为读者考虑。

亚中和亚川

版本:接力出版社，2016年12月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只要一部作品有文学魅力，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我觉得孩子都会平等地吸收，家长也一样。就我的写作而言，我确定自己一直以来的价值取向和三观都很坚定。我不会迎合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或者孩子的价值取向。

缺乏父爱，向大头儿子寻求“补偿”

新京报:当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被改编成动画电影播出。对你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春华:大头儿子写于1990年，很早，为期刊。然后期刊很喜欢，然后很快就获奖了。之后有出版社找我出小册子，很快有导演找我改编漫画。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怕麻烦，怕很多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但是这个导演很执着。他找了我三次，最后利用我工作的出版社的主编做我的工作，这样我们就开始合作了。一开始做了12集，最后做了150多集。

你说这些东西如何影响了我的创作，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证明。当时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组稿的时候是有比例的，要求有多少人生故事，有多少童话故事。我一直鄙视生活故事的手稿。我觉得他们太具体，太忠实于现实，我不放过自己。所以我想我会试着自己写。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儿子三岁，是当时的独生子女年龄。我的家人已经对此非常关注。爸爸对儿子的陪伴做得很好，但是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很孤独。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到在一个三口之家，父母的角色不仅仅是父母，更是兄弟姐妹的替代品，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想法。

另一方面，漫画出来后，因为很多人会给我发一些信息，也许我会对儿童世界有更深入的思考。我没什么可想的。我写得多好。我只是好奇。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包括我有一段时间在欧洲的时候，发现很多中国孩子都在看。我去了德国一个朋友家，他们家儿子好像四五岁，出生了。然后他妈跟我说，他们儿子那么喜欢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我很惊讶。我觉得德国有那么多好看的漫画。为什么他喜欢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很难理解。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因为他爸爸在那边很忙，没空陪儿子，对他很严格。所以我理解，其实在这个孩子的生活中，他缺少父爱和陪伴，他通过看着大儿子获得一种满足感。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父亲是严格的。也许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父爱缺失的一种补偿。

新京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取得了成功。现在儿童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仍然受市场影响很大。你如何看待影响力、收入和你的创作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小露”系列可能不是市场上很受欢迎的作品。

郑春华:我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我一年有365天，其实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看书，看书。而不是去研究它，只是沉浸在这些故事里，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需要。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写作和表达。你说的迎合市场，我做不到，也不会做。我只能做我想写的。可能出版社更了解我的性格，人家也不会找我写什么。

另外三分之一，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无奈。我必须参加校园活动。我必须签名售书。那么为什么我又在这一点上让步了呢？毕竟我也是生活中的人。我知道现在的作者、出版社、书店已经是一个团队了。编辑在你的书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不得不配合营销。从内心来说，我对整个签售活动是非常抵触的，但是我没有办法。

其实我喜欢在校园里讲课，和小朋友互动。所以我现在上学，能做的就是不想当场卖书。又不是我去学校叫卖，喊着“这袜子是棉的，这t恤吸汗。”如果变成这样的效果，我接受不了。另一家出版社曾经和我沟通过，让我在一个商场的中庭做讲座，把我所有的作品打包销售。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反应很抵触。抵制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是在坚守我最后的尊严，我不想把我的作品完全变成一种商品。

新京报:你未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郑春华:前段时间电视上真人秀太多，导致很多孩子的梦想一直是歌手和明星。然后我会想，我们这个社会主要是普通人，普通职业也很多。我想作为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在作品中展现这些职业。我准备根据他们写一些故事，所以最近连续写了不少绘本，现在还在写，比如消防员，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在机场指挥飞机的飞行员……包括24小时便利店夜间值班的人。我们不理他们，也不会告诉孩子这些人是为我们服务的，要尊重他们。那至少我让你知道了儿童文学有这么一个职业，我对他们有一种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