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送领导红薯是什么说法
导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来自戏剧“七品芝麻官”，但红薯是从明朝才进入中国的，当时应该是个很贵重的东西，这个故事是在民间流传的，应该是在清朝以后，具体的作者也不知。但这话是从豫剧中来的，流传也就是近现代。“七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来自戏剧“七品芝麻官”，但红薯是从明朝才进入中国的，当时应该是个很贵重的东西，这个故事是在民间流传的，应该是在清朝以后，具体的作者也不知。但这话是从豫剧中来的，流传也就是近现代。

“七品芝麻官”的剧情是：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之妹、一品诰命夫人严氏在保定苑县仗势横行。定国公副将杜士卿奉命暗访保定，查问严氏罪行。杜士卿行至保定城郊，碰到严氏之子程西牛强抢民女林秀英，拔刀相助。混乱中，程西牛被管家程虎误杀。杜士卿得知秀英之兄已被程西牛勒死，当即为林氏父女写下保帖，嘱他们去县衙告状，自己赶回京城禀告徐千岁。严氏得知儿子被杀，亲手执木槌打死了秀英之父。秀英悲愤至极，在为人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新任县令唐成下乡察访时大声喊冤，唐成让她到按院告状，自己也匆匆赶至。按院五台大人不敢断案，将案子推给了唐成。唐成决定为秀英做主，审问严氏。他假意与严氏周旋，拿到了人证和物证，抓起了程虎，镇住了骄横的严氏。此时，杜士卿奉旨传来大理寺公文，命令将严氏捉拿归案。清晨，唐成押着严氏进京复命。

提及义乌，几乎所有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都会在脑子里反应出一个词：小商品市场。是的，这个现在看来是浙江甚至中国经济活力最为强劲的县级市，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在进行。作为一个标志，义乌在央视的城市形象广告上描述自己是“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这个城市只有1000平方公里出头的面积，本地人口是60多万，但几乎容纳了一倍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外来人口中，还有相当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官方的数据说是8000人，而根据记者了解，民间的说法高的达到上万人。 草根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坚持和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以培育、发展、提升市场为核心，大力推进工业化、国际化和城乡一体化，走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

　　“这个地方原来很穷，农业自然条件不好，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摇拨浪鼓卖糖。义乌政府在当地老百姓生存都困难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都在驱赶‘马路市场’的时候，只能考虑接纳他们使之能够生存下来。不敢说义乌市领导有先见之明，当时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为了扶持农民，为了发展经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正如马院长所言，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虽然义乌领导没有先见之明，但义乌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义乌人敢为天下先。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在全国率先放宽个体户工商登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纷纷加入经商队伍。这期间，部分经营户通过经商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买进机器办起加工厂，形成了“前店后厂”工商一体的家庭经营模式。

　　义乌政府的慷慨接纳使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改善了，从政府角度讲，税收增加了，城市发展就更有底气了。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市场一经形成，流通量大了之后，商人们就蜂拥而至。一时间，金华、永康等地方的小商品都集中到了义乌，义乌市场逐渐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集散中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平面地描述义乌是困难的，在几大市场密如洪水的人流、物流和几乎看不到的资金流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义乌。好在我们更试图从纵向去解剖这个一无资源，二无国家投资的草根城市发达的路线。这样会清晰得多，也会容易得多。鸡毛换糖：民众贸易的草根基础义乌商人宗承英现在成了企业家，他递过采的名片是义乌梦娜袜业公司的总经理。工厂的规模不小，员工有3000多人，是义乌数得上制袜厂。尽管人们提起义乌的袜业马上会想到“浪莎”，但是宗似乎并不认可“浪莎”的工厂做得比他们两兄弟的好。“他们比较重视宣传，因为主要的市场都在内销上，所以品牌很重要；而我们的销路有很大一块在外贸上，所以在宣传上比他们要弱一些。”　　“我在商海里扑腾已经有30年了，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企业上。以前碰到过一个做生意的女老板，她很羡慕我们做实业的，心思少。可是我对她说，做实业实在是一件很累的事，利润倒反而是做生意的好得多。要说实业，那也就是一个稳字，其他和做生意都没法比。”　　宗有资格来说这个话，因为他就是一个从生意人转化过来的企业家。而在义乌，几乎所有的本地企业家都是从生意人转过来的。　　“最早的时候大概要到1970年，我就开始做生意了，从鸡毛换糖开始。所有义乌上了年纪的生意人都是从这个小生意开始的。没办法，义乌穷啊，人均地只有几分，如果老实呆在地里的话家里吃的肯定不够。所以农民都时兴在家里用红糖熬成糖饼，用担子挑着到外面去换鸡毛，回来到社队企业里可以换点钱，他们用鸡毛做浙江城里家庭常用的鸡毛掸子，这点钱拿来贴补家用。”　　“鸡毛换糖时间做长了，人心也野了，总想做点生意。后来就偷偷地找到苏南的一些社队企业，找关系批点钮扣之类的日用品来本地的小店卖。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所以得偷着干。前一天在生产队里请好假，夜里就出发，走到义乌车站，坐晚上的汽车到嘉兴是早上，换到苏州的车，中午到苏州，下午到厂里拿货立即回头，晚上到嘉兴，坐夜车回义乌正好是凌晨直接下地干活，收工了以后再把回来就藏在家里的货拿到要货的小店里。”宗说这样辛苦两天的收人大概就可以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两个月的工分值。对于宗的这段经历，老资格的义乌本地退休干部冯志来评价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老百姓被生活逼着走出这条路，义乌接下来的小商品市场就是开起来了也不会兴旺。他们在一条条贸易线路上走来走去，摸熟了每条线路的货源、下家，才有了市场的根基。而这些根基的起点，几乎都可以归纳到义乌传统中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鸡毛换糖中去。”从地摊到大棚的起步1984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关键点，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看到了义乌街上越来越多摆卖各种各样商品的人群，在政治形势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决定把这些马路摊收归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决定投资几十万建一个大棚。小商品市场的雏型就这样诞生了。据义乌本地的新闻报道说，因为这件事，谢高华这个本地干部到退休之后都受到本地人的高度尊敬，义乌的第一代商人还经常会把一些礼品送到这个已经毫无权力的老人家里。在某种意义上说，建一个大棚本身是小事，但在民众看来，却是一级政府对原来处于谁都不管状态下的市场的认可。　　而此时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在跑单帮。“当时我去了广西做生意，一开始是在柳州桂林摆地摊，卖的还是日用品，而且是什么都卖。但是货源慢慢地从苏南地方转到了义乌本地，因为这时候义乌人已经有很多从苏南拿货到本地卖了，他们拿货量大，价钱比我们拿得便宜多了。而我们就在义乌拿货销到外地去，一年到头在外面卖，每年回来几次而已。”宗记忆犹新的是广西的小偷特别多。“但是他们不大敢偷义乌人的，因为那时候在那里的义乌人已经很多了，而且相互很团结，小偷知道偷义乌人东西被抓到是很惨的，经常会被打个半死。所以我们的势力在当地也很大。”　　“后来当地也开始建市场了，我们就进市场经营。而我的经营范围也就缩小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卖钮扣，并且开始和家里人有了分工，有人专门在义乌和温州的桥头拿货，我在广西那边卖。那时候浙江人在广西那边的也越来越多，生意的利润很薄。不过我的生意还好，赚的就是断货的钱，我经常在市场里转，努力做到到货时间和人家不一样，别人大批货到的时候我不出货，专找大批摊位快没货的时候让义乌给我发。因为服装厂里来任务是没数的，而且时间很紧，如果市场货多他们就压价，没货的时候你涨个一分两分他们也要。这种生意的赚头就大了。”　　这个阶段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基本上就靠宗承英这样的商人在外面卖货支持着。与全国当时大量出现的地摊式和大棚式小商品市场没有多少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区别，就是支撑着这个市场的商人们因为眼光的不同而把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多卖一点还是少卖一点的差别。宗承英与广西市场中其他地方商人的差别，最终将使义乌在小商品市场中脱颖而出——商业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出货多，拿货的价钱就便宜，如果能始终保持着这种便宜的价格，这个集散地就成为一块洼地。洼地效应和种类的扩大“慢慢地，其他地方的人都知道义乌拿货便宜了，很多广西本地人也都开始到义乌拿货了。这些人在本地的销路更稳定，我们就开始转向了。”宗说。这是洼地效应的扩大。在90年代后期，义乌的名声开始大起来了，这种名声对义乌市场的扩大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开始向义乌跑的时候，这个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内的大批发市场，而其他地方的小商品市场则成为它的零售地。此时，它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开始稳固了。　　而这时候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改行做花边了。　　“台湾人当时把花边叫蕾丝，他们那边这种产品很便宜，因为都是机器加工的。但国内用机器加工花边的工厂很少，价钱贵。所以我们在福建和他们做生意，其实我们也清楚，很多福建人是从台湾渔船上走私运货过来的，这个我们做不了，也不敢做。当时我们做的生意是在福建人手里买花边，再拿到义乌去卖掉。因为义乌的服装辅料价格便宜已经有相当的名气，很多服装厂都来拿。生意又简单钱又赚得多，是我做生意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此时宗承英已经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有了几个摊位。而从宏观上看，他和众多的义乌商人一样，此时做的是扩大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从经营品种上进一步巩固这个市场的地位。如果说价格低使义乌的小商品崭露头角的话，品种的逐步齐全则使它的磁吸力进一步扩大。一站式采购是所有工厂和商人的想法，而宗的努力正在给义乌增加这种力量。而此时宗承英的弟弟在做袜子生意，他拿货的地点在义乌附近的一个名叫诸暨大唐的地方，那个镇到现在为止都是著名的袜乡。“袜子的生意比我花边的生意做得长，因为浙江像萧山这样的地方都很快引进了花边机，生产出来的花边比台湾那边便宜多了。一开始台湾花边还可以以花色品种来取胜，但很快这边就赶上来了。这时候我就回义乌了，和弟弟一起做袜子生意。”宗说。“这时候义乌的市场开始扩建了，除了逐渐分布了好几个市场，我记得篁园等好几个市场都是那时候建的，小商品市场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我们兄弟的摊位买得早，所以位置好，生意很多，但是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这时候我弟弟就动了办厂的念头。”而对于义乌市场扩建的事，现在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任战略发展总监的谢世煌研究过很久。谢所在的阿里巴巴公司是全球最大的B2B网站，是新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一块。但是谢毫不掩饰地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给了阿里巴巴以很大的启发。阿里巴巴公司经常琢磨的就是义乌市场。“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需求，小商人们喜欢在大棚式市场里挤来挤去，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便宜。而大商人们成交一笔可能就是几百上千万，价钱上的一点点相差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他们当然更想要交易时的舒适度。对客人的这些细微差别，做市场的不能不考虑。这样才有越来越旺的生意。”实业办厂的事宗家兄弟商量了好久，因为进实业确实不是件容易下决心的事，但是因为销路好，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要做实业的话，我们就要进最好的机器，做最好的东西。要和大唐那边的低档货拉开，才会有销路。”宗承英这样回忆他们在办厂时的考虑。事实上，宗氏兄弟的考虑又踩在了点上。在1995年以后，由于销量越来越大，义乌人发现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建厂已经是一件比较合算的事情。因为仅仅是一个小商品市场中的单一品种的销售，也已经足够发挥一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了。而掌握了实业，对于小商品市场中的商人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工厂在自己手里使他们工商结合，可以比单个的商家和工厂对市场都更为了解，也更从容。“我们的运气很好，因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工厂投产的时候，老外开始在义乌出现了。他们对中高档产品的要求更多，订单下得也更大。不过价钱谈得很凶，好在我们有工厂在手里，如果我们做不了的单子，在市场里肯定没人做得了，甚至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做不了，所以外销上升得很快。很多低档货他们又看不上，所以最后还会来找我们。很快我们的工厂就处于饱和状态了，直到现在都排得很紧。以前工厂里一线织袜工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我们每月给他们的工资是500多元，但是人的流动量太大。因为生产紧，我算了算让他们在低工资下流动也不合算，所以后来干脆一次性给所有员工加到750元，让他们都稳定下来。”对于浙江的温州和义乌两个大商帮支撑起来的城市，深谙浙商之道的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更看好义乌。“因为义乌更具有开放性，把天下的商人都集合到义乌来，把批零差价让给他们赚，然后让外国人以本地化的商业来进入他们自己国家，这显然对销售中国产品更有好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韩亚东

针对快递违规寄送礼品礼金问题，浙江省东阳市纪委监委紧盯关键节点，邮政管理等职能部门组成监督检查组，对当地专卖店、超市寄送的快递信息进行监督检查，对寄送到企事业单位、重点社区、重点人员的快递信息进行筛查。图为近日，监督检查组在某快递物流点查看相关资料。方摄

“五一”前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要求高度关注通过快递物流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随着正风肃纪的不断推进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一些人把收礼的歪点子放到了快递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案情，2021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曹文秀违规接受在该区经营的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送的白酒、水果等礼品；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原副书记王立斌违规收受基层税务干部公款支付的海鲜等礼品，以及民营企业家赠送的茅台酒1箱，其中部分为快递邮寄；2020年中秋节前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新华人寿云南分公司集团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郝违规用公款快递送月饼。

用快递送手表、美容卡等物品，用土特产盖起来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从“明面”走向“暗线”

“这些年来，我和曹文秀已经达成了默契。如果有什么需要，要提前沟通好再送。有时候他缺什么东西，会直接问我，快递给他。”“今年春节，他说家里有些水果。我买了之后就直接送到他家了。”2021年3月，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在办理一起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发现了老板冯某某通过快递给公职人员送礼的问题线索。

冯某某是密云区某房地产开发商。为了顺利推进一个项目，时任密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曹文秀通过快递包裹，成为他“联络感情”的对象。

“冯某某说水果快递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邮寄地址是新发地水果市场，寄件人也是卖水果的商贩。很难把它当成别人送的礼物。”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室组织人员对快递信息、支付记录等进行核查。并与商贩谈话求证，最终核实曹文秀收到冯某某通过快递邮寄的年份酒、水果等礼品的事实。曹文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21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曹文秀违规接受快递礼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问题。

网上购买，留下地址，进行电子支付，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礼品购买和赠送。3354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上选礼物、快递送礼已经成为一些人心照不宣的送礼方式。

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了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两起存在通过快递收受礼品的问题，包括：王立斌违规收受s等礼品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原书记员张喜元是一个痴迷奢侈品的“80后”。单价过万的服装、名牌皮包、进口化妆品，是他日常生活的标配。为维持高消费生活，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张喜元单独或伙同市人民法院办公室原主任、司法装备处原副科长郑玉华，从法院执行专用账户挪用巨额执行资金。其间，张西元为了感谢郑西华在挪用公款问题上的“帮助”，将手表、美容卡等贿赂用快递寄到郑西华家中，并用红薯等土特产遮盖，掩人耳目。经查，张西元先后送给郑西华共计259984元。张西元因贪污、受贿获刑15年，郑西华因贪污、受贿获刑6年。

快递的隐蔽性让一些人误以为找到了利益输送的新“秘密渠道”，但障眼法掩盖不了违法乱纪的本质。

涉案人员为何通过物流快递送礼物？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土特产”和“小礼品”通过快递送到你家门口，避免了公众的白眼和人上门的尴尬。此外，快递包装有了更多的“掩护”，使得送礼和收礼更加隐蔽。

在调查过程中，张西元向办案人员承认，这种方式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也让郑西华更容易收受自己的财物。

浙江台州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陈文博认为，在物流系统和网购的掩护下，网购“隐身衣”的礼品往往是由送礼者直接送到受礼者的工作单位、家中或物流岗位。一方面，比拎着大包小包到门口更不引人注意；另一方面，送礼者多为土特产或喜庆礼品，以“某样东西”或“我的一点心意”更容易被接受者接受。而且快递签收后，退货比较麻烦。特别是一些包裹，快递员不打招呼就送到代收点或者快递柜。如果被退回，需要联系等待快递员来取，有的还不知道退回地址，容易造成收到礼物的既成事实。

“物流快递送礼不仅是一种隐性送礼，更是一种温水青蛙式的‘狩猎’方式。”江苏省江阴市纪委第七审查调查室主任于海分析：“一方面可以防止行贿人被行贿人置于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它可以逐渐逐渐升温。先用小价值物品培养感情，再用大价值财物拉拢腐蚀”。

“快递送礼的隐蔽性，让一些人误以为找到了利益输送的新‘暗道’，但‘暗道’并不安全。”陈文博的分析表明，互联网可以让双方不见面，同时也会留下印记。每个快递的收发都有记录，有购买和付款的凭证。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根据通过信访、巡视等渠道获得的问题线索，或者集中重点人群进行专项治理，并比对购买记录和付款凭证。

等内容，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隐形变异，‘变’的是手法，‘隐’的是目的，本质是忘记初心使命、滥用公权力。”江苏省江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靳佳高表示，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其实并不“安全”，“网购 快递”的障眼法掩盖不了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实质。例如，张希渊挪用公款事情败露后，江阴市纪委监委对其采取留置措施。经对其所用手机电子取证，调查人员发现其中存在疑似行贿的钱物照片和快递送达的聊天内容。在打印出来的物证照片面前，张希渊很快交代了为了请郑曦华帮忙掩盖挪用公款事实，通过快递方式送钱物等好处的犯罪事实。

把住“收”和“寄”两个关口，不断提升精准发现问题能力，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针对披上快递隐身衣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创新监督执纪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不断提升精准发现问题的能力，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这五个快递怎么一模一样？”日前，密云区纪委监委第十联合派驻纪检监察组成立检查组，对被监督单位“四风”问题走访调查，途经区文旅局机关传达室时，五个摆放整齐，形状大小一模一样的快递引起了大家注意。查看快递，发现收件人分别是区文旅局三名局领导、两名干部，但五个快递均找不到任何有关寄件人地址、姓名和电话等信息。经查，这五个快递是某第三方公司为区文旅局五名干部寄送的食品大礼盒，该公司此前被区文旅局选定并承办了一项文化活动。区文旅局对寄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办理了所有快递的退回手续，并召开党组会议，局主要领导对上述情况进行说明，并向机关全体人员重申“严禁收受礼品”的纪律要求。

借助群众监督的火眼金睛，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江苏省盱眙县纪委监委紧盯重要节日、干部提拔重用、村“两委”换届等容易集中发生送礼等不正之风问题的特殊时间节点，协调有关单位，在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链条上配备50余名廉情监督员，发现异常情况，记入廉情记录本，及时反映给县纪委监委。

盱眙县纪委监委还加强与审计、巡察、信访、住建等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畅通电话、网络、媒体等接信接访接诉渠道，建立健全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督查、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督促整改等机制。

“纪检监察机关从把好‘收’和‘寄’两个关口入手，撕掉快递送礼‘隐身衣’，让包裹里的腐败无所遁形，严防快递送礼成利益输送新‘暗道’。”庄德水说。

在标书中附加不得寄送节礼等承诺，建立廉政黑名单、“三必谈”等制度，制作物流快递礼品上交流程图为防治快递收送礼扎紧制度笼子

2021年中秋节当晚11时，浙江省台州市某项目施工方老板，收到了来自市商贸核心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纪工委书记周林富的电话劝诫：“作为施工单位，你们把项目质量做好，就是最大的节日祝福，无需通过送礼来表达。”“如果你再拒绝取回包裹，我明天就向公司提议，把你单位列入工程廉政黑名单。”

几十分钟前，下属子公司负责人向周林富汇报，称他晚上10点多到家，发现了一个快递包裹，是他所负责项目的施工单位老板送来的，他给这位老板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均以节日小礼物为由不肯取回。周林富当即联系这位老板，送礼人听说其公司可能因此被列入工程廉政黑名单，意识到自己打错了算盘，遂连夜从外地赶去取回礼物。

随后，该公司纪工委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节礼收送问题专项整治。经研究，台州市椒江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协助该公司纪工委制定了“源头把控、及时告诫、紧密合作”的策略，除了绷紧内部廉政之弦，更要斩断外部送礼之手。

在工程招投标阶段进行源头把控，建立工程廉政黑名单制度，在工程项目招标过程中一律事先在标书里附加包括逢年过节不得寄送节礼等一系列廉洁承诺。一旦发现有违反廉洁承诺的行为将被列入公司黑名单，不再开展后续合作。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联合国资部门建立国企领域工程廉政黑名单信息库，由各国有企业将列入黑名单的工程施工单位名单通报给区国资监管部门，在全区国资平台曝光。曝光后，其他国资平台也会视情拒绝与其合作。

该公司纪工委还建立“三必谈”工作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合同中标后必谈。凡中标公司项目的单位，公司纪工委第一时间跟进，与中标单位代表进行廉洁谈话，明确双方合作的基础建立在实力、公正和诚信之上，而非通过利益输送取得，如有员工在招标过程中有向投标单位索要好处的可随时向纪检部门报告。同时，向中标单位代表递交《企业交往“亲清”负面清单告知书》，将企业交往中“不得赠与公司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财物或免费低价提供财物使用权”等“八个不得”清单告知对方，告诫中标单位代表不得走歪路。自开展节礼收送专项治理以来，该公司员工收到合作方寄送物品的现象明显减少。

快递而来的礼品“不请自来”。对此，玉环市纪委监委制作物流快递礼品上交流程图，详述登记、上交、报送备案等流程要求，动员党员干部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的物流快递礼品，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不知道谁把两张‘蟹卡’邮寄给我，我知道有规定不能收，所以拿来上交。”不久前，玉环市国企职工李某某收到匿名快递而来的两张蟹卡，于是他按照相关流程，填写《礼品礼金登记上交表》，到公司审计监督科上交了价值2000元的礼卡，并主动说明情况。

江苏金湖、重庆沙坪坝、浙江温岭等地纪委监委还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完善规章制度，督促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加大对商家预付卡、充值卡的检查执法力度，规范和引导市场主体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开展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以身边人身边事告诫大家：看似“不值钱”的“土特产”积少成多，可能断送一名干部的政治生涯。与其日后忏悔，不如现在就对有送礼意愿的“探路”果断回绝，对来路不明的快递一律拒收。

相关问答：开通借呗必须要刷脸吗

可以刷脸，也可以不刷脸。一、不刷脸的方法：实名认证,绑定支付宝,银行卡就行了。二，需要刷脸的方法：支付宝刷脸开通操作步骤：1、打开支付宝App，点击“我的”。2、点击“设置”。3、在弹出的页面点击“安全中心”。5、点击“刷脸”。6、点击“尝试刷脸”，开始录入。

7、按照支付宝的语音提示，录入脸型。

借呗”是支付宝推出的一款贷款服务，目前的申请门槛是芝麻分在600以上。按照分数的不同，用户可以申请的贷款额度从1000-300000元不等。借呗的还款最长期限为12个月，贷款日利率是0045%，随借随还。[1]借呗界面目前电商巨头推出的消费贷款主要还是针对本电商平台消费场景下的分期，但随着个人征信数据的不断积累，针对非消费场景下的个人信用贷款也在陆续推出。